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刺马案”：表面上是兄弟情仇，背后是清廷高层间的激烈斗争的读书心得

清同治九年七月二十六日，江宁府校场鼓声阵阵，喝采声此起彼伏。两江总督马新贻亲临阅兵，正站在督府右箭道检阅射箭。

这是江宁的惯例，原本是每月二十五日，因为昨日突然下大雨，积水甚多，根本无法检阅，才不得不推迟一天。

阅毕，马新贻在随从的陪同下，开始从侧门步行回府。此时，道路两边有不少老百姓前来围观。

突然，有人从人群里冲出，拦住去路，只见他手里拿一张状纸，随后跪地高呼：“草民冤枉，请大帅申冤……”

马新贻不疑有诈，停步看着来人，提步向前，正欲上前询问究竟。

却不料，来人未等他靠近，忽然眼露凶光，右手迅速从小腿处抽出一把利刃，身体一跃而起，扑向马新贻。

马新贻大惊失色，早已来不及躲闪，只感到右肋一阵剧痛，连忙低头去看，发觉自己早被来人狠狠刺中！

整个行刺过程发生太快，兵丁们眼见大人被刺，瞬间反应过来，随即一拥而上，死死将刺客摁倒在地，一举将其擒获。

众部下慌乱之下，七手八脚把马新贻抬入督府，叫了大夫医治。次日，马新贻因被刺中要害，伤重不治而亡。

按常理来说，堂堂朝廷一品大员被杀，刺客也被擒获，人证物证俱在，将此案查个水落石出并非难事，却不料案情扑朔迷离，竟然迟迟无法结案。

一

几天后，朝廷命令江宁将军魁玉、藩台梅启照等人速速审讯，尽法严办。不久后，清廷再派漕运总督张之万为钦差大臣，前往江宁参与审讯，督办此案。

不料，三个月下来，尽管朝廷一再催促，魁玉、张之万等人却仍未结案，一直推说是“案情重大，较为复杂，须慎重考虑，当前难以定案。”

慈禧怒了，以为是他们相互推诿扯皮，随即连下了三道谕旨催促，这才总算有了江宁方面的结案报告。

“本案系刺客张汶祥个人私恨，趁机报复，并无其他同伙参与……”

马新贻为官刚正无私，与人并无仇怨，刺客怎么可能无缘无故对其下如此狠手？！

慈禧对如此说法当然不信，认为结案陈词过于牵强，根本不符合常理，刺客敢舍下身家性命行刺，背后肯定有人主使……

鉴于案情不明，慈禧决定派出刑部尚书郑敦谨，亲赴江宁继续审理这一起“刺马案”，势必要将案子主谋揪出来。

……

郑敦仪作为钦差大臣，即刻奉命启程前往，秉着铁面无私的态度，到达江宁第二天，就立即火速召集案件各路官员开会商议。

与郑敦谨一起主审案情的还有一位大人物，那就是马新贻被刺杀后，接替两江总督之位的曾国藩。

清廷派下来的第一任钦差大臣张之万，此时责无旁贷，首先站出来陈述案情。

案犯张汶祥，河南河阳人氏，对于刺杀之事供认不讳。经反复审讯，犯人供出行刺动机有如下三点。

一、张汶祥在宁波之时，有歹徒霸占他的妻子和财产。他落得人财两空，于是起诉到时任浙江巡抚马新贻那里，请他断个公正。却不知何故，马新贻拒不受理案子。张汶祥气愤之下，最后逼妻子吞烟自尽，歹徒却逍遥法外。从此张汶祥迁怒于马新贻，一直想要报复。

