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奇葩的考试制度，整个时代却边骂边学的读书心得

清代的蒲松龄写过一篇小说《贾奉雉》，对“八股文”进行了一番辛辣的讽刺。

贾奉雉是甘肃平凉的读书人，在当地才名冠绝一时，但因为不懂作八股文的诀窍，科举考试总是考不中。

有个人听说后，找到贾奉雉，告诉他，可以在烂文章中摘取些空洞俗套的句子，拼凑成考场作文。这人还说：“天下之事，有时踮起脚、仰着头，努力去争取反而得不到好结果，俯首去拾取就容易得多。你还不明白吗？”

贾奉雉听从他的建议，用这个方法在考场上作答，写出的八股文跟开玩笑似的，竟然中了第一名。

后来，贾奉雉每次想起自己写的这篇答卷，却一读一身汗，感到“以金盆玉碗贮狗矢，真无颜出见同人”，羞愧得只想隐居山林，连功名都不要了。

八股文这玩意儿，真的就这么一无是处吗？

蒲松龄雕像。图源：图虫创意

01

八股文，是明清科举考试主要的考试内容之一。

当时，参加乡试、会试的考生，在考试过程中通常需要写3篇八股文，因此，常有人将明清时期的科举考试称为“八股取士”。

关于八股取士确立的时间，明末清初学者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说：“经义之文，流俗谓之八股，盖始于成化以后，股者，对偶之名也。”

这是说，八股文的考试形式确立于明宪宗成化年间（1465年—1487年）。

实际上，八股文这种文章格式在之前的科举考试中就已经出现。

明太祖朱元璋一统天下后，刘基等官员拟定科举制度的相关规定，将考试范文呈上去给朱元璋看。

朱元璋看到这些反复采用分股对偶的文章，可能心生厌烦，生气地说：“何故说了又说！”

但作为平民出身的皇帝，朱元璋深知，若要使国家稳定，一定要控制读书人的思想，实行文化专制。于是，他打下江山后，很快颁布诏书，提出“非科举者，毋得与官”，使天下读书人对科举考试趋之若鹜。

他与刘基等人在制定考试内容时借鉴了宋代的“经义”，即《明史·选举志》说的，使“其文略仿宋经义，然代古人语气为之，体用排偶，谓之八股”。顾炎武认为，“股”就是指文句要用比偶，所以也有人称其为“八比文”，乍听起来还有点洋气。

朱元璋画像。图源：网络

从洪武年间探花黄子澄留下的会试卷可知，明朝初年已经有考生采用“八股文”的形式作答。

黄子澄的这篇题目叫《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出自《论语·季氏》。他作的文章多用比偶，有破题、承题、起讲等部分，具备八股文的特点。文中大都是歌颂大明天子的词句：“主圣而明，臣贤而良，朝臣有穆皇之美也；治隆于上，俗美于下，海宇皆熙皞之休也……”

黄子澄凭借这篇文章考中会试第一。据说，到了殿试时，黄子澄一时紧张，明太祖问他年龄，他先是答36岁，再问他是哪年出生，黄子澄竟然慌得说不出话来。朱元璋就把他从第一名改成第三名。

黄子澄后来成了建文帝的心腹大臣，为削藩提过不少建议，结果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役，夺走了皇位。擅长写八股文的黄子澄倒是很硬气，他面对朱棣的审讯，抗辨不屈，最后被处以磔刑（即肢解）而死。

不过，在成化以前，明朝科举考生写经义文章“或对或散，初无定式”，既可以写成明太祖创制的八股文，也可以写成其他较为自由的格式，只要写得好，都有考中的希望。

成化年间，明宪宗正式将八股文作为固定的考场文体，使此后考官评阅试卷，必须先看是否符合格律严密、组织完整的八股文格式，再看内容，只要不符合格式，都判定为不合格。

从此，八股文就成了控制文人思想的工具，读书人不仅被儒家思想、孔孟之道束缚，还被困在八股文的囚牢里，把大半生的精力都放在学写八股文上。

读书人为了考取功名，一般从小就要诵读四书五经，学作八股文。

很多人整天埋头学写八股文，两耳不闻窗外事，对民间疾苦和天下形势一无所知，不仅消磨了大把时光，最后还导致“士不成士，官不成官，兵不成兵，将不成将”，国家内忧外患，给了外敌可乘之机。

顾炎武说：“八股之害，甚于焚书，而败坏人才，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他认为，科举考试应该用经史和当世之务取代八股文。

但是，清朝入主中原后，采用“拿来主义”，仍然延续了明朝八股取士的形式，且更加文辞空洞、枯燥乏味。

《清史稿》记载：“有清科目取士，承明制用八股文……谓之'制义’。”

如此一来，八股文就像另一种“文字狱”，有效地钳制了文人的思想。

若从明太祖将八股文作为科举考试内容算起，直到清末废八股，八股取士在中国实行了五百多年。

南京夫子庙魁光阁。图源：图虫创意

02

八股文难不倒学霸，而他们之中有不少人十分鄙视八股文。

明代大才子唐寅（字伯虎）就说：“若闭户经年，取解首如运掌耳。”

