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事 | 张中行：最是读书可人意的读书心得

张中行，字仲衡，河北香河县人。早年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与季羡林、邓广铭、金克木合称“未名四老”，是近代中国著名学者、散文家。先生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围绕以北京大学为中心的旧人旧事，陆续写作了大量怀人忆旧的散文，先后以《负暄琐话》《续话》《三话》结集出版，时间跨度半个多世纪，颇得读书界之好评。本期“书事”栏目推送先生谈读书的文章，先生一生与书为伴，谓读书可以消闲，亦可以助人明理、自知。本文收录于《负暄三话》，中华书局，2006年。特此转载，以飨读者。原题《书》，标题为编者所拟。

最是读书可人意

文 /张中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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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中行《负暄三话》

中华书局，2011年

书有歧义，书籍之书，多用，书法之书，少用，这里从多，指书籍之书。

书所指定，从哪个角度谈它，还要先说清楚。可以用目录学家的眼看，那就单说分类，写成文本，也会汗牛充栋。可以用学究的眼看，限定一门，钻进去，也会不知如何再钻出来。还可以顺时风，从所谓效益的角度看，问题就更加复杂，比如内容正经，色不发黄，有些人就不欢迎，反之，也有人，纵使数量不大，会不欢迎，一笔糊涂账，算清就不容易。人生多是躬逢所谓盛世而多难，语云，自求多福，可以躲开的麻烦，当然以躲开为是。那么，文题白纸黑字已定，如何写呢？决定损之又损，或说由街头退入内室，只说它与自己的私交。私，与国计民生无关，可是自己感到亲切，也就无妨唠叨几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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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中行先生

想不到一开头就遇到个困难，是这私交的交由何时开始，由哪一本开始。

我清末生于一个极平常的农家，父亲念过三百千（按即《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因而识字，能写八行书之类；至于是否进一步也四书五经则不知道，至少是我上小学以后，没见过家里有这类书。那么，想确定能觉知（始于何时，只有天知道）以后，第一次看到甚至接触的是哪一本，就只好借用胡博士治学法宝的前一半，大胆假设（后一半为小心求证）了。假设的结果，是俗名皇历、官定之名为《时宪书》的，因为如今日之挂历，为家家所必备，并且经常放在桌面上，以便有时想到邻村去看看大姑、二姨之类，先要查查是否宜于出行。说官定，是因为乃钦天监所定所颁，不像现在，有出版力量的就可以争奇斗胜，抢先挂在街头，赚钱。又因为来自钦天，性质也与今日的挂历有很多分别，即以封面而论，那时是标明几龙治水，现在循“竹不如肉”的原则，变为半裸美人。内部呢，以我手头还保存的我出生那一年的《时宪书》为例，复杂得很，单说12 月16 日我出生的那一天，其下没有注公元年月日，却刻“丁卯火井满宜祭祀”几个字。我不是《易经》迷，也就不信由几根草棍的排列可以推断自己能否上登青云。可是，正如有的人占梦用二分法，曰佳兆可以不信，恶兆不可不信，对于生日那一天的钦天所批，我却也曾效不少“红”家之颦，想在“一从二令三人木”之类的迷魂阵中看出点门道来。我抓住的是“火”和“宜祭祀”，于是一推算就大有所得。那是就五行说乃火命，其含义也许就是庄子所慨叹，“其耆（嗜）欲深者其天机浅”吧？如果竟是这样，“命矣夫”，又有什么办法！再说宜祭祀，我不只一次引英国培根的话，“伟大的哲学始于怀疑，终于信仰”，可是我就苦于只能做到前一半。这给我带来不少麻烦甚至痛苦，其中有道的，有俗的。总之，我应该步许多人之后，也请个或大或小的龛，其中供个什么神，以期生有所靠，死有所归。可是知而不能行，至今还没有个龛，也就还茫茫无所归。想到这里，我几乎禁不住要高呼：“伟哉钦天所批，我确是宜祭祀。”闲扯这些，等于吃后悔药，干什么呢？因为是谈书，一生中视和思的最亲密的伴侣，凡事要重个开头，此《时宪书》乃开卷第一回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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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中行先生与家人的合影