二、张汶祥曾经结交几个要好的海盗朋友，被马新贻逮捕入狱。对此，张汶祥怀恨在心，早就想为朋友报仇。

三、张汶祥以前靠经营典当行为生，马新贻明令禁止不得私自经营，让张汶祥从此断了谋生之路。因而，张汶祥心里一直怨恨马新贻，故而舍掉性命也要刺杀。

郑敦谨听完，不由眉头紧锁，因为以多年的断案经验，立马就察觉出几处破绽来。

张汶祥与海盗结交，他自然也有当海盗的嫌疑，这样的身份怎么敢上街拦路告状？甚至刺杀朝廷命官，就不怕被人识破身份吗？

还有就是张汶祥的妻子被人霸占，钱财被人抢夺，直接去找夺妻仇人报仇就行了，为何要费尽心思杀不理案子的马新贻呢？

让郑敦谨疑惑的还是最后的结案陈词里的那几句话，作为法律文书，却用模棱两可的“个人行为，尚属可信”的字眼，不得不让人产生怀疑。

郑敦谨就追问张之万为何要这样写？张之万却说，案犯一直言辞闪烁，语言颠倒，总是反复摇变，因而审讯难以得到结果。

同为主审官的曾国藩，一直没有说话，似乎有些刻意回避。

郑敦谨颇为不解，忙问他对此案有何看法？谁料，曾国藩避重就轻，对案情只字不提，只提及审讯张汶祥期间的大致过程。

郑敦谨不愿就此放过，顺着他的话连续追问。曾国藩最后不得已坦言，案犯异常狡猾，一味回避，无法知道他行刺的真实动机。

面对满堂官员相互推脱之词，江苏候补道孙衣言终于按捺不住了，愤然起身说道：“背后主谋倘若能逍遥法外，天下将无畏惧之心，有何事而不为？！”

此言一出，顿时捅穿了最后一层窗户纸，原本还在窃窃私语，小声议论的大小官员都不敢出声了，现场一片寂静。

孙衣言候补多年均未得官缺，十分落魄。马新贻知道他的才干，点名保奏让他到督府任职，成为马新贻的左右手，当然对此事气愤填膺。

郑敦谨立刻感觉到了现场微妙的气氛，明白此案复杂，肯定大有蹊跷，若要查出真相，必须亲自审讯犯人才行。

散会后，郑敦谨亲自去牢房开始提审凶手。张汶祥的表现却出乎他的意料，并没有“言辞闪烁，语言颠倒”，反而是非常的冷静。

郑敦谨几次问到关键处，张汶祥只提及杀人系个人所为，与他人无关，倘若再追问，张汶祥就闭口不言，事情颇为诡异。

见此，孙衣言提议对犯人用刑，郑敦谨却拒绝了，如果此案有背后主谋，趁此机会动些手脚，让凶手死于狱中，这个责任就要他来背。毕竟惊动慈禧太后的案子，如果没有得出一个让其信服的结果，他肯定难辞其咎。

审讯就此僵持不下，目前毫无进展，郑敦谨决定明天亲自去刺杀现场看看。

二

隔天，郑敦谨前往现场查看，陪同他的是马新贻的贴身卫士方秉仁。

郑敦谨心里很奇怪，马新贻是朝廷命官，凡是出行回府都自有一套礼仪，为何前往校场阅兵既不骑马也不坐轿，偏偏要步行呢？

方秉仁连忙解释说，江宁府后院有一条小道直通箭道，距离也不远，马大人觉得清静方便，所以历来都是徒步前往。

郑敦谨对此也不好说什么，就继续问，马大人当天回去有几名护卫？

方秉仁回答说，除了他之外，前后都有两名贴身护卫，跟在后面还有七、八名随从一起送马大人回府。

郑敦谨听了有些吃惊，继续问：如此严密的保护之下，凶手是如何刺杀成功的？

方秉仁把当天行刺过程大致说了一遍，还提到了一个细节，就是马新贻被刺中以后，大喊了一句：“找着了！”自己现在也不明白是什么意思。

还有就是凶犯张汶祥的表现也很奇怪，一击刺中马新贻的要害，似乎从来没有想过要逃走，任由护卫将他抓获，口里还连声大喊：“杀人者就是我张汶祥，男子汉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养兵千日，用在一朝！……”俨然一副侠士之举，绝非简单的复仇。

郑敦谨听了，沉默不语，心想，这案子越来越复杂了……

一个月很快过去，刺马案依旧毫无头绪。南京城内却开始流言纷纷，民间茶楼、酒肆里到处都在传唱戏文，唱段，或是各种传闻。

其中流传最广、影响力最大的民间版本，就是马新贻“渔色负友”的故事。亦是电影《投名状》的原型版本。

咸丰年间，张汶祥与朋友曹二虎、石锦彪加入了捻军，与清军对抗。此时，马新贻率部讨伐，因寡不敌众，不幸战败。随后被张汶祥他们抓上山去。

张汶祥他们原本就想投靠清军。于是，曹二虎、张汶祥主动与马新贻结为异性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后来，三兄弟齐心协力，到处作战，连战连捷。马新贻凭战功获得晋升，一路扶摇直上，逐渐成为了朝廷高官。

