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十四《水经.睢水注》考略的读书心得

卷二十四

○睢水 瓠子河 汶水

A1

△睢水出梁郡鄢县

睢水出陈留县西，蒗荡渠，东北流。《地理志》曰：睢水首受陈留浚仪蒗荡水也。《经》言出鄢，非矣。又东迳高阳故亭北。俗谓之陈留北城，非也。苏林曰：高阳者，陈留北县也。按在留，故乡聚名也。有《汉广野君庙碑》。延熹六年十二月，雍邱令董生，仰馀徽于千载，遵茂美于绝代，命县人长照为文，用章不朽之德。其略云：辍洗分餐，谘谋帝猷，陈、郑有涿鹿之功，海岱无牧野之战，大康华夏，绥静黎物，生民以来，功盛莫崇。今故宇无闻，而单碑介立矣。《陈留风俗传》曰：郦氏居于高阳，沛公攻陈留县，郦食其有功，封高阳侯。有郦峻，字文山，官至公府掾。大将军商，有功食邑于涿，故自陈留徙涿。县有鉼亭，鉼乡。建武二年，世祖封王常为侯国也。

梁郡鄢县，西周封国。妘姓。在今河南鄢陵县西北十八里古城村。春秋初为郑武公所灭。《春秋》：隐公元年(前722)，“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即此。后改为鄢陵。

睢水，战国时所开鸿沟(汉代名狼汤渠)支派之一。故道自今河南开封县东从鸿沟分出,东流经杞县、睢县北,宁陵县、商丘市南,夏邑县、永城市北,安徽濉溪县南,宿州市、灵璧县、江苏睢宁县北,至宿迁市西注入古泗水。楚、汉相争,汉卒十余万为楚军所杀,皆入睢水,“睢水为之不流”。自隋开通济渠后,开封县附近一段即淤废无水。宋时开封城东南一段又称白沟,逢雨潦时才可通百斛船,逾月不雨即涸。金、元以后,黄河南泛。故道上游日湮。明时仅残存夏邑县、永城县以下河道。至清代河南境内悉成平陆。乾隆中开浚睢河,自濉溪县以下疏为三股,由灵璧县浍塘沟以下导向东南至今江苏泗洪县由老汴河入洪泽湖,遂成今日濉河河道。[0]

陈留县，秦置，属砀郡。治所在今河南开封县东南二十六里陈留镇。《汉书·地理志》 注引臣瓒曰：“宋亦有留，彭城留是也。留属陈，故称陈留。”西汉为陈留郡治。西晋废。

蒗荡渠，一作莨荡渠、狼汤渠。即战国至秦、汉间之鸿沟。《汉书·地理志》河南郡荥阳县：“有狼汤渠，首受泲，东南至陈入颍，过郡四，行七百八十里[1]”

高阳故亭，学界多认为在今杞县西南高阳集。

《汉广野君庙碑》，按施蛰存考证汉广野君郦食其庙碑在郦道元时庙宇已毁，而碑犹在，至唐宋时碑已无著录。【舍按：广野君，前漢郦食其也，陈留高阳人。《史记正义》引《陈留风俗传》云：『高阳在雍丘西南。《括地志》云：「圉城在汴州雍邱县西南，食其墓在雍西南二十八里」盖谓此也。』以郦注所言徵之，则雍丘令董生氏其墓前立庙建碑也。董生、长照二人均无考。郦道元时，庙宇已毁，而碑犹在。至唐宋时碑已无著录，则亦亡矣。[2]】

鉼亭，鉼乡，按汳水注：“汳水又东迳陈留县之鉼乡亭北。《陈留风俗传》所谓县有鉼乡亭即斯亭也”；则鉼亭，鉼乡应即陈留县之“鉼乡亭”，鉼亭与鉼乡为亭乡同治。杨守敬推测亭当在今陈留县北。（守敬按:亭当在今陈留县北[3]）则鉼乡亭应位于开封陈留镇北，但具体位置不详。

睢水又东迳雍邱县故城北。县，旧耜国也，殷汤、周武以封夏后，继禹之嗣。楚灭杞，秦以为县。圈称曰：县有五陵之丘，故以氏县矣。城内有夏后祠。昔在二代，享祀不辍。秦始皇因筑其表为大城，而以县焉。

雍邱县故城，雍丘故城位于河南省杞县城关镇，战国、汉遗存，城址平面呈长方形。四垣周长4500米。墙与南墙保存尚好，残高2-3米，系红粘土与砂、石混合夯筑。出土有大量绳纹板瓦、筒瓦及陶器残片。据文献记载，此地春秋时为杞都，汉置雍丘县，后代屡有兴废。[4]

圈称，姓圈名称，字幼举，东汉末陈留郡人，《隋书·经籍志》著录汉议郎圈称撰《陈留耆旧传》二卷，又《元和姓纂》引录圈称撰《陈留风俗传》，二传均亡佚,郦道元《水经注》等书中有佚文凡四十余条。[5]

睢水又东，水积成湖，俗谓之白羊陂。陂方四十里，右则奸梁陂水注之。其水上承陂水，东北迳雍丘城北。又东分为两渎，谓之双沟，俱入白羊陂。陂水东合洛架口，水上承汳水，谓之洛架水，东南流入于睢水。

白羊陂亦作白杨陂。《魏书·雍丘注》：杨乃羊之误。古称肥泽。大禹治水曾在泽北筑肥阳城（今西寨）。《水经注》：睢水迳雍丘故城（今县城）北，又东北，积水成湖，谓之白 羊陂。方四十里，右则奸梁陂注之，上承汳（汴）水，又有双沟水亦入此陂。陂东合洛架口水。东汉延熹六年（163）雍丘令董生决汴水入白羊陂，蓄水灌田，民饶其利。隋大业元年（605）开通济渠、汴水南移，陂渐干涸。后因黄河泛滥淤废。遗迹在今西寨南，吕屯北一带，尚可辨认。董生决，因东汉雍丘县令董生决汴水注入白羊陂，而得名。《水经》："汴水南通睢水，谓之董生决"。水出白羊陂而东仍为睢水，入洛架口又出者谓之汴水，后与白羊陂俱废。

奸梁陂，地方学者认为奸梁陂 在白羊陂之右，今杞县赵大湖一带，下入白羊陂，后因上源汴水改道，黄河泛滥渐废。遗迹今尚可辨。

洛架口，一名"枝津"，《西征记》："洛架，水名也"。《续述征记》："在董生决下二里，双沟之一支所至，合于汴水"。明前已废。

睢水又东迳襄邑县故城北，又东迳首乡城北。睢水又东迳宁陵县故城南，故葛伯国也，王莽改曰康善矣。历鄢县北，二城南北相去五十里，故《经》有出鄢之文。城东七里水次，有单父令杨彦、尚书郎杨禅字文节兄弟二碑，汉光和中立也。