唐伯虎这句话，一方面说明他才华出众。人家确实有狂的资本，说完此话没多久，唐伯虎就考中了应天府乡试第一（解元），只是后来进京，被卷入徐经科场舞弊案，才无奈地终结了科举生涯。

另一方面也说明，写作八股文确实不需要太大的学问，对于唐伯虎这样的才子，一年的备考时间就够了。

唐伯虎觉得八股文so easy。图源：影视剧照

八股文的形式有严格的规定，一般由破题、承题、起讲、入题、起股、出题、中股、后股、束股、收结等部分组成。其中，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四个部分要用排比、对偶而相对成文的两股文字组成，故合称“八股”。

每篇八股文有字数限制。明朝时五经文（儒家“五经”《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的题目）以五百字为满篇，四书文（“四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的题目）以三百字为满篇，清康熙时四书文要写满六百字，乾隆以后增到七百字。

八股文的题目出自儒家典籍“四书五经”，标准教材是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等，考试不仅对形式要求严格，对内容也要求苛刻。

考生在写作时，不能随意发表自己的看法，更不能有任何离经叛道的想法，文章要“代圣贤立言”，也就是模仿古人的口吻，内容上一定要体现儒家先贤的思想。

对此，八股文研究专家王凯符用《论语·里仁》中的“父母在，不远游”举例。

王凯符说，明清的士子如果考到这个题，就要从儒家提倡的“孝道”“养亲”“慎终”等方面入手做文章，任意发挥就是唱反调。

因为明朝推崇的朱熹朱圣人对这句话的解释是：“远游，则去亲远而为日久，定省旷而音问疏；不惟己之思亲不置，亦恐亲之念我不忘。”

科举考生只能闭门读书，戴着脚镣跳舞，而不能像打辩论一定要找个理由来反驳先贤们。

反正你非要杠，就是“自毁前程”。

明清时期的学校教育也重在八股文，不让学生学写其他文章。幼童从对对子之类的基本功练起，朗诵着《声律启蒙》中“云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的句子，长大一点后便是诵读四书五经，再之后由老师讲解朱熹对四书的注释。

打完基本功后，就可以学写八股文，一般先学“破题”，然后是“承题”“起讲”等，最后再写完整形式的八股文章。

学生如果不好好学八股，还琢磨着诗词歌赋，便是“不务正业”。

明弘治年间有个大学士叫刘健，一生从事伊洛之学，追慕程朱遗风。这个老爷子也很狂，狂到看不起李白、杜甫。他经常对年轻人说：“好笑后生辈，才得科第，却去学作诗。作诗何用？好是李、杜，李杜也只是两个醉汉。撇下许多好人不学，却去学醉汉。”

但是，“诗仙”李白能写出“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欺强而不凌弱，一身文人傲骨；“诗圣”杜甫能写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他人微言轻，心中却装着天下万民。

而那些只会写八股文的老学究们留下了什么？

明末清初另一位批判八股文的思想家王夫之，专门写了一部《夕堂永日绪论外编》，揭露八股文的荒谬，说崇尚八股文的科举考生“皆束书不观，无可见长。则以撮弄之具为巧，娇吟蹇吃，耻笑俱忘”。

骂八股文的王夫之，跟随永历帝举兵抗清，南明亡后归隐林泉，著书立说，终身没有剃发。

写八股文的高官名儒，有不少却拜倒在了清军的铁骑下，带头向新来的统治者下跪。

清军入主江南。图源：影视剧照

03

可以说，世间的很多考试制度都是绝对公平与相对公平的矛盾统一体。

明清八股取士，使科举考试有了一个固定的考试项目，为士子们提供公平的竞争机会，他们可以通过寒窗苦读来实现自己的抱负，完成阶层跃升。

但是，八股取士也存在很多缺点，其过多讲求格式、思想统一，不重视文章的实际内容，有的人平日里下笔如有神，却始终得不到考官的眷顾，所谓“文章虽好，难入试官眼”，说的就是这些才智出众却名落孙山的士子。

随着八股文的弊端逐渐暴露，在近代以前，就已经出现废除八股的提议。

清乾隆年间，兵部侍郎舒赫德上书，提出取消八股文：“科举之制，凭文而取，按格而官，已非良法……今之时文，则徒空言而不适于用。”

舒赫德的忧虑不无道理，却遭到了以军机大臣鄂尔泰为首的“顽固派”的反对。

朝廷把舒赫德的奏章发给礼部议复，礼部给出的反驳也十分有力，大致意思是说，你说八股文“皆空言抄袭而无用”，但明清以来，国家的栋梁之才大多是通过这个途径产生，他们都读孔孟，都写八股文，在历史上做了许多贡献，你如今不反思如何挽救“末流之失”，转而追究“作法之源”，这难道不是你的过错吗？