曹二虎的老婆很漂亮，马新贻起了色心，连番勾引终于得手。不料，两人有一次偷情的时候，恰好被张汶祥撞见。于是，张汶祥就把这事告诉了曹二虎。

马新贻见事情败露，索性先下手为强，率兵先把曹二虎杀了，混战之中，张汶祥奋力抵抗，侥幸突出重围，最终逃过一劫。

因而，张汶祥这次行刺蓄谋已久，其实是为了替兄弟曹二虎报仇，誓要杀了马新贻这个“渔色负友”的败类！

传闻越传越玄乎，有人还说，马新贻的一个年轻貌美的小妾，最近在马家后院里上吊自杀了，其实就是曹二虎的老婆。

这一天夜里，马新贻的儿子马毓桢突然上门，前来求见郑敦谨，说是有要事相商。

郑敦谨连忙令下人带了进屋。两人见面，一番客套话之后，马毓桢表明来意，说是对于传言必须向大人澄清。

马毓桢说，当年父亲马新贻根本就不在安徽，早已调任浙江巡抚，民间那个“渔色负友”的谣言漏洞百出，根本不足为信。

况且父亲只有两房妻妾，都已年过四十，根本就没有传言说的年轻貌美的小妾。不知道为何会有这样的传言。

郑敦谨想起马新贻临死前的那句：“找着了”，于是就问马毓桢对这有何说法。

马毓桢解释说，父亲是山东人，自然有山东口音，当时应该说的是：“扎着了！”，没有想到也会引来误会。

郑敦谨顿时恍然大悟，连忙问马毓桢是否还知道他父亲哪些方面的事情。

马毓桢有些犹豫，思考片刻，还是说了马新贻临终时的嘱咐：千万不可上京告状，如此方能自保性命。

这不免让人感到有些匪夷所思，自己被人刺中要害，应该对凶手恨之入骨才对！为何却吩咐家人不要去申冤！难道……

送走马毓桢以后，郑敦谨一个人在房间里思绪如潮，全然没有睡意，究竟是什么让马新贻会如此惧怕？即使心里无比委屈，也不让家人去侦查凶手？怪不得那么多官员查办此案，却久久无法查出真相。

突然，郑敦谨心里涌现一丝不详的预感，唯一的可能，凶手背后的主谋是一个连马新贻都不能打倒的对手。

三

这一日，郑敦谨突然接到了京城亲信传来的密函，告知江苏巡抚丁日昌曾在马新贻遇害的当天抵达天津，与曾国藩密谈一天，所谈事宜外人无从知晓。

郑敦谨每日阅读案宗，对于此事却已知道，丁日昌虽然与马新贻素有矛盾，然而此行是奉旨前行，前去协助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

半年前，法国传教士诱拐几十名儿童到国外，东窗事发后，天津民众气愤填膺，手持砍刀攻入法国教堂，最终造成数十名洋人被杀，震惊海内外。

为此，法、英、美、俄等国军舰直抵塘沽口，要求清廷给一个说法。双方剑拔弩张，眼看一场大战即将打响。

直隶总督曾国藩此时肝病甚重，右眼失明，对于洋人挑衅的行为，除了调重兵布防，因事务繁忙，有心无力，于是请求朝廷派人前去协助。

最后此案虽然和谈成功，曾国藩的做法却引来国内民众一片唾骂之声，说他“贪生怕死”、“崇洋媚外”……这让他病情加重，一度嘱咐后事，让家人备好了棺材。

不过，即使丁日昌和曾国藩不是“刺马案”背后的主谋，郑敦谨也认为与他们脱不了干系，至少存在潜在的联系。

曾国藩的湘军异军突起，剿灭了天平天国之后，如此强悍的一股地方势力，自然也成为了朝廷的心腹大患，这让慈禧颇为忌惮。

于是，为了削弱湘军势力，慈禧将曾国藩调任为直隶总督，然后调任马新贻为两江总督，并开始实行裁勇改兵制度，大量湘军士兵重新沦为平民百姓，其中不乏战功赫赫的湘军将领，这自然引起了他们的不满情绪。

