【雅道相传】花朝月夜动春心,谁忍相思不相见的读书心得

十一面观音立像 日本奈良时代（8世纪）

日本国宝 奈良圣林寺藏

在四季分明的地区,春华秋实是人们对生活的憧憬与寄托, 特别是在春天百花竞放的时节,更是充满着人们对美好世界的赞美与歌颂。对于花卉的热爱,仅仅在天然环境中欣赏显然不足以满足人们的需要,于是,就有了“华鬘”和“花环”,不仅女子喜爱如此装扮,男子同样趋之若鹜,直至把鲜花带回家, 插作在花器之中,营造出一种“花如在野”的氛围。

插花,是将自然成长的花木采摘下来,用于装饰或插作而形成的视觉之美。以这样的定义,我国很早以前就有了以花抒情、用花达意的表现方式。佛前供花,是插花早期发生于中国的另一重要端口。人们为了表达对释迦牟尼的尊敬,最初主要用纯洁的莲花供奉给佛陀,直至演变到后来的十供养中,供花始终是最主要的清供方式。文人插花是中国的一大特色,在明代达到高峰,袁宏道的《瓶史》和张谦德的《瓶花谱》为中国传统插花定下了基调,其精华被日本吸收到一些流派的花道之中。

十一面观音坐像 日本平安时代（12世纪）

日本重要文化遗产 京都现光寺藏

花朝月夜动春心,谁忍相思不相见

关于插花的起源,一直有不同的见解,一种观点认为在远古时期人们就已经有了采花做装饰的习俗,从女子的“华鬘”装饰, 到祭祀活动中的清供,都是在劳动与生活活动中自然产生的审美现象,它们都是插花艺术的雏形,因此插花是从本土自然生成的生活艺术形态。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插花是由佛前供花产生的,在印度佛教中,信徒为了表达对释迦牟尼的崇敬,用鲜花置于舍利宝瓶中,才有了最早的供花形式。由于佛教源自古印度,对于中国来说是一种外来的宗教信仰,由此伴生而来的佛前供花也就成了源自域外的传播结果。

从《诗经》中就可以看到许多对花草树木的歌颂,在唐诗、宋词、元曲和明清小说中更是无处不见对花的描写,如果在古典文学中抽去了花草内容,恐怕会支离破碎得无法拼出完整的中国文学图像。

日本《诗经名物图解》之一

《诗经·郑风·溱洧》中写道 :“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勺药 。” 短短数语, 却讲了一个爱情故事: 春天来了, 青年男女一起在郊外游玩,到处挤满俊男靓女,又是笑来又是说,为表达 心中的爱慕之情,青年男女在临分手时就摘下芍药花枝赠送给对方。这采摘下的花枝,在古代就有个专用名称 :折枝花,如同现在的切花。《楚辞》中也有不少关于花的诗句,那时的插花可能还没有用上容器,造型也十分简单,但在朴实无华的形式中,孕育着插花艺术的成长。

《诗经》中出现有近百种花草名称,大多出现在歌颂爱情与描写欢庆的诗句之中。对于《诗经》名物的分析一直是《诗经》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其中花草的图解十分有助于阅读和理解《诗经》内容。日本学者细井徇邀请京都一带的画工,于1847年完成了《诗经名物图解》,全书共三卷,分草、木、鸟、兽、鱼、 虫六部,收图两百多种,其中的草、木两篇,对于了解古代中国的花语与偏好很有帮助。在《诗经》所表现的时代,佛教还没有进入中国,但中国民间对于花草的热爱,以及对折枝花的运用已经相当普遍,可见其有着相当大的自发性和独立性。

河北望都东汉古墓壁画

在中国古代的岁时八节中,有一个花朝节,也叫花神节,俗称百花生日,在春秋的《陶朱公书》中已有记载。至于“花神”, 则相传是指北魏夫人的女弟子女夷,她善于种花养花,被后人尊为“花神”,并把花朝节附会成她的节日。花朝节,晋代时在农历二月十五日,至宋以后,始渐改为二月十二日。一般士民,于花朝日至郊外看花游春,这是中国人民最富诗意的传统节日之一, 与八月十五的中秋,分别称为“花朝”与“月夕”。

汉代(前 206-220)是继秦朝之后的大一统王朝,文化统一, 科技发达,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汉文化圈正式成立。在出土文物和保留至今的汉砖上,可以看到许多花卉的图像。在河北望都东汉墓道壁画中,有一陶质圆盆,盆内立有一排六枝小红花,似折技花插在陶盆之中。陶盆置于方形几架上,形成花枝、花器、几架三位一体的组成,成为中国插花的初期形态。

洛阳龙门石窟三世插花

在魏晋南北朝(220-589)期间,人们对于花卉之美的热爱, 已经从在大自然和花园中的直接欣赏,开始摘回花枝放到家中持续观赏。南朝梁袁昂《古今书评》中有写 :“卫恒书如插花美女舞笑镜台。”梁元帝奉和萧纲组诗《春别应令诗四首》,借景抒怀, 表达了闺中女子对恋人的相思之情。其一 :

昆明夜月光如练,上林朝花色如霰。

花朝月夜动春心,谁忍相思不相见。

萧绎 (508-554),是梁武帝萧衍第七子,于公元 552 年登基, 称梁元帝。梁元帝不但治国有方,而且还完成了大量著作。《梁书·元帝本记》称赞他 :“博览群书,下笔成章,出言为论,才思敏捷, 无人能和他相比。”《春别应令诗四首》其一以月光如练、朝花如霰, 营造出春心浮动的意境 ;其二写交龙锦、合欢枝以及映日通风影珠幔,飘花拂叶度金池 ;其三以杨柳乱丝比喻思绪万千,直抒离别之痛;其四写当时与佳人觅语吟诗,而今只有在夕阳下倚桥望月, 凉月如水, 与云相映,更添离愁。在落花流水之间,将人生的真实境界与诗歌的艺术境界合二为一。