襄邑县故城，秦置，属砀郡。治所即今河南睢县。《汉书·地理志》陈留郡襄邑县注： 师古曰，“圈称云襄邑宋地，本承匡襄陵乡也。宋襄公所葬，故曰襄陵。秦始皇以承匡卑湿，故徙县于襄陵，谓之襄邑”。西汉属陈留郡。西晋属陈留国。南朝宋属谯郡。后废。北魏景明元年 (500) 复置，属梁郡。东魏属阳夏郡。北齐废。1972年冬在震惊世界的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发掘中，考古队员发现了两件稀世珍宝——西汉初期长沙国丞相轪侯利苍之妻辛追的素纱禅衣。当时它们压在几十件衣物中间，异常轻薄，很难揭取，引起了专家的注意。当衣物完整地揭取出来时现场所有的人都惊呆了，通过称重，一件衣服长128厘米，袖筒长190厘米，重仅49克，还不到一市两；另一块纱料，幅宽49厘米，长45厘米，重仅2.8克，可谓薄如蝉翼，巧夺天工，其纺织技术代表了汉代织造工艺的最高水平......考古专家通过对素纱禅衣上的“襄邑”字样分析，认证该衣和织锦均产自襄邑（今河南睢县），充分印证了当时襄邑丝织品出产之丰富和襄邑人丝织品技术的高超......两汉时期，陈留郡襄邑县是河南丝织刺绣和服装制作的中心，这里盛产优质丝织品。朝廷在襄邑设有“服官”，负责管理丝织和刺绣作坊。服官，指专门掌管为皇室制作高级丝织服物的一种工官，主管有长及丞，西汉时只在齐郡临淄和陈留郡襄邑两县设置。故此地方学者马学庆等认为襄邑是汉代的丝织中心[6]。

首乡城，按《左传.桓十八年》杜《注》，陈留襄邑东南，有首乡。则首乡城当在襄邑城（睢县）东南一带。

宁陵县故城，据《宁陵县志》: “从来更置改属,民不宁居”,并引班固之语:“邑无定名,民无定里”为证。以宁为名,是 出于人民的意愿。战国末年,由于信陵原名宁,易名宁陵。汉武帝置宁陵县，属陈留郡。治所在今河南宁陵县东南。东汉属梁国。南朝宋属谯郡。北齐废。

单父令杨彦、尚书郎杨禅字文节兄弟二碑，杨守敬认为二碑很可能已佚。(守敬按:杨彦、杨禅,《後汉书》无传。二碑欧、赵皆不著录,洪但载郦说,盖已佚。）

A2

△东过睢阳县南。

睢水又东迳横城北。《春秋左传.昭公二十一年》，乐大心御华向于横。杜预曰：梁国睢阳县南有横亭。今在睢阳县西南，世谓之光城，盖光横声相近，习传之，非也。

横城,亦称光城、横亭，地方学者认为横城遗址在今睢阳区西南15公里的毛堌堆一带[7]。

睢水又迳新城北，即宋之新城亭也。《春秋左传.文公十四年》，公会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晋赵盾，盟于新城者也。睢水又东迳高乡亭北。又东迳亳城北，南亳也，即汤所都矣。

宋之新城亭，春秋宋邑。在今河南商丘县西南。《春秋》： 文公十四年 (前613) 六月，“公会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晋赵盾。癸酉，同盟于新城”。杜注： “宋地，在梁国谷熟县西。地方学者认为，新城亭遗址在今睢阳区南15公里的李口集[8]。

高乡亭，地方学者认为即今睢阳区高辛镇。上古帝喾高辛氏初封都邑于此，汉曰高辛里，唐亦称高辛故城，宋置高辛镇，明设高辛铺，历代有集市，故称高辛集。《元和郡县图志》载：“高辛故城：在谷熟县西南四十五里，帝喾初封于此。”高辛集西北有帝喾陵，陵前原有帝喾祠、更衣亭、禅门等古建筑，院中有大量古代碑刻。清康熙《商丘县志》载：“睢阳南四十五里有岗阜，蟠踞峽嵦，实古高辛之墟。上有古城，城北有古丘，丘之阳有帝喾之祠。”史载赵匡胤曾在帝喾陵前抽签问卜有天子命，登基后下诏大修帝喾陵寝。帝喾陵周边的豫、皖、苏、鲁四省民众对其世代祭祀，已延续了4000多年之久[9]。

南亳，地方学者认为此亳城即是商汤建立商朝后的第一个都城南亳城，地址在今睢阳区高辛镇至坞墙镇一带。《史记·殷本纪》载：“自契至汤八迁。汤始居亳，从先王居，作帝诰。”即是此处。自汉至元均为谷熟县地，因此史志记载“宋州谷熟县西南三十五里南亳故城，即南亳，汤都也。”197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在此发掘出龙山晚期文化、殷商及春秋战国时期陶器残片、商代卜骨等物。我国近代著名考古学家董作宾、史学大家郭沫若、日本学者岛邦男等也都认为汤都南亳在商丘。今附近有伊尹墓、坞墙遗址、潘庙遗址等。[10]

睢水又东迳睢阳县故城南。周武王封微子启于宋，以嗣殷后，为宋都也。昔宋元君梦江使乘辎车，被绣衣，而谒于元君。元君感卫平之言，而求之于泉阳，男子余且献神龟于此矣。秦始皇二十二年以为砀郡。汉高祖尝以沛公为砀郡长。天下既定，五年，为梁国。文帝十二年，封少子武为梁王，太后之爱子，景帝宠弟也，是以警卫貂侍，饰同天子，藏珍积宝，多拟京师。招延豪杰，士咸归之。长卿之徒，免官来游。广睢阳城七十里，大治宫观，台苑屏榭势并皇居，其所经构也。役夫流唱，必曰《睢阳曲》。创传由此始也。

城西门即寇先鼓琴处也。先好钓，居睢水旁。宋景公问道，不告，杀之。后十年，止此门，鼓琴而去。宋人家家奉事之。南门曰卢门也，《春秋》华氏居卢门……里叛。杜预曰：卢门，宋城南门也。司马彪《郡国志》，睢阳县有卢门亭。城内有高台，甚秀广，巍然介立，超焉独上，谓之蠡台，亦曰升台焉。当昔全盛之时，故与云霞竞远矣。《续述征记》曰：回道似蠡，故谓之蠡台，非也。余按：《阙子》称：宋景公使工人为弓，九年乃成。公曰：何其迟也？对曰：臣不复见君矣，臣之精尽于弓矣。献弓而归，三日而死。景公登虎圈之台，援弓东面而射之，失逾于西霜之山，集于彭城之东，馀势逸劲，犹饮羽于石梁。然则蠡台即是虎圈台也，盖宋世牢虎所在矣。’

睢阳县故城,睢阳故城位于商丘县城南关外，系汉代遗存，现存南墙残长4500米，西墙残长660米，东墙和北墙不明。据南墙观察，夯层厚10-15厘米，夯窝圆形圜底，径2.5-3厘米。因黄河多次泛滥淤积，城墙全埋藏于地下。城内发现大量绳纹砖、瓦片，另采集有豆、碗等残陶器。按文献记载，此城为汉梁孝王之都。孝王本封大梁，以地卑湿徙睢阳。商丘是春秋宋国的都城，现代考古发掘也已经得到证实。1997年春，中美联合考古队在阏伯台附近 进行考古发掘，发现商丘古城遗址呈叠压形，最下层为东周宋城，中为汉唐睢阳城，最上为明代商丘城。宋国城呈圆角长方形，东城墙长2900米，西墙长 3010米，北墙长3252米，南墙长3550米，周长12985米，面积10.2平方公里，城墙顶宽大致为12—15米，底宽25米，高10米。四周城墙很直，但城墙四角均为弧形，西南角和东北角为锐角，东南角和西北角呈钝角。宋城和当时大多数古城的造型也 不同，城的轮廓既非正方形，亦非长方形，城墙走向 也不是南北正向，东墙和西墙走向偏东北和西南，南墙和北墙偏东南和西北[11]。