于是，这场辩论以顽固派胜利告终，舒赫德的建议不被采纳，清朝继续用八股文选拔人才。

在历史上，通过八股取士选拔出来的官员，有些人接受了儒家传统思想的熏陶，在国家危难之际挺身而出，忠君爱国。明末有史可法、张煌言、堵胤锡等名臣，坚贞不屈，以死效国。清军入关时，在对付他们时遇到了不少麻烦，也知道了用思想武装自己的读书人有多么顽强。

八股文考卷

但鄂尔泰的说法就有些耐人寻味了。

支持八股文的顽固派鄂尔泰在这场辩论中说：“非不知八股为无用，特以牢笼人才，驱策英才，其术莫善于此。”

这是说，我们并非不知道八股文没有实用价值，但用它来控制读书人，好用呀！

一语道破了清朝当权者内心的想法。

鄂尔泰等人还将八股文存在的缺点归因于“奸邪之人”和“迂懦之士”，说是这些人败坏了八股取士的名声。

然而，在八股取士的制度下，读书人大都贪图功名官位，只读四书五经，只学八股文，不过问其他知识，表面上看文绉绉，实际上都是井底之蛙，于是有了太多像文学作品里范进、孔乙己之类的腐儒。

可以说，鄂尔泰之流口中的“奸邪之人”“迂懦之士”本身就是八股取士的产物，他们却把八股文的没落归根于这些人，实乃本末倒置，颠倒黑白。

骂归骂，考归考。不喜欢八股文的人多了去了，最后还不是得捧起圣贤书来读。

晚清的曾国藩就是一个不喜八股的人，但为了仕途，他考举人、进士都考了几次，发扬屡败屡战的精神，才成功跻身朝堂，后来机缘巧合下到地方办团练，拉起一支湘军，扫平太平天国，成为一代名臣。

曾国藩却在家书中对儿子说，八股文、试帖诗之类的，“尽可不看不作”，“实无益也”。

在追求功名的道路上，曾国藩对八股要说一句“真香”，他写的八股文也颇有古文风采，但该骂的时候还是要骂。

曾国藩

04

近代以来，骂八股文的主要有两拨人。

晚清的学者，虽有不少人是科举考试出身，但有的人痛恶朝政昏暗、列强侵凌，于是痛骂腐朽的八股文，号召废除科举。

辛亥革命后，中国教育制度得到发展，反帝反封建的声浪一阵高过一阵，八股文作为科举余孽，常常被批判，如过街老鼠。

戊戌变法的领袖康有为，正是八股文的反对者。

不过，作为一个攻读经史多年的的读书人，康有为也在科举的独木桥上折腾了很多年，著名的“公车上书”就发生在进京应试的路上。

后来康梁变法要求废八股时，有个以卫道士自居的守旧派就抓住康有为苦学八股文多年的把柄，进行讥讽。康有为很没面子，只好把责任推给母亲，说自己是受了老母亲之命，才苦练八股，考取功名，把吃瓜群众都逗乐了。

戊戌变法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废八股，改科举，办学堂。

康有为写了《请废八股试帖楷法试士改用策论折》，指出八股文的种种危害，说：“今变法之道万千，而莫急于得人才；得才之道多端，而莫先于改科举；今学校未成，科举之法，未能骤废，则莫先于废弃八股矣。”

他接着说：“诸生荒废群经，惟读四书，谢绝学问，惟事八股，于二千年之文学扫地无用，束阁不读矣。”

在康有为看来，沉迷八股文的人连经义都忘了，从童年到白首，都只会依照节拍吟诵，写起文章来，像是俳优涂脂抹粉、登台唱戏，不过是闭目塞听的庸才，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割地败兵，都是八股文害的。

康有为有些夸张地表示，这些八股做题家，甚至“不知司马迁、范仲淹为何代人，汉祖、唐宗为何朝帝者。若问以亚非之舆地、欧美之政学，张口瞪目，不知何语矣”！

康有为

尽管百日维新转瞬即逝，但康有为的猛烈一击打中了八股文的要害，在朝野上下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八股文被正式废除，科举改考策论。四年后，就连八股文依附的科举制度也走到了尽头。

清末，有个自号“有味斋主人”的教培达人，编了《增广大题文府》，收录八股文一万多篇，规模之大、用心之苦，堪称空前绝后。他在序文中说，希望这部书能永远地流传下去，“上以力追乎作者残膏剩馥，下以沾丐乎后人”。

在新思潮的冲击下，不到几年时间，存在五百多年的八股文便烟消云散，被扫入历史的尘埃中。

参考文献：

顾炎武：《日知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王夫之：《船山遗书》，中国书店，2016

张廷玉等：《明史》，中华书局，1974

赵尔巽等：《清史稿》，中华书局，1998

龚笃清：《八股文百题：揭示八股文隐蔽的历史面目》，岳麓书社，2010

卢前：《明清戏曲史 : 外一种：八股文小史》，岳麓书社，2011

王凯符：《八股文概说》，中华书局，2002

邓云乡：《清代八股文》，中华书局，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