卢楞伽《嘎纳嘎拔喇尊者画》(局部放大)

庾信(513-581)是南北朝时期文学家、诗人,其家“七世举秀才”“五代有文集”,堪称雅道世家,他作有一首《杏花诗》:

春色方盈野,枝枝绽翠英 ;

依稀暎村坞,烂熳开山城 ;

好折待宾客,金盘衬红琼。

透过诗句人们发现 :在南北朝时期插花形态中的盆花已经出现,诗中最后一句的“金盘衬红琼”,金盘即铜盘,红琼即杏花, “好折待宾客”则说明主人用红杏插置于铜盘中用来布置迎客环境,让气氛变得更为雅致。南朝宋武帝之女寿阳公主,一日卧于含章殿下,梅花落在其额上,留下五瓣花形,拂之不去,遂号“梅花妆”, 宫女竞相仿效,成为一种时尚的样式。

古印度帕鲁德佛塔浮雕贤瓶莲花

关于插花来源于佛前供花的观点,从历史典籍中可以发现许多记载。《无量寿经·卷》(下)中有云 :“悬绘、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散花已经在当时成为“四供养”内容之一。在印度,有将莲花插入“贤瓶”中供佛的习俗,贤瓶是一 种阔嘴小颈壶式的供瓶,有时人们也称其为吉祥瓶、如意瓶、甘露瓶或宝瓶。在南北朝时期的中国佛前供花中已出现贤瓶,插花形态中的瓶花通过贤瓶得以很好展现。

在东汉初期佛教造像艺术中,如江苏连云港市孔望山的东汉佛教造像已出现了用莲花供佛的图像,在佛像旁,一名高鼻深目的胡人右手执一枝三瓣莲花,用以供佛。后汉竺大力、康孟详共译的《修行本起经》中记载 :“须臾佛到,知童子心时,有一女持瓶盛花,佛度光明......”佛教徒在佛像前供花主要是散花。东晋高僧法显在其《佛国记》中记佛像出巡时“门楼上夫人采女遥散 众华”,佛画中的飞天散花多源于此。

《法苑珠林》第三十六卷记载 :“南齐晋安王萧子懋,字云昌, 武帝之子也。始年七岁阮淑媛尝病危笃。请僧行道。有献莲华

敦煌壁画供佛皿花

供养佛者。众僧以铜罂盛水,浸其华茎欲令不萎。如此三日而华更鲜。子懋流洟礼佛誓曰 :若使阿姨因此胜和,愿佛之力令华竟斋 不萎。七日斋毕华更鲜红。看视罂中稍有根须。母病寻差。当代称其孝感也。”意思是说 :南北朝时期,齐国晋安王子懋在7岁的时候,母亲阮氏重病,生命垂危,于是请和尚做一个七天的法事, 祈求借助佛法给母亲治病。有人摘下莲花供佛,和尚们用铜钵盛水, 将莲花浸泡在里面想使花不枯萎。这样过了三天,莲花越加鲜艳。子懋流着泪拜佛,并发誓说 :“如果我的母亲这次病能够好,希望佛力加持,让花不枯萎。”七天过去了,莲花一日比一日鲜艳。而铜钵中的莲花居然长出了一些根须,母亲的病也好了。当世之人都说是子懋的孝心感动了佛菩萨,才有此奇迹。

中国的原始插花与佛前供花的礼仪相结合,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从萌芽阶段进入初级阶段,龙门石窟记录下了这一时期插花的特征。在龙门宾阳中洞前壁第三层南侧有一块浮雕,反映的是北魏文照皇后的礼佛场景,即《皇后礼佛图》。浮雕中北向的第一位 女供养人,手持三枝不同形态的莲花,做出即将插入面前侍女所持圆形浅口花器的动作,三枝花分别是一朵莲花,一个花蕾,一个莲蓬。这组浮雕插花中的莲花、花蕾和莲蓬,对应代表佛教现在、未来和过去的三世学说,这一图案被龙门石窟研究院确定为是中国流传至今最早的插花图像。

敦煌壁画都督夫人《礼佛图》

隋朝时,日本的小野妹子于推古十五年(607)来隋求经,对当时已经十分流行的盘花与瓶花产生了兴趣,回国时就把佛前供花的礼仪与插花器具带回国,中国的插花从此在日本撒下了种子。小野妹子后皈依佛教,改名为小野专务,日夜以花献佛,并制定 了寺院供花的规则。因天皇所建的六角堂由小野妹子守护,旁边有一池塘,每当圣德太子到此沐浴时,小野妹子就在池畔筑起一个名为“池坊”的厢坊,作为自己的住持之处,并在此传授插花技法, 这便是日本花道“池坊”的由来。

在佛教中,清供作为对佛主的礼敬方式,从四供养、五供养、六供养、八供养,一直发展到十供养,但无论如何演变,都没有离开供花。《法华经》中说 :“若人散乱心,乃至以一花,供养于画像,渐见无数佛。”在《法华经》的法师品中,出现的十供养是: 一花、二香、三璎珞、四抹香、五涂香、六烧香、七幡盖、八衣服、九伎乐、十合掌也。仔细看一下内容,除了居第一位的花之外，还有四种香(二香、四抹香、五涂香、六烧香)、一种乐(九伎乐)，这些都是如今雅道中的内容。

（本文摘自《雅道相传》，文字以出版物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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