表 1阏伯台,摄于2020年10月4日

《睢阳曲》，《续汉书·郡国志二》注引《地道记》云：“梁孝王筑城十二里，小鼓唱节杵下而和之，称《睢阳曲》”因其是在修筑睢阳城墙时产生的，故名为《睢阳曲》；《睢阳曲》自产生之始便得以传播并且流传下来，在南朝宋时期还在演奏，《宋书·乐志一》云：“孝王筑睢阳城，方十二里，造倡声，以小鼓为节，筑者下杵以和之，后世谓此声为《睢阳曲》，至今传之。”从记载看，《睢阳曲》所用乐器必有小鼓和夯杵，用鼓声作为节拍，举夯杵筑地再伴以歌。在沂南北寨汉画像石上有乐人用小鼓、夯杵演奏《睢阳曲》[12]。

寇先，春秋时宋国人。传说居睢水旁百余年，以钓鱼为业。好种荔枝，食其花实。宋景公问其道，不言，杀之。后数十年，人见其踞坐宋城门边，鼓琴数十日乃去。

南门曰卢门也，根据《左传》记载，宋国都城城门有杨门、泽门、 桐门、西门、卢门、曹门、蒙门以及关门耏门、外城门 桑林门等九门。另据康熙四十四年《商丘县志》详载其中七门谓:“府城，春秋宋国城也。其城东门曰杨门，又东北门曰蒙门，南门曰卢门，东南门曰垤泽门， 西北门曰曹门，北门曰桐门，又外城门曰桑林门，汉梁孝王都于此[13]。

蠡台，古台榭名。亦名升台、虎圈台。在今商丘城关镇南1.5公里旧城内。盖宋旧圈虎处。宋景公登台，援弓东射。东晋穆帝永和九年(公元3 5 3年)殷浩迁姚襄于梁国蠡台，升平四年(公元3 6 0年)燕以慕容垂为征南将军、荆州刺史镇梁国蠡台，均在此[14]。

彭城，今江苏徐州，战国时宋国都城东迁于此。《春秋》成公十八年(前576年):“夏，楚子、郑伯伐 宋。宋鱼石复入于彭城。”杜预注:“彭城，宋邑，今彭城县。

A3

晋太和中，大司马桓温入河，命豫州刺史袁真开石门。鲜卑坚戍此台，真顿甲坚城之下，不果而还。蠡台如西，又有一台，俗谓之女郎台。台之西北城中，有凉马台。台东胡曲池，池北列两钓台，水周六七百步。蠡台直东又有一台，世谓之雀台也。城内东西道北，有晋梁王妃王氏陵表，并列二碑，碑云：妃讳粲，字女仪，东莱曲城人也。齐北海府君之孙，司空东武景侯之季女。咸熙元年，嫔于司马氏，泰始二年妃于国。太康五年薨。营陵于新蒙之太康九年立。碑东即梁王之吹宫也。基陛阶础尚存在，今建追明寺故宫东，即安梁之旧地也。广周五六百步，水列钓台，池东又有一台，世谓之清泠台。

北城凭隅，又结一池台。晋灼曰：或说平台在城中东北角，亦或言兔园在平台侧。如淳曰：平台，离宫所在。今城东二十里有台，宽广而不甚极高，俗谓之平台。

余按：《汉书?梁孝王传》称王以功亲为大国，筑东苑，方三百里，广睢阳城七十里，大治宫室，为复道，自宫连属於平台三十馀里。复道自宫东出杨门之左。阳门即睢阳东门也。连属于平台则近矣，属之城隅则不能，是知平台不在城中也。梁王与邹、枚、司马相如之徒，极游于其上。故齐随郡王《山居序》所谓西园多士，平台盛宾，邹、马之客咸在，《伐木》之歌屡陈，是用追芳昔娱，神游千古，故亦一时之盛事。谢氏赋雪，亦曰：梁王不悦，游于兔园。今也歌堂沦宇，律管理音，孤基块立，无复曩日之望矣。

蠡台旁有女郎台、凉马台、雀台等。地方学者认为女郎台多为梁王嫔妃或公主登临之台，故有此雅称。凉马台为梁孝王每逢骑马游猎后，洗马于曲池，凉马于台上，故名。雀台为城内观赏孔雀之台，同时又是按照易经风水学“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所布置的最理想的居住环境。梁王故宫内还有吹台，“城内东西道北，有晋梁王妃王氏陵表。东即梁王之吹台也，基陛阶础尚在，今建追明寺。故宫东，即安梁之旧地也”。梁王吹台，即今商丘古城外文雅台。孔子曾在此行教，杜甫曾与李白、高适登临游览，并有“昔我游宋中，气酣登吹台”之句。又有清冷台，“池东又有一台，世谓之清冷台”。《太平御览》引《图经》云：“梁孝王又有清冷池，有钓台，谓之清冷台。”李白曾在清冷池旁的清冷台相送好友岑勋，作《名皋歌》。清康熙《商丘县志·古迹》：“平台：在城东北二十五里，亦梁孝王筑。”即今商丘市平台村，如今仅存一通清光绪十九年（1893年）所立的平台寺记古碑。村民说，新中国成立后平台寺还巍峨依旧，后“破四旧”被毁。

西汉时期，梁孝王在平台之上筑建离宫，且自都城王宫连属于平台30里的距离内皆是上下两层的复道，路两边亭台楼阁、宫馆别墅延绵不断，被称为“百室呈芳”。清光绪《虞城县志·古迹》载：“百室呈芳：即兔园内之百室山。地志所谓'宫观相连，佳树奇果，瑰禽异兽，糜不毕备’是也。”梁园内的百灵山、落猿岩则为中国假山之始，“灵山落猿”为梁园八景之一。《三辅黄图》云：“梁孝王筑兔园，园中有百灵山，山有肤寸石、落猿岩，栖龙岫，此假山之始。”百灵山遗址处今建有灵台寺，故址在周集镇苑庄村西。栖龙岫又有龙啸固、龙谯固等别称，因其巍峨陡峭，积石成峰，烟云缭绕，如龙显形长啸著称，故称“龙岫烟云”。明代张嵩诗云《龙岫烟云》：“兔园龙岫孝王台，石蹬荒凉尽绿苔。”柳泽亦吟：“乘闲龙岫一登临，漠漠烟云霁复阴。”故址位于今乔集乡六庄小学院内。雁池鹤洲则位于汉唐睢阳古城南大湖内，《南都赋》记载在蠡台附近：“旁接雁池，绿争漪涟，秋浪涨雨，春波拍天。鹤洲背其后，凫渚面其前。”

A4

城北五六里，便得汉太尉桥玄墓，冢东有庙，即曹氏孟德亲酹处。操本微素，尝候于玄。玄曰：天下将乱，能安之者，其在君乎？操感知己，后经玄墓，祭云：操以顽质，见纳君子，士死知己，怀此无忘。又承约言：徂没之后，路有经由，不以斗酒支鸡过相沃酹，车过三步，腹痛勿怨！虽临时戏言，非至亲笃好，胡肯为此辞哉？凄怆致祭，以申宿怀。冢列数碑，一是汉朝群儒，英才哲士，感桥氏德行之美，乃共刊石立碑，以示后世。一碑是故吏司徒博陵崔烈、廷尉河南吴整等，以为至德在己，扬之由人，苟不皦述，夫何考焉？乃共勒嘉石，昭明芳烈。一碑是陇西枹罕北次陌砀守长骘为左尉汉阳豲道赵冯孝高，以桥公尝牧凉州，感三纲之义，慕将顺之节，以为公之动美，宜宣旧邦，乃树碑颂，以昭令德。光和七年主记掾李友字仲僚作碑文。碑阴有《右鼎文》，建宁三年拜司宁。又有《中鼎文》，建宁四年拜司徒。又有《左鼎文》，光和元年拜太尉。《鼎铭》文曰：故臣门人，相与述公之行，咨度体则，文德铭于三鼎，武功勒于征钺，书于碑阴，以昭光懿。又有《钺文》称，是用镂石假象，作兹征钺，军鼓，陈之于东阶，亦以昭公之文武之动焉。庙南列二石柱，柱东有二石羊，羊北有二石虎。庙前东北有二石驼。驼西北有二石马，皆高大，亦不甚彫毁。惟庙颓构，粗传遗墉，石鼓仍存，钺今不知所在。

