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特工卧底国民党19年，官职比毛人凤还高，暴露后用一块木板逃走的读书心得

我党潜伏在国民党内部的红色特工中，军衔在少将以上的，并不在少数，但要说入职就是少将的，那却只有一人。

他虽然早在1930年，就当过军统头子的私人翻译，但此后一直是以“社会身份”游走于三教九流之间。

直到1947年，他才经人引见，入职国民党的国防部二厅。但一上任，他就被授予了少将军衔，比当时军统头子毛人凤的军衔还高。

他在国防部二厅的位置上，为我党提供了大量重要情报，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

就在他翘首以盼全国解放之时，却在解放前夕，因叛徒出卖而不幸被捕入狱。

但他并没有坐以待毙，最后竟只用一块木板成功逃出了国民党的看守所，堪称中国谍战史上的一大奇迹。

这个人就是范纪曼。那么他在我党隐蔽战线上有何战绩？他是如何潜入到国民党高层的？又是如何用一块木板逃出看守所的？

转战东西磨砺多，北上找党成特工

范纪曼原名为范贤才，1906生于四川梁山县马家场一个名门望族。受家庭影响，他从小就多才多艺，琴棋书画样样精通 。

19岁那年，范纪曼就考入了黄埔军校武昌分校，和开国大将罗瑞卿等人成为了同学。

在黄埔学校期间，范纪曼首次认识了马克思主义，就笃定它是救国真理，所以就毅然加入了当时还很弱小的中国共产党。

由于表现优异，范纪曼一毕业，就被分配到了叶挺独立团担任排长，不久后，又跟随叶挺参加了北伐。

罗瑞卿

在著名的汀泗桥战役中，范纪曼身先士卒，冲锋在前，配合主力部队一举夺取了这一交通要地。

但范纪曼自己却身受重伤，只能暂时脱离队伍，到武汉进行救治。

范纪曼伤愈之后，党组织考虑到他比较熟悉四川的情况，就把他调回了家乡，负责基层党组织的创建工作。

范纪曼不负重托，仅用了一年时间，就在国民党的眼皮底下，创建了万县、梁山县、合川县三个县级党支部。

党组织发现，范纪曼确实有地下工作的天赋，所以就把他派到了上海，从事情报工作。

所以范纪曼刚到上海，上海的地下党组织就因叛徒出卖，他因此被捕入狱。

但由于他初来乍到，叛徒对他并不熟悉，所以最终没有暴露身份，后经亲友营救，关了不到三个月，敌人就放他出狱了。

但范纪曼也因此而与上海的党组织断了联系。为了与党组织恢复联系，范纪曼毅然决定，离沪找党。他沿着京沪线一路北上，最终在北平找到了党组织。

但北平的党组织也无法联系到上海方面，核实他的组织信息，所以最终没能为范纪曼恢复组织关系。

但却破例允许其参加党组织的活动，于是范纪曼就成了共产党的“编外人员”。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学生爱国热情空前高涨，为了更好地开展学生运动，范纪曼一举考入了北京大学。

后来他又在党组织的运作下，成功当选为北平大中学校抗日学联主席。为了逼蒋介石抗日，范纪曼联合其他学联领袖，共同组织了南下示威请愿团纠察队。

他自任总指挥，带领 5000 多名学生，南下南京，要求蒋介石抗日，后经美国记者史沫特莱报道，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人物。

在领导学生运动之余，范纪曼也加入了“左联”，不仅翻译了大量苏联进步文学，还创作了许多宣扬进步思想的戏剧和诗歌，成为北平文艺界小有名气的人物。

就在这时，范纪曼的同乡好友，时任天津市委书记曹策突然被捕。范纪曼得知消息之后，心急如焚，四处奔走，终于找到了他在黄埔五期时的同学陈恭澎。

陈恭澎当时是军统北平站的负责人，释放曹策就是一句话的事，但刚开始的时候，陈恭澎并不愿去帮范纪曼。

后来范纪曼去找他的时候，发现他正拿着一本字典，在吃力地翻译一篇英文文章。范纪曼看着费劲，就毛遂自荐，替陈恭澎把文章给翻译了出来。

陈恭澎看他翻译得又快又好，就请求他担任自己的兼职翻译，范纪曼欣然领命。作为回报，陈恭澎也很快就把曹策保释了出来。

陈恭澎

在给陈恭澎翻译文件过程中，范纪曼发现了这些文件大都来自美国使馆，其中有很多都是国民党与美国政府的军事外交情报。

所以，他将这些文件翻译好之后，就誊抄了一份，秘密送给了当时的地下党北平市委书记冀丕扬。

但没想到的是，半年以后，冀丕扬竟被捕叛变，向陈恭澎交代了范纪曼向他提供文件的事情。陈恭澎勃然大怒，随即就把范纪曼给抓了起来。

党组织得知情况后，立即就开展了积极的营救活动，找来了很多黄埔同学给陈恭澎施压。

陈恭澎担心上级知道情况后，会追究他擅自将材料外泄的责任，所以就网开一面，把范纪曼放了出来。

同时也没有将范纪曼是共产党的消息报告给上级，也这为范纪曼以后开展潜伏工作创造了条件。

范纪曼出狱后，通过四川老乡的关系，结识了刘逸樵。

刘逸樵表面身份是上海《大晚报》驻北平特派记者，真实身份却是共产国际代表、苏联红军总参情报部情报人员。

他得知范纪曼是共产党员，又精通日语之后，就拿来很多日文的资料让范纪曼帮忙翻译。

1935年6月下旬，范纪曼从一份日文报纸上，读到一则“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会见国民党华北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的消息。