1946年

再说有案可查的开卷第一回，是上小学以后，最早看到的共和国教科书中《国文》第一册。现在还记得是商务印书馆所编印，三十二开，线装，油光纸，石印大字，开头几页有字有图，字是“人手足刀尺，山水田，狗牛羊”，其下就记不清了。文没有高到圣经贤传，但也没有强制信受的教条，所以，也许更有力的原因是儿时的所有吧，我有时想到它，就以它未能躺在现在的书橱里为遗憾。旧的，即使不遭“除”之劫，逝去的也太多了，想开些也就罢了。

其后是离开家乡，到外面，先则上学，后则就业，混饭吃，一晃就差不多七十年过去。与书的关系，看，专就量说是线形，前后没有什么变化；买就变为枣核形，中间大，两头小。看，多而杂；买，与嗜书家尤其藏书家相比，不很多，但也杂。显然，谈这方面的情况，就不宜于由个体方面下笔，原因之一是当年没有记离开日记之账，理清很难；之二是即使能理清，写不胜写，也必没有人有耐心看。但就这样放过也有点舍不得，不得已，来个总而言之，是不管是看还是买，都实用和趣味兼顾，举个极端的例，《十三经索引》是实用，至于《回文类聚》，不过看看好玩而已。还要再来个总而言之，是所看与所买相比，后者的量小得很多，原因也是两种：一是有很多书，觉得好，甚至很想装入自己的书橱，可是买不起，或兼无处去买；二是有更多的书，看过或只是翻翻，觉得没有它也有好处，是既可以省钱，又可以省地方。

以上近于闲篇，表过，应该转入正文，说私交，即阑入己身生活中影响己身生活的。这有可意的，也有不可意的，人生难得开口笑，先说可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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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中行先生书法作品

可意，有的由看来，有的由买来，先说由看来的。这有浅深两种，先说浅，后说深。

浅是“消闲”。唐人李涉诗，“因过竹院逢僧话，又得浮生半日闲”，连《千家诗》也收了，可见闲贵重难得，为什么还要“消”呢？人就是这样一种奇怪的生物，忙了他（或她）叫苦，可是闲真来了，他又会闲情难忍，喊“日长似岁”。怎么办？办法万千，可以各取所好，或所惯。如昔日，男老朽，可以寻同道，喝四两半斤，女老朽，串门，说张家长，李家短。今日呢，花样多且翻新，如远可以旅游，近可以奔入卡拉OK。我路子少，连圣人网开一面的博弈也不会，而又最不能忍闲（或享闲），所以偶尔得闲，就不能不设法消。我的办法，最常用的是向书乞援；而书，也必伸出救援之手，使我安然度过难挨的片刻甚至长日。为了什么写作教程上标榜的形象化，像是应该有实事为证。一想就有两件涌上心头。一件是身心俱闲之时，何以能有如此清福？是70年代后期，因劳累而患胸膜炎，被送往地安门内清源医院。住几天，烧半退，卧床而清醒，真就日常似岁了。只好向书乞援，让家里人送来青柯亭本《聊斋志异》，本子不大而字大，看不费力而故事有情趣，总之就使难忍之闲化为轻松度过。另一件是身甚忙而心甚闲之时。那是在干校接受改造时期，繁重劳动之外，有时也要面对书桌。桌上只许有小红书，面对，如参古德的话头，总是迷而不悟，于是偷看唯一的“深藏若虚”的一本合订的《唐诗三百首》和《白香词谱》。遗憾的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不久就有进步人物发现，告密，并定性为阶级斗争新动向。处理是批斗其人，没收其书。“闻道长安似弈棋”，“杨柳岸晓风残月”看不见了，只好乞援于心里的书，这是一直记得的玄奘法师译的《心经》，于是再有面对小红书之机，就背诵“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密多时……”。赖菩萨保佑，进步人物就竟至没有发现，因而也就未定性，免于批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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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柯亭本《聊斋志异》

消闲，闲不多，而且消了就鸟尽弓藏，所以说浅。转而说深的可意，那就一言难尽。或者竟是难说，因为，如西方的《圣经》，东土的《南华真经》，就都欣赏混沌而厌憎知识，而我这里说书会带来深的可意，这可意正是指“知识”。怎么调停这看法的两歧呢？我想，混沌是个高不可及的生活境界，也许竟是佛家想望的涅槃的现实化吧，可惜人力有限，所以七品芝麻官郑板桥慨叹：“难得糊涂。”或者就借用《圣经》的叙述，既已偷吃了智慧果，只好扔开伊甸园的幻想，退而求其次，是既已有知，就干脆求多知一些。这之后就不能不颂扬书的功德。大致说，书都是过往的多知的人用书写的方式告诉我们的他们的所知，所以笛卡尔说，读书就好像同（其实是听）高尚的古人谈话。听多了，继以思，自然会有所得。这所得，总的说是知识，分说或具体说，又会千差万别，因为所读不同，吸收到头脑里整理，评骘，取舍，还必致受“天命之谓性”的影响。泛论不成了，只好说自己的。这也大不易，不是因为所知太多，说不完，是因为自己究竟知道什么，连自己也说不清楚。