汉太尉桥玄墓，桥玄墓在今商丘市唯阳区古宋街道王墩村东，省道325（闪伯路）可达，地理坐标为北纬34°21＇37.9”，东经115°37＇24.3”。墓家原较大，现已不存[15]。

冢列数碑，程章灿认为此处《水经注》所录第一碑是“汉朝群儒英才哲士”所立，不见于《蔡邕集编年校注》，盖非蔡氏所撰。此碑当是桥玄门生等所立。第二碑即蔡邕《太尉乔(桥)公碑》，是其故吏崔烈等所立。值得一提的是，崔烈之名又见于《孔彪碑阴》，这表明他不仅与桥玄家族有密切关系，与孔彪家族也有密切关系。而且，在两次立碑过程中，崔烈列名都在最前，一方面说明他地位最高，另一方面也表明他在社交活动中相当活跃，是核心人物。第三碑当是蔡邕《太尉桥公庙碑》，但《水经注》所指示的立碑主体更为具体。蔡邕碑文中出现的“三孤、故臣、门人相与述公言行，咨度礼制，文德铭于三鼎，武功勒于钲钺，官簿次第，事之实录，书于碑阴，以昭光懿”一段，据《水经注》引录，则为“鼎铭文”三碑同样树立于桥玄墓前，它们代表不同的人群，守望着桥玄的墓域，也代表桥玄所缔结的不同的社会关系网络永久屹立于人间。[16]

桥玄（110-184）字公祖，梁国睢阳（今河南商丘）人。和很多东汉高级官僚一样，桥玄一生走了举孝廉、除郎中、出历地方、再入朝的上升路径。他仕宦经历中有两个比较特殊的节点，一是桓帝永兴元年（153），车师后部王阿罗多入叛，桥玄拜凉州刺史，前往镇御；二是桓帝末年鲜卑、南匈奴及高句骊嗣子伯入叛，桥玄拜度辽将军，假黄钺，再往靖边。灵帝建宁三年（170）以后，桥玄连拜司空、司徒、太尉。建宁六年卒，年七十五。桥玄晚年地位崇高，无疑会拥有高等级墓葬。又由于与曹操的特殊因缘，曹操、曹丕都曾向桥玄庙致祭[14]，桥玄的墓园在曹魏时期也应该受到了较好的保护。但过了两个多世纪，到郦道元的时代，桥玄庙的建筑已经残破，刻有蔡邕撰铭的石钺也不知所踪。《水经·睢水注》详细描述了桥玄庙此时的状况......于溯指出在早期的蔡集版本中《故太尉桥公庙碑》《东鼎铭》《中鼎铭》《西鼎铭》《黄钺铭》5份文献是前后接续的（见[清]卢文弨《钟山札记》卷一“蔡中郎集”条，中华书局，2010年，第31页）。而且，它们的内容也相互关联：《故太尉桥公庙碑》中说：“文德铭于三鼎，武功勒于钲钺”（《蔡邕集编年校注》第315页）而《东鼎铭》《中鼎铭》《西鼎铭》分别收录了桥玄三次拜三公的诏书，也就是所谓文德；《黄钺铭》记桥玄作为度辽将军应对高句丽入叛事，也就是所谓武功（《蔡邕集编年校注》，第326-331页）。但是到了明代，张溥编《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采取依类录文的体例，鼎钺铭和碑文被分别排入铭文和碑文两个文类中。对这种做法，清代校勘家卢文弨颇不以为然，他认为《东鼎铭》《中鼎铭》《西鼎铭》《黄钺铭》在旧本是“附”在《故太尉桥公庙碑》后的，故此不可割裂（《钟山札记》第31页）。的确，无论从排序还是内容看，它们都是一组文献，而且这种关系不仅存在于集本，正如《黄钺铭》所云“是用镂石假象，作兹钲钺军鼓，陈之东阶，以昭公文武之勋焉”（《蔡邕集编年校注》第330页）庙碑、三鼎、石钺以及没有铭文的石鼓，它们作为实物，在桥玄庙前的空间里也同样构成了有意义的组合[17]。（摘自于溯：消失的碑林：《桥玄庙碑》与东汉乡里石刻景观,古典文献研究，2022年1期）

按上述注文所载东汉灵帝（168-188）时的太尉桥玄的墓地上有石柱、石羊、石虎、石驼、石马，也都很高大。而《水经.沔水注》中记载长水校尉蔡瑁的墓地上又有高大的石天鹿（即天禄）[18]。《水经.清水注》中记载桂阳太守赵越的墓地上也有石碑、石牛、石羊、石虎（按《水经.清水注》赵越墓：“冢北有碑，……碑北又有一碑，碑北有石柱、石牛、羊、虎，俱碎”）。《水经·浊水注》中记载的安邑县长尹俭的墓地上又有石碑、石柱、石狮、石羊（按《水经注·浊水》尹俭墓：“阙南有二狮子相对，南有石碣二枚，石柱西南有两石羊”）。杨宽先生通过将这些不同等级的墓前石刻群比较发现，这些石刻不但有高低大小和数量的差别，还存在品种的差别。皇帝陵前有石象，太尉墓前有石驼、石马，长水校尉墓前有石天鹿，而太守墓前只有石牛、石羊、石虎，县长墓前也只有石狮、石羊。从安邑县长尹俭墓的“阙南有二狮子相对”看来，可知门阙之前两旁陈设相对的石狮方式，东汉已经出现。在东汉墓前的石刻群中，和石兽一起陈列的还有石人[19]。

A5

睢水于城之阳，积而为逢洪陂。陂之西南有陂，又东合明水。水上承城南大池，池周千步，南流会睢，谓之明水，绝睢注涣。睢水又东南流，历于竹圃。水次绿竹荫渚，菁菁实望，世人言梁王竹园也。

洪陂,亦称蓬泽、逢池、蓬洪陂。在今商丘县城关镇南5公里，商(丘)～鹿(邑)公路西侧。为睢水所经，周回千步。屡被黄河冲积，今为沃野，古宋河流经[20]。《左传·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 8 1年)“逢泽有介麋焉”《史记·秦本纪》“孝公二十年诸侯毕贺，秦使公子少官率师会诸侯逢泽，朝天子。”张文华认为是陂由雎水而成，卷三O《淮水》载，明沟水“自蓬洪陂东南流，谓之明沟，下入涣水”《太平御览》引作“逢洪泽”[21]

竹圃，即修竹院，古园囿名。亦名修竹园、兔园、官竹、金果园。在今商丘城关镇东南5公里许王坟乡陈坟村西南。汉梁孝王建，在梁园内。《西京杂记》“梁孝王好营宫室花囿之乐，作曜华之宫，筑兔园，园中有百灵山，山有肤寸石、落猿岩、栖龙岫，又有雁池，池间有鹤洲、凫渚。其诸宫观相连，延亘数十里。奇果异树，瑰禽怪兽毕备。王日与宾客弋钓其中，此梁园名之所由始也”；梁中大通四年（公元532年），遣羊侃送元法僧北还。佩至官竹，闻城为魏所陷，引还者即此”今为沃野，仍残存有汉代砖瓦、陶器残片。[22]