凭着敏锐的直觉，范纪曼认定此事非同寻常，就和刘逸樵一起，对梅津美治郎的行踪进行了调查。

结果成功发现了何应钦与梅津美治郎达成秘密协议，把中国河北和察哈尔两省主权出卖给日本的事情。

范纪曼赶紧把此事通知给了党组织，中共中央在第一时间就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向全国人民揭露了国民党的卖国行径，争取了全民族抗战的主动权。

何应钦

只身入沪搜情报，不计身份屡立功

1935年“一二九”运动之后，刘逸樵与又范纪曼商量，问他是否愿到上海去开展情报工作。

当时的范纪曼并没有恢复组织关系，刘逸樵也不是他的直属领导，他完全可以拒绝刘逸椎的指派，但出于高度的责任感，他还是欣然领命。

回到上海之后，范纪曼凭借在“左联”的关系和自己的才艺，先是在上海戏剧专科学校找到了一份教职。

随后又以此为平台，广结社会名流，很快就在在上海上层社会站稳了脚跟，为他刺探情报提供便利。

1938年8月，范纪曼通过多方打探，获知日军将在吉林延边张鼓峰一带突袭苏军。

他立即将这一情报通过刘逸樵告知了苏联。苏联红军得以提前准备，成功挫败了日军的进攻。

1939年5月，范纪曼又获知日军准备以5个师团在外蒙古诺门罕附近发起武装挑衅，他还通过原有渠道将情报及时传递了苏联，使日军的偷袭计划没有得逞。

共产国际的代表评价范纪曼说：

“人很灵活，工作负责，能严格遵守纪律，生活朴素。”“从来没有暴露过社会关系和组织关系。对共产党的政策的认识和了解，超过了一般的共产党员。”

太平洋战争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的局势空前紧张，我党设在法租界白尔培路五金店的秘密电台随时都有暴露的危险。

危急关头，刘逸樵找到范纪曼，让他务必想办法把电台转移到安全地点。

范纪曼接到指示之后，先是把自己打扮成富商，然后就开着租来的豪车，大摇大摆地来到了白尔培路五金店。

又以买电器为名，在日本巡捕的眼皮底下，公开“买”走了事先包装好的电台，胜利完成了抢险任务。

电台抢救出来之后无处安放，范纪曼就把它带到了自己家的阁楼上，同时也把地下党的联络员接来居住。

上海法租界

联络员向延安发报的时候，他就让妻子带着孩子在弄堂口作掩护和放哨。

在当时的情况下，这种做法是极其危险的，没有过人的胆魄，没有对党的无限忠诚，是难以办到的。

1943年底，为了更方便地开展情报工作，范纪曼在上海静安寺大华商场附近开了一家书店，并效仿效鲁迅先生的“三闲书屋”，将其取名为“木简书屋”。

木简书屋不仅中外藏书众多，而且还出版进步杂志，很快就成为上海文化名流聚会的场所，范纪曼也因此而结识了张子羽。

张子羽的表面身份是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的秘书，但实际上也是中共地下党，而他的直接上线就是时任上海共产党负责人的潘汉年。

通过张子羽的介绍，范纪曼很快就与潘汉年取得了联系。

潘汉年向张子羽保证：“此人是清楚地。”但在当前环境下，他无法对范纪曼进行进一步的审查，以恢复他的组织关系，只能勉励他努力工作，为党多作贡献。

就这样，范纪曼仍以共产党“编外人员”的身份坚持斗争到了抗战胜利。

潘汉年

成功打入敌高层，解放战争做贡献

抗战胜利后，范纪曼本想尽快回归组织，恢复身份。但刘逸樵又找到了他。对他先是充满诗意地说：

“世道并不太平。我们这个尘世，仍是个污浊的世界。我们要在党的领导下，把它改造过来，愿你知难而进。”

随后又给他安排任务说：“组织上决定派你去利用黄埔军校同学军人的关系，打入蒋帮的军事机关中去，获取蒋匪军事情报。”

“你打进去后，先把人事关系搞好，以便为获取重要情报打好基础。”