但文是还要做下去的，只好搜索枯肠，并不避吹牛之嫌，说一些自认为分量较重，还值得拿到案头陈列一会儿的。这是一，因为读书，就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文（闻？）。这是利用旧话，表示借读书的光，才能知道人间、天上许多本来不知的事物。实际当然比昔日秀才的所知多得多，比如大的，外界，远的，以光年计，而年月日所表示的时间，又会因运动的加速而变慢，小的，人的总性，分性，都受细胞中染色体的制约，可见之物由不可见的原子组成，原子也是个复杂结构，等等，昔日的秀才就不知道。还有不少昔日的秀才可以知道的，如隋炀帝杀父、唐明皇夺媳之类，以及司马相如不作八股、赵飞燕不缠小脚之类。此外，各门类，由巨到细，“知也无涯”，说也说不尽。不尽，姑且算作多知，有什么好处呢？举不出有哲学癖的人也会首肯的理由，勉强说，浅入，是人生一世，多知总比不知好，深入，知的近邻是明理，可以致用。这就过渡到其二，明理，或说有分辨真伪、对错、是非的能力。这场面嫌太大，我想缩小为一点，是不轻信。这内容仍嫌太多，只举一点显著的。如与权势有关的那些好听的话，上至尧舜禅让，帝王降生，五彩祥云照户，即位后爱民如子，下至什么头头，一贯奉公守法，等等，我总觉得事实必不如此。又如宣扬什么信条，说只要信受奉行，婆娑世界很快就会变为天堂，我也总是一笑置之。不信，且不说对错，这样一人向隅，有什么好处呢？大概没有什么好处，勉强说，不过是存诚，心可以较安然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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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中行先生在书房

再说其三，我一直自信为因读书而有的独得之秘，是有些深思时会碰到的大问题，我们必弄不明白。这有属于天的，如情况为什么是“有”而不是“无”？

有属于人的，是饮食男女，生生不息，有没有什么究极价值？不明白，还自夸为独得之秘，是因为我有时想，人有生一次，为天命所制，能够知道自己的知的限度，这就有如欠债，无偿还能力，能够知道确数，盖棺时也就可以瞑目了吧？还可以借“圣人之言”，说得冠冕些，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之不知，是知也”。如果这样的不知也可以算作知，这所知显然也是读书之赐。

再说由买而来的可意。这就性质说很简单，是当年喜欢淘旧书，买到，不难得的可小喜，难得的必大喜。先要解释一下，何以只说买旧书，因为事实是几乎不买新书。这还要有原因，重要的有两个。其一是经济学的，我穷，上有老，中有妻，下有小，都要吃饭穿衣，买书之钱，只能由必需的日用中劫留一点点，少，还要办大事，其时旧书多，价廉（比如鲁迅《呐喊》，定价七角，初版的一本毁于“七七”事变的战火，1937年9月由旧书摊重买，为1927年3月第七版，仍紫色封皮，毛边，价仅一角四分），语云，钱要花在刀刃上，所以只能买旧书。其二可以称为狩猎学的，是只有到深山密林，才可以猎到市面不见的犀象之类。犀象，稀有，还是只说家常。单说枣核的中间一段，大致是由30年代晚期到60年代早期，每周总要挤出一点时间，骑车，逛卖旧朽的摊店。上面说过，其时旧书多，价廉，出去逛几处，几乎没有空手而返的时候。用书包装回，远交，所得是知识，可不在话下；难忘的是近攻的所得，或短期或长期的欢乐。说欢乐，或者还不够，因为事过境迁，有时回首，总浮生之帐，虽然外不少横暴，内不少穷困，而仍有勇气活下去，甚至感到人间还有情理，有温暖，有希望，就是（至少是一部分）因为还有“书”在，尤其是仍躺在书橱里的那些。近些年来，我很少买书，因为一则无处安放，二则已经到了“及身散之”的时候。可是说到散，尤其早年买的那些，已经相伴半个世纪了，又实在舍不得。这难割难舍的心情就是由昔年长期享受的买书之乐的记忆来。