睢水又东，迳谷熟县故城北。睢水又东，蕲水出焉。睢水又东，迳栗县故城北。《地理志》曰侯国也。王莽曰成富。

谷熟县故城，本春秋宋谷丘,东汉建武二年(26)置谷熟县。汉、晋属梁国。治今河南虞城县西南谷熟集。北魏废。隋开皇十六年(596)复置。属宋州。唐武德二年(619)为南谷州治。四年州废,仍属宋州。北宋属应天府,金属归德府。蒙古至元二年(1265)并入睢阳县。[23]

蕲水，今虞城县谷熟镇位于古睢水分出古蕲水之处。付先召据《水经注》记载考证古蕲水,由睢水在宋城东南谷熟处分出,流经下邑、永城南、宿州、虹县,最后东南入淮[24]。

栗县故城，秦置。治今河南夏邑县。《史记·项羽本纪》:秦二世二年(前208):“章邯军至栗”,即此。西汉属沛郡,征和元年(前92)为侯国。东汉废。[25]

睢水又东，迳太丘县故城北。《地理志》曰故敬丘也。汉武帝元朔三年，封鲁恭王子节侯刘政为侯国。汉明帝更从今名。《列仙传》曰：仙人文宾，邑人，卖靴履为业。以正月朔日，会故妪于乡亭西社，教令服食不老，即此处矣。

太丘县故城，即今河南永城县北四十里太丘乡。《史记·六国年表》：周显王三十三年(前336)，“宋太丘社亡”。《汉书·郊祀志》：“周显王之四十二年，宋大丘社亡。”西汉置太丘县于此。西晋县废。东晋初，祖逖曾据此。《晋书·祖逖传》：逖“进据太丘。樊雅遣众夜袭逖，遂入垒”。永城太丘集西有永城市政府2008年所立的“太丘县古城址”文物保护碑，碑载：“今太丘集西有残存城墙，长20余米，顶宽6米。城墙为夯筑而成。太丘古城南门即现在的永城市太丘镇丘庙村北偏西的齐大庄西地，自古以来齐大庄西地号称太丘老南门，丘庙村即称古太丘老南门外，直到现在丘庙村的老人站在丘庙村西头往西北用手一指还说“那就是太丘的老南门”[26]

A6

睢水又东迳芒县故城北。汉高帝六年，封耏跖为侯国。王莽之傅治也。世祖改曰临睢。城西二里水南，有《豫州从事皇毓碑》，殒身州牧阴君之罪，时年二十五。临睢长平舆李君，二千石丞轮氏夏文则，高其行而悼其殒，州国咨嗟，旌闾表墓，昭叙令德，式示后人。城内有《临睢长左冯翊王君碑》。善有治功，累迁广汉属国都尉，吏民思德。县人公府掾陈盛孙郎中儿定兴刘伯鄜等，共立石表政，以刊远绩。县北与砀县分水。有砀山。芒、砀二县之间，山泽深固，多怀神智，有仙者涓子、主柱，并隐砀山得道。汉高祖隐之，吕后望气知之，即于是处也。京房《易候》曰：何以知贤人隐？师曰：视四方常有大云，五色具而不雨，其下贤人隐矣。

芒县故城，秦置。治今河南永城市东北。西汉高帝六年(前201)为侯国。属沛郡。东汉建武中改为临睢县。西晋废。学界通常认为芒县故城即今永城县城东北三里处的刘寨遗址。刘寨遗址位于永城陈集乡刘寨南，系汉代遗存，面积约6.55万平方米。因水患淤积，现仅存东北角夯土遗迹，高出周围地表0.50米。夯层厚12里米,夯窝直径4厘米。出土有汉代绳纹砖及绳纹板瓦等。传为汉芒县故城[27]。

《豫州从事皇毓碑》，据张鹏飞考证此碑除郦注以外，欧、赵诸家皆未载，唯洪适《隶释》卷二0、梅鼎祚《东汉文纪》卷三二、顾蔼吉《隶辨》卷八依郦注亦着有《皇毓碑》其文同，此碑当早已亡佚。

二千石丞轮氏夏文则，这里提到的后汉临睢县丞夏文则的俸禄居然高达二千石，令人颇感意外。张鹏飞认为按汉制“每郡、国设国相、太守及丞一人，秩比二千石”，进而推测此处的“二千石丞”当指豫州沛国丞[28]；这一观点值得商榷，因为按上述注文“临睢长平舆李君，二千石丞轮氏夏文则”的行文次序考量，这个轮氏人夏文则尽管俸禄较高但却位列临睢县长平舆人李君之后，显然他的官职没有临睢县长地位高，他应是当时临睢县的县丞。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夏文则的老家是轮氏县。马孟龙指出《汉志》颍川郡之纶氏县，《续汉书·郡国志》记为“轮氏”县。《后汉书》某些篇章亦将此县记作“轮氏”。《张玄传》载：“（玄）强起至轮氏，道病终。” 《陈寔传》：“郡中士大夫送（寔）至轮氏传舍”。不过《后汉书》也有篇章将此县书作“纶氏”，似乎当时的写法并不固定。但是洛阳南郊东汉刑徒墓砖“P3M10：下9A”载有“无任颖川轮氏司寇张孙，初元六年二月四日死”。另外《水经注》载临睢县立有东汉《豫州从事皇毓碑》，树碑者有“二千石丞轮氏夏文则”。东汉刑徒墓砖铭文及汉碑碑文都表明，“轮氏”才是当时通行的写法。结合《汉志》的记载，似乎此县西汉书作纶氏，东汉改书作轮氏。不过，马孟龙在梳理《汉志》县名书写形式时，发现今本《汉志》有将文字的“车”旁讹误为“糸”旁的现象。汉简草书“车”旁、“糸”旁写法较为接近，在传抄时，稍不留意，便会将两旁抄混。例如《汉志》清河郡有缭县，而传世文献、出土文献都表明，缭县在西汉的通行书写方式为“轑”，今本《汉志》的“缭”字，或为“轑”字之讹误，或为“轑”字之通假。因此，《汉志》“纶氏”有可能是后人误抄所致，也有可能是后人仅为注音而换用了“纶”字，并非西汉的通行写法，当时的通行写法应与东汉一样，同为“轮氏”。（摘自马孟龙《北京大学藏秦水陆里程简册释地五则》一文）

《临睢长左冯翊王君碑》，据施蛰存先生考证此碑别无著录。当然施蛰存先生认为此碑郦氏不录王君之名，可能是其时该碑已漫灭不可辨。这一观点亦值得探讨，因为按上述注文提到的“临睢长平舆李君”可见这里提及的两位临睢县长----平舆李君与左冯翊王君，显然是针对县长这样权势较重的地方官员，使用了“君”的尊称，并非是该碑漫漶不可辨识的缘故，因为按郦注惯常的记述体例，如遇到碑文漫漶不清的情况通常郦道元都会据实记载，更何况此碑另外还有郦氏披露其他明确信息。

公府掾，官名，即公府掾史属，三公府下属诸曹职吏统称。其中东、西曹掾比四百石，余掾比三百石，属比三百石。

郎中，西汉武帝以郎官供尚书署差遣，后成定制。东汉尚书台置三十六郎，亦称郎中，秩四百石。协助诸曹尚书处理政务，其初上台者称守尚书郎中(一说初上台称守尚书郎，满岁称尚书郎中)。秩位虽轻，职显权重。魏晋南北朝为尚书省郎曹长官，与“尚书郎”互称。位次尚书、左右丞，分曹执行政务，其职清美。