陈诚

范纪曼接到指示后，就毅然放弃了原先的打算，开始想方设法打入国民党高层。但国民党高层并不好进，范纪曼找了很多关系，都无济于事。

最后还是张子羽帮了他。张子羽先是在顾祝同面前推荐了范纪曼，随后又利用顾祝同的关系，找到了时任国民党参谋总长的陈诚。

当时国民党国防部正缺搞国际情报的人员，当陈诚听说范纪曼精通多国语言之后，就破格提拔他做了国防部二厅驻沪国际组少将代理专员。

在当时的国民党情报界，少将是个很高的头衔。特务头子戴笠生前也只不过是少将而已。

1946年，戴笠坠机身亡后，接替他出任军统局局长的毛人凤当时还没有被正式授衔，虽然他到台湾后，被授予了二级上将军衔，但那是后话了。

所以单从军衔上来说，初入国民党的范纪曼竟比毛人凤职级还要高。而范纪曼入职国防部后，执行的第一次“任务”竟是送张子羽离沪。

原来，在抗战胜利之后，张子羽利用顾祝同代表的身份，接收了日寇大量军用物资，并秘密运出了上海，送给了在江浙一带活动的新四军。

但不想事情败漏，国民党发生通缉令，要捉拿张子羽归案。

紧急情况下，范纪曼以他国民党少将的身份为掩护，亲自开车将张子羽送到了上海郊外的复兴岛，随后又用重金雇了条渔船，安全把张子羽送出了上海。

从1948年秋开始，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反攻阶段，我军相继发动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而范纪曼则利用在国防部二厅的便利，为我军提供了大量重要情报。

比如在辽沈战役前，范纪曼就成功搞到了蒋介石要“调廖耀湘兵团开往辽西”的情报。

平津战役时，他又及时搞到了蒋介石准备炸毁海河大堤的计划；在淮海战役中，还提供了蒋介石要调邱清泉部进行增援的部署。

范纪曼的这些情报，使我军提前得知了蒋介石的作战计划，从而提前做了有针对性的部署，极大地加速了战争的胜利。

到了1949年，蒋介石见败局已定，就动了逃往台湾的打算。为了掩护国民党大军顺利渡海，蒋介石就在福建厦门附近布下了重兵。

为了弄清蒋介石在厦门的布防情况，范纪曼打着搜集情报的旗号，亲自飞往厦门。

他将蒋介石厦门行辕的驻地、兵力部署等等情况，绘制了一张十分详尽的“军事地图”，及时传给了党组织，为解放军解放厦门做出了突出贡献。

但就在解放战争胜利前夕，范纪曼却因叛徒出卖而再次被捕。

不幸被捕巧越狱，组织关系终明确

但就在范纪曼奋战厦门期间，上海的一名地下党被捕后叛变，供出了范纪曼。所以，他一到上海，就遭到了逮捕，被关进了上海警备司令部的临时看守所。

由于范纪曼当时是少将，国民党特务也没找到什么更有力的证据，所以他们对范纪曼还算客气，好吃好喝地照顾地还不错。

范纪曼本人也觉得再熬几天，上海解放了，自己也就自由了。

但直到有一天，他偶然发现看守所的花名册上，自己名字上竟然被画了圈，他这才意识到，国民党是想在撤退之前秘密处死他。

他不想坐以待毙，就有了越狱的打算。

由于警备司令部的看守所只是临时的关押点，所以并没有建什么高墙铁网，只是简单地用竹子设了一道半人多高的篱笆墙，这就为范纪曼逃跑创造了条件。

但这种这竹篱笆墙用不上力，稍微一动就会发出响声，势必就会惊动巡逻的卫兵。不过范纪曼却早已想到了办法。

4月19日凌晨，范纪曼突然称肚子痛，让看守帮他弄点热水来吃药。

等看守一出门，范纪曼就跑到了厕所旁，把抽出了犯人放脸盆的长木板子，搭在了竹篱笆墙上，迅速地越墙逃跑了。

等国民党看守发现后，范纪曼早就不知去向了。

新中国成立后，范纪曼终于从“地下”走到了地上，调到华东军政委员会联络局工作。到联络局之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向组织申请恢复党籍。

但能证明他组织关系的人当时大都已经不在，组织考虑到他在情报工作中所做的贡献，就特许他可以重新入党。

但范纪曼一旦重新入党，就意味着他之前只是以群众的身份在为党工作。

范纪曼不想在对党忠诚问题上打折扣，所以即使在各项待遇都受到影响的情况下，范纪曼也没有接受重新入党的这个方案。

直到1984年，中央才正式下文：“恢复范纪曼同志党籍，其党龄从1926年转党时算起，参加工作时间从1925年入团时算起。”

历经坎坷的范纪曼，终于在有生之年重新回到党的怀抱。

为了报答党的恩情，范纪曼毅然将他收藏的四千多册珍贵书刊和一千多张原版唱片，全部捐赠给了上海戏剧学院和上海音乐学院。

他想“让这些书刊和唱片，在培育祖国新一代艺术人才中，发挥他应有的作用。”

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刘逸樵就给范纪曼写过一首诗。诗中说：

“闪电的光虽然很亮，但它稍纵即逝，星星的光虽弱，但却整夜长明。我们，不需要惊天动地，只愿做不为人所看重的小星星。”

这首诗即是范纪曼一生的写照，也是所有在中国隐蔽战线上默默奉献的无名英雄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