自然，记忆里也有不可意的，那是书的散失，值得说说的有两次。一次是“七七事变”，存于保定育德中学的书，连同衣物，都“黄鹤一去不复返”。数量不多，可是有不少二三十年代的新文学作品，而且是初版本，戴上现在的眼镜看，也就可惜了。另次是1966年的夏秋之际，大革命以龙卷风之势卷来。思想要求纯正、一统，红卫英雄干劲冲天，领来生杀了夺之权，而我的存书，有不少，轻则不很纯正，重则很不纯正，又，谁也不知道红卫英雄的秤是否准斤十六两，冒险可能有险，于是为保命，连夜清理，估计可能引来大祸的都清出，易烧的，如线装竹纸的佛经之类，烧，不易烧的，如外文书之类，由孩子骑车运出去，扔。多年，怀着欢乐的心情，一本一本运回家的，就这样去了一半。心情不再是欢乐，而是，借用钱牧斋卖宋版前后《汉书》时的话，“李后主去国，听教坊杂曲，挥泪对宫娥，一段凄凉景色，约略相似。”烧、扔之后还有余韵,是时势使然，必须迁居。居住空间由大变小，书也成为床少人多，纵使碍于情面，也只好请一些膀大腰圆的到废品站去安歇。就这样，又清出一批，所得呢，以八分一斤论价，换回大团结数张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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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微草堂砚谱》

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换为说说近些年的。时移事异，不东跑西跑淘旧书了，新书的量却有增无减。来源主要是作者赠或出版家赠。所赠还有块头大、价钱高的，如《中华名匾》是一百五十元，《阅微草堂砚谱》加倍，三百元。天之生材不齐，只好就给它们个安身之地。正如我国的三才形势，天地未变而人则火速增加，只好挤。起初是桌面没有了，继而一个单人床面也没有了。看来挤的势头还不能终止，怎么办呢？只能走着瞧，希望车到山前自有路。

还有个情况，本不想说，可是刚才说到挤，举目一扫，碰到强占地盘还有几包未开包的，只得也捎带说几句。算来总有十年了吧，写些不痛不痒的，不再有轻则批斗、重则劳改的危险，于是旧病复发，就也拿笔涂抹。借出版业主江海不择细流的光，所涂抹，有些变成铅字，甚至订成本本。人，总有不少乐于从众摇旗呐喊的，于是，有时碰到适于摇旗呐喊的场合，就随便抓个学者或作家的帽子，往我的头上戴。我的经验，对于好意的帽子，比恶意的就更难办，因为如果你辞谢不戴，一霎时就会升级，成为既有大成就而又谦逊的学者或作家。所以只好不纠缠这些，只说因自己写书而来的苦难。一是成书很难，即使思路里已经有了东西，也要一个字一个字地写。近年有了什么电脑新玩意儿，还有人劝我维新，我自知心灵迟钝，必跟不上，所以还是一个字一个字地写。幸而功到自然成，一年两年，可以印成本本，有人肯印成本本，拣字，排版，订型，可是征订数只是三百五百，真是急杀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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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中行先生信札

1975年

也曾想来个手推车，上载书和笔墨，到大街小巷去叫卖，而且是签名本。可惜我老了，心有余而力不足，只有望豪举而兴叹了。

这样诉苦不好，只得躲开自己的写书，仍说存书。前面曾提到及身散之，现在是有不少，估计不会再用，将来总有一天，都不再用，是否也来个未雨绸缪呢？我想过这个问题，答案是暂不想它。如此处理，细想，理由还是感情的，比如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三种权威英译本，估计不会再读，可是想到当年节衣缩食，奔跑旧书店，买到时的喜悦，读时的所得，实在不忍看着它由我的身边走向远处，就说是佛门视为大忌的爱染吧，既已爱了这么多年，也就不想改弦更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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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禹民为张中行先生所刻“蓝闻之印”

顺着爱这条线，还可以说个遐想，是由不久前，与个年轻人谈《兰亭序》帖引起的，这是到盖棺之时，是否学李世民之以心爱的墨迹殉葬，也拉一两种相伴多年之书，仍旧做伴，同归于尽呢？用不用，如果用，用什么，一时还想不好。无力完成的事放放也好，那就只能且听下回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