砀县,砀城遗址在河南省永城市芒山镇。秦时砀郡、砀县治所，城墙尚存。现存夯筑北墙，西起书店院后40米处，东至雨亭中学东北侧，长890米，宽约30米，最高处2米，东、南、西城墙地上无存。城内有制陶，冶铁遗址。另据地方学者马学庆实地踏勘，砀县故城残存的秦汉古城墙长有近1公里，宽约30米，最高处有2米，由黄胶泥土夯筑而成，夯层明显，夯窝清晰规整，城基涵洞可辨。据《商丘地区地名荟萃》、《永城县志》载，砀城故城遗址呈不规则四边形，周长3450米。城内有校兵场遗址，地下1.5米处曾发掘出制陶、冶铁、宰杀遗址多处，及房基、秦砖汉瓦、铜器、货币等，对研究古代历史有重要价值。

砀山，即今河南永城县北六十里芒砀山。《史记·高祖本纪》：秦始皇东游，“高祖即自疑，亡匿，隐于芒、砀山泽岩石之间”。《清一统志·归德府》：砀山“在永城县北八十里。与江南砀山县接界。亦曰宕山”。今芒砀山主峰海拔156.8米，纵长20余里，横阔十多里。西南麓有陈胜墓、西汉梁孝王、僖王等墓。

表 2施蛰存撰,水经注碑录,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06,第244页

A7△又东过相县南，屈从城北东流，当萧县南，入于猚。

相县，故宋地也。秦始皇二十三年，以为泗水郡，汉高帝四年，改曰沛郡，治此。汉武帝元鼎六年封南越桂林监、居翁为侯国，曰湘成也。王莽更名郡曰吾符，县曰吾符亭也。睢水东迳石马亭，亭西有汉故伏波将军马援墓。睢水又东迳相县故城南，宋恭公之所都也。国府园中，犹有伯姬黄堂基。堂夜被火，左右曰：夫人少避。伯姬曰：妇人之义，保傅不具，夜不下堂。遂遇火而死。斯堂即伯姬燌死处也。城西有伯姬冢。昔郑浑为沛郡太守，于萧、相二县，兴陂堰，民赖其利，刻石颂之，号曰郑陂。

相县故城，相城城址位于安徽省淮北市相山区主城区，系春秋、战国、汉遗存，城址东起长山路，西至濉溪路，北起民生路，南至城南新村，东西长约2.5千米，南北宽约2千米。1963年尚存有部分城墙，为夯土筑成。城墙底部宽约60 - 70米，高约7-8米。城内出上过青铜剑、铜镞、楚国钱币和秦、汉砖瓦等。现地面城墙基本无存。掘旧志记载，相城为春秋时宋邑，秦置县，为泗水郡治，汉为沛郡治，王莽时改为“符亭”。[29]

石马亭，淮北市汉画像专家老文物工作者高书林认为淮北马援墓有据可依。早在《水经注·睢水》里就有了淮北马援墓的明文记载：“睢水东迳石马亭，亭西有汉故伏波将军墓。睢水又东迳相县故城南，宋共公之所都也。”高书林认为，睢水就是现在的濉河；记载的石马亭在上世纪50年代还有迹可寻，当在马援墓东北约2里处。他在上世纪70年代进行田间文物调查时，曾听当地老人讲述过位于山脚下石雕天马的故事：马体高大、肋雕双翅，小孩子很喜欢爬到马背玩耍；“天马造型符合汉代风格，淮北地下汉墓中出土了不少石雕天马画像，即可印证。可惜这件地上石雕天马实物毁了。” 高先生说，根据马援墓未破坏时的封土形状、附近出土的砖瓦，可判断是座汉墓。《水经注》中马援墓的记载、实地文物调查可以相互印证。研读《水经注》可知，郦道元确实到过淮北、萧县一带。而他的生活年代约在公元466~527年，距马援死后仅400多年。郦道元记载马援墓时，应该有可信的见闻作依据。

伏波将军马援墓，地方考古工作者认为即今安徽省淮北市相山区梁沟汉墓，该汉墓位于相山区渠沟镇渠沟村石亭路西侧，系汉代遗存，传说为伏波将军马援墓。文革前尚有封土，现封土已平。据《水经注》载“睢水东径石马亭（亭西有汉故伏波将军马援墓）”应即此处[30]。

伯姬冢，相山伯姬墓，俗称皇姑墓，覆土成阜，严如冈峦。位于淮北发电厂内的玉姬山南坡。此墓覆土成阜。严如岗峦，墓地周长324米,坡高60米，占地面积10余亩，其坟下有“周宋共姬之神道”和“宋共姬墓”碑。“文化大革命”初期被砸坏。墓室的外廓南墙、西墙和部分东墙曾被挖开取石，在距墓室南34米的土层中发现一道东西方向12米长的1米见方的大石砌。在该墓已出土的墓石上发现有带字的墓石数十块，书体均系隶书。从墓葬结构及墓字石的书体考证此墓为汉代大型墓葬，并非共姬墓，但也可能为叠墓，上为汉墓、下为共姬墓，1966年发现带有“吕朱笔”“看皿宋石”山阳玉敬”等墓字石5块。1968年2月14～16日发现有“国王季”“山阳”、“梧李高”、“山阳文小”、“鱼目”等墓字石8块。1975年7月4日相山公社文化站在西城大队农民家中发现“山阳荫伯子”“砀张石”“文阳”“山阳斋文石”“郡成式张沛石”、“砀田伯”、“山”、“国王季”“须陈”、“文阳”、“伯子”等墓字石21块。1979年6月发现“单父胡元”、“万涂口种”2块墓字石。墓字石的发现对研究古相城的历史及我国书体的演变和汉字的简化提供了可靠的实物资料，可惜至今幸存者无几[31]。伯姬，春秋鲁宣公长女。鲁成公九年（前582），伯姬嫁于宋共公，又称共姬。《春秋》：鲁襄公三十年（前543）载：宋国火灾，“伯姬卒”。鲁国派大夫叔弓去宋国，“葬宋共姬”。《谷梁传》详记其事：“伯姬之舍失火”，宫中左右一再促请避火。伯姬不肯，曰“妇人之义，傅母不在，宵不下堂。”徒然活活梵死，却被誉为“妇道尽矣”。[32]

郑陂，按《三国志·魏书》所载：“（郑）浑于肖相二县界，兴陂通，开稻田，郡人皆以为不便。浑日：“地势冷下，宜灌溉，终有鱼稻经久之利，此丰民之本也。”遂躬率吏民，兴立功夫，一冬间皆成。比年大收，顷亩多增，租入倍常。民赖其利，刻石颂之，号日郑陂。”地方文史工作者认为从这一记载可知，远在三国时代，淮北地区就有了改种水稻的创举。郑浑是魏文帝时的沛郡太守，那时沛郡治所就设在相县（今淮北市相山）。郑浑倡导在低洼的地区筑陂遏，蓄水灌田，种稻养鱼，变水患为水利，当年便收到效益。这个为人民歌颂的郑陂究竟在何处呢？《三国志》所记载的地理位置不具体，只说在萧、相二县交界的地方。从历史的和现今的地貌来看，萧、相二县交界的地方，只有今天的淮北市所属土型一带，是一片洼地。土型有南北两个居民村，分跨肖、相二县，直到淮北建市以前，仍是前（南）土型属潍溪县，后（北）土型属肖县。据当年上型村任百愚老先生说，他听老辈人说过，现在土型村西闸河大堤下面的一片湖地，原来是一个湖，叫土型湖，此湖在清乾隆年间被黄河泛滥带来的泥沙淤平；一九五八年淮北建设煤矿的初期，在土型附近闸河大堤西面打井，挖到十多米深处，在流沙层中发现有芦苇根，足以证明这里原来是一个湖。由此可以推知，当年郑浑就是在土型湖兴陂种稻的。不过，由于浸长的历史岁月，黄河多次在淮北地区泛滥，洼地淤平，河流改道，地貌已经发生过重大变化，原来的土型湖和郑陂已经失去本来面目，人民颂扬郑浑的石碑亦泯灭无寻了。郑浑为官清正，身居显位而家道清贫，甚至他的妻子尚不免于饥寒。由于沧桑变迁，郑浑当年兴修的水利工程和人民歌颂他的石碑虽已湮废，但他在淮北兴修水利改种水稻的功绩，却垂之史册。[33]

A8

睢水又左合白沟水，水上承梧桐陂，陂侧有梧桐山，陂水西南流，迳相城东，而南流注于睢。睢盛则北流入于陂，陂溢则西北注于猚。出入回环，更相通注，故《经》有入猚之文。

白沟水，古睢水流经今安徽濉溪县南分一支东北流至今江苏铜山县西注入获水，《水经注》称为白沟水，一名净净沟水。宋代统称其上游所承睢水亦为白沟。古睢水本上承蒗荡渠于今开封市东南，自隋开通济渠后，睢水已淤废。宋世白沟遇雨潦时可通航载重百斛的船只，经月不雨即涸竭;至道、熙宁中屡议开浚，意欲使其成为汴渠以外另一自京师通向东南的漕渠，未实现。

白沟水与梧桐陂，按《濉溪县志》（1989年版）：地方学者认为按《水经注》载，在蒙县(今商丘)以东大致沿今陇海铁路有一条汴水(又称获水)，至彭城(今徐州市)北入于泗，在今闸河平原有一条白沟水(又名白渎水)，北连汴水，经梧桐陂(今萧县永堌南约5里)，又西经相城东，向南注入睢水。白沟水是一条贯通汴、睢两水的河道。西晋杜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载：“睢受汴，汴受河，此古睢水之故道也。”可见春秋战国时期，此地已是“汴水入睢之口”的“口子”。[34]

睢水又东迳彭城郡之灵壁东，东南流。《汉书》项羽败汉王于灵壁东，即此处也。又云：东逼谷泗。服虔曰：水名也，在沛国相界。未详。睢水迳谷熟，两分睢水而为蕲水，故二水所在枝分，通为兼称，谷水之名，盖因地变，然则谷水即睢水也。又云：汉军之败也，睢水为之不流。睢水又东南迳竹县故城南。《地理志》曰：王莽之笃亭也。李奇曰：今竹邑县也。

彭城郡之灵壁,地名,在今安徽濉溪县西北濉河西岸。《史记·项羽本纪》:汉王二年(前205),楚大破汉军,“又追击至灵壁东睢水上”,即此。

谷熟，东汉建武二年(26)置侯国，寻改为县，属梁国。治所在今河南虞城县西南三十二里谷熟镇。

蕲水，睢水支流。《水经·淮水注》：蕲水“首受睢水于谷熟城东北，东径建城县故城北，……又东流，注于淮”。故道自今河南商丘县东南分睢水，东南流，经夏邑、永城，安徽睢溪、宿县、灵壁、泗县，江苏泗洪等县，至盱眙县北入淮河。久湮。《清一统志·归德府一》 谓 “隋唐时汴水绝睢水而南流，盖即蕲水故道也”。

竹县故城,西汉以竹邑县改置。治今安徽宿州市北老符离集。属沛郡。东汉复名竹邑县.

睢水又东与滭湖水合，水上承甾丘县之渒陂，南北百馀里，东西四十里，东至朝解亭，西届彭城甾丘县之故城东。王莽更名之曰善丘矣。其水自陂南系于睢水。

睢水又东南，八丈故沟水注之。水上承蕲水而北会睢水，又东迳符离县故城北。汉武帝元狩四年，封路博德为侯国，王莽之符合也。

渒陂,渒陂又名渒湖、陴湖。按《宿县县志》（1988版）：陴湖在宿县东北70里。《魏书·地形志》说：斛城有五丈陂，西有陴湖”《水经注》说“渒湖水东至朝斛亭”又说“渒湖水上承甾邱县之渒陂，南北百余里，东西四十里，东至朝斛亭”《铜山县志》载：“宿徐之界有陴湖，周数百里”唐代白居易在苻离居住时，常与刘五、张仲素、张美退厂贾握中，贾沅犀等人游陴湖、流沟、武里诸胜，诗酒盘桓。《太平广记》中有一则关于陴湖的故事：唐代，有一渔者在陴湖网获铁镜，亦不甚涩，光犹可鉴，面阔五六寸，携以归家。忽有一僧及门，谓渔者曰：“君有异物，可相示乎?”渔者曰：“无之”僧曰：“闻君获铁镜，即其物也。”遂出之。僧曰：“君但却将往所得之处照之，看有何物?”渔如言而往照之，见湖中无数甲兵。渔者大骇，复沉于水，僧亦失之。据历代旧志记载和《中国历史地图集》标志，今之夹沟东、支河附近之康湖 鸭湖、吕湖，潘湖、田湖、路湖等地，即是陴湖中心。[35]

朝解亭，又名朝解城。在今安徽宿州市东北八十二里解集。《水经·睢水注》：睢水“东至朝解亭”。疑“解” 为 “斛” 之讹。

甾丘县故城，西汉置，属楚国。在今安徽宿州市东北六十六里支 (甾) 河乡城孜集。《水经·睢水注》：渒湖水 “西届彭城甾丘县之故城东”。东汉改为菑丘县。

符离县故城，亦作苻离县。秦置，属泗水郡。治所在今安徽宿州市东北灰古集。《元和志》 卷9苻离县：《尔雅· 释草》 曰： “莞，苻离也” 以地多此草，故名。西汉属沛郡。东汉属沛国。三国魏属谯郡。西晋属沛国。东晋后废。

A9

睢水又东，迳临淮郡之取虑县故城北。昔汝南步游张少失其母，及为县令，遇母于此，乃使良马踟蹰，轻轩冈进，顾访病姬，乃其母也。诚愿宿凭，而冥感昭征矣。

取虑县故城，秦置，属泗水郡。在今安徽灵璧县东北七十四里高楼乡潼郡村。西汉属临淮郡。东汉属下邳国。三国魏属下邳郡。西晋属下邳国。北魏属临潼郡。南朝梁废。

汝南步游张，从两汉时期河南驻马店地区的社会生活习俗来看，孝顺廉洁在当时是高风亮节的时尚范式；当然之所以如此，其中比较重要的一个因素便是汉代实行察举制度，孝顺廉洁之士，可以入仕为官；而史书对至孝者记载亦尤多。西平人郅恽、郅伯、李咸、郅寿；汝阳人蔡顺、周勰、周燮；平舆人周乘、陈蕃、许靖、周子房；慎阳人黄宪、戴良；朗陵(今确山)人郭亮、范滂等人皆以孝廉得以出仕为官；西平人郅恽、平舆人戴凭、周嘉、周磐、廖扶；汝阳人张邵、薛包、蔡顺、步游张、周举、周燮；朗陵人范显、郭亮；慎阳人黄宪、戴良等人皆因侍奉母亲或父母去世而辞官归里。如汝阳人蔡顺，养母去世时家中失火，蔡顺就伏在棺木上大哭，使棺木免遭火灾。养母生前惧怕雷声，故每遇雷声，蔡顺急忙跑到养母坟前说：“顺在此”(嘉庆年(重修汝宁府志，人物))。还有朗陵人范显，母亲去世后，亲自“负土成冢”。故后人有诗赞道：“汝南多君子，表表六孝廉。衡门栖黄宪，大雪卧袁安，忝荷王龚职，深慕漆雕贤。”(金镇重立天中书院))[36]

睢水又东合乌慈水，水出县西南乌慈渚，潭涨东北流，与长直故渎合。渎旧上承蕲水，北流八十五里注乌慈水。乌慈水又东迳取虑县南，又东屈迳其城东，而北流注于睢。

乌慈渚，张文华推测乌慈渚在今灵璧县北。

长直故渎，为连年重灾所逼，泗县与灵璧县接处，早先也曾兴修水利。有长直沟通濉河（睢水），《水经注》称“长直故渎”。

睢水又东迳睢陵县故城北。汉武帝元朔元年，封江都易王子刘楚为侯国，王莽之睢陆也。

睢陵县故城，西汉置，属临淮郡。治所在今江苏泗洪县东南洪泽湖中。东汉属下邳国。三国魏移治今睢宁县。北魏为淮阳郡治。北齐废。[37]

睢水又东与潼水故渎会。旧上承潼县，西南潼陂，东北流迳潼县故城北，又东北迳睢陵县下会睢。睢水又东南流，迳下相县故城南。高祖十二年，封庄侯泠耳为侯国。应劭曰：相水出沛国相县，故此加下也，然则相又是睢水之别名也。东南流入于泗，谓之睢口。经止萧县，非也，所谓得其一而亡其二矣。

潼水故渎，《水经注》中提及的潼水颇值得注意。康熙《睢宁县志》“潼河湖在县东南四十里，由找沟东入小河”地方学者认为上述《水经注》中所说的睢水会“潼水故渎”当是指潼河湖以下的“东入小河”之处直到睢口的一段。今雎宁南缘和泗、睢二县分界处，经找沟北缘的老龙河当即古潼水，“龙”为“潼”的音化。其实老龙河（即老潼河）在潼河湖以下，还有一条屈曲东向的流路，即向东南流至归仁集附近，转向东北直达白洋河口入泗水。在潼陂以下，老龙河以南，还有一条大体与其平行东流的河道也叫潼河。同样发源于潼陂、由泗县城西向南流人淮河的一条河道也叫潼水。为便于区别，志中把这三条河分别称为老潼河、北潼河、南潼河。“北潼河由渭桥东流至刘家集、小曲、潼城诸堡，水路百二十余里”，然后东北流过乌鸦岭，入归仁集以北，与老潼河汇合为一。老潼河和北潼河都是很古老的河道，二者汇合以后下泄的河道又叫白洋河[38]。（备注：南潼水在今安徽泗县西南。俗曰南潼河。源出羊城湖，环县西门东南流，至五河县东北入淮。按《水经·淮水注》：“ (潼)水首受潼县西南潼陂，……又东南流，径临潼戍西，又东南至巉石，西南入淮。”）

潼陂，又名羊城湖。在今安徽泗县东北骆庙乡潼城村西南。《水经·淮水注》“ (潼)水首受潼县西南潼陂。”《元和志》 卷9虹县：“潼陂，一名万安湖，周回二十里。在县北五里。

潼县故城，即僮县，秦置，属泗水郡。在今安徽泗县东北骆庙乡潼城村。西汉属临淮郡。东汉改为僮侯国，三国魏复改为僮县。西晋属下邳国。北魏属下邳郡。北齐后废。

睢口，又称雎清口，黄河夺泗夺淮以后，雎水下游一段比照大河（黄河)被称为“小河”，雎口遂又称为“小河口”，在宿迁城南十里。过去，宿迁城南十里处有小河口渡，直到1855年黄河北徒以后，才废除，其地点老人多能确指[39]。

[0]来源:《中国历史大辞典·下卷》

[1]《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下8画以上》

[2]施蛰存撰,水经注碑录,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06,第236页

[3]《水经注疏》，第1962页，

[4]《中国文物地图集》【河南分册】，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91，第67页

[5]摘自2011中国文物报汉时仿古董：浚仪大梁氏带钩

[6]马学庆等：汉代丝织中心中原襄邑，商丘日报，2016

[7]睢阳：水润七城多故事（四），商丘网，2022-01-01 06:53

[8]睢阳：水润七城多故事（四），商丘网，2022-01-01 06:53

[9]睢阳：水润七城多故事（四），商丘网，2022-01-01 06:53

[10]白鹏:商丘“汤都南亳”：中国第一个商业都市,商丘日报2016-07-15 07:29

[11]中美联合考古队．河南商丘县东周域址勘查简报［J］．考古，1998(12)．

[12]申超:沂南北寨汉画像石上的乐器研究,文物鉴定与鉴赏. 2022,(14)

[13]河南省商丘县志编委会．商丘县志［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第13-14页。

[14]商丘县人民政府地名办公室编,河南省商丘县地名词条选编,商丘县人民政府地名办公室,1987.11,第252页

[15]李新民著,河南名人墓 上,大象出版社,2018.09,第212页

[16]程章灿：礼物：汉代石刻与社会网络，刘东主编,中国学术第37辑,商务印书馆,2016.12,第149页

[17]于溯：消失的碑林：《桥玄庙碑》与东汉乡里石刻景观,古典文献研究，2022年1期，(139-151)

[18] 《水经注，沔水》记载蔡瑁“冢前刻石为大鹿状，甚大，头高九尺，制作甚工”。“大鹿”当为“天鹿”之误。否则“大”字和下句“甚大”重复。《水经注·泼水》记载熹平年间襄阳坞葬有某君之墓，“隧前狮子、天鹿”，“天鹿”当即“天禄”。陈直《汉书新证》(1959年初版)按《扬雄传》的“时雄校书于天禄阁”条，认为天禄阁遗址“曾出天禄阁瓦当，……又出天鹿画瓦，知天禄即天鹿之假借”（天津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二版，第423页）。天鹿就是神鹿。

[19]杨宽著,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07,第78页

[20]商丘县人民政府地名办公室编,河南省商丘县地名词条选编,1987.11,第251页

[21]张文华著,汉唐时期淮河流域历史地理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13.11,第48页

[22]商丘县人民政府地名办公室编,河南省商丘县地名词条选编,1987.11,第256页

[23]来源:《中国历史大辞典·上卷》

[24]付先召:隋、唐通济渠宋州段流经考辨,中国农史. 2012,31(01)

[25]来源:《中国历史大辞典·下卷》

[26]2017商丘日报华夏文明之根——太丘社

[27]《河南文物地图集》，第402页。

[28]张鹏飞：《水经注》石刻文献丛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115页。

[29]国家文物局主编；李修松主编；何长风，杨立新副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 安徽分册 下,中国地图出版社,2014.12,第45页

[30]国家文物局主编；李修松主编；何长风，杨立新副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 安徽分册 下,中国地图出版社,2014.12,第45页

[31]淮北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淮北市志,方志出版社,1999.08,第983页

[32]安徽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皖志述略 周始 上,,1983,第23页

[33]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安徽省淮北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淮北市文史资料 第1辑,,,第33页

[34]濉溪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濉溪县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03,第50页

[35]安徽省宿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宿县县志,黄山书社,1988.12,第447页

[36]郭超等主编,驻马店通史,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09,第92页

[37]《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下8画以上》

[38]摘自政协淮北市委员会编,永远的大运河，沿河城市征文集,安徽人民出版社,2009.10,第203页

[39]摘自政协淮北市委员会编,永远的大运河，沿河城市征文集,安徽人民出版社,2009.10,第20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