于是，许多人并不回乡务农，而是到处游荡掳掠钱财，一些散兵游勇甚至与当地匪帮同流合污，祸害乡民，成为社会一颗毒瘤。

新官上任三把火，马新贻惩治时特别严厉，抓到这些危害百姓的人，不是即刻投入牢狱严刑毒打，就是就地正法，丝毫不留情面。

因而，这一帮人对马新贻可谓恨之入骨，并曾给他寄去一封信，纸上只画了一匹马，被刺中后倒在血泊中……以此警告马新贻命不久矣。

果然，马新贻仅上任两年，就惨死刺客张汶祥手中。对此，清廷也是坐卧难安，担心此案成为导火索，引发湘军势力集体与朝廷对抗，赶紧重新调任曾国藩为两江总督，让事情不再继续激化下去。

郑敦谨就此断定，张文祥刺杀马新贻，可以在前后护卫贴身严密的保护之下，依然能够一击命中要害。不久后，就有坊间传闻来欲盖弥彰，这一切事件的精心设计，其实就是一起有组织有计划的政治谋杀事件。

听说马毓桢即将举家回乡，郑敦谨叫了马夫，连忙赶去马家送行，得知了一件更让他想不到的事情。

马毓桢对他说，两年前，他陪同父亲一起到京城去觐见慈禧，等到父亲马新贻出来时，却见他神情落魄，大汗淋漓，连朝服都沾湿了，以为是遇到了慈禧的责难。

他连忙上前搀扶父亲，追问发生了什么事情？马新贻面露惊恐之色，见四下无人，说是朝廷要委任他为两江总督，并即刻赴任。

他迷惑不解，这升迁之事，应该高兴才对，父亲为什么如此惊慌？还吓得六神无主的模样？于是继续追问下去。

马新贻开始不肯说，支支吾吾了半天，说是慈禧还给另一个重要任务，那就是秘密调查“天国圣库”失踪的真相。

天平天国纵横南方十余年，一路攻陷城池，烧杀抢掠，积累了大量金银珠宝，据说他们在天京有一个仓库专门用来堆放，共计有1800万两白银之多，称之为“天国圣库”。

湘军攻破天京之后，抢掠一空，令国人侧目。清廷督促湘军统帅曾国藩查报。不久后，曾国藩却上奏说：破天京之时，一场大火烧得城内片瓦无存，只有一方印，根本没有所谓的天国圣库。

清廷当然不信，心存疑虑想查清，却又不敢得罪湘军势力，因而一直处于尴尬的两难境地之中，却拿不出好办法来处理。

如今，清廷却要马新贻来办理此事。这无异于把他推到了生死未卜的危险境地。

或许是知道此行凶多吉少，马新贻随后匆匆离开京城，并未按照旧例去拜见京城各路高官，马上回到山东老家探亲。

回家后，马新贻把两位大哥叫到房间，叮嘱道：“万一我有什么不测，你们万万不可轻举妄动，忍气吞声方可自保。”

家人惊恐之余，却又十分不解。马新贻也不多做解释，只说我不去就是违抗圣命，我去了或许还有一线生机。

……

郑敦谨回到家里，发现自己不知什么时候也出了一身冷汗，猛然惊醒，越一步步接近真相就越危险，原来自己所谓的“聪明”，其实是一步步离死亡更近了，而其他办案的官员早就明白了这一点。

曾国藩久在江南，经营数十年，苏、皖、赣各省大小官员均为他的部下、门生、故旧等各种关系，湘军任何一支势力都有可能是背后主谋。

即使他郑敦谨查出真相又如何？朝廷会为此撕破脸，为此大动干戈，冒激动变地方势力的风险，从而派兵征讨吗？何况他可能还未查出来，就会像马新贻一样命丧黄泉。

他的死可能也不会有任何价值，因为与大清江山相比来，根本就微不足道。他不过是清廷高层间的激烈斗争的一个棋子，看似风光无限，却是任人摆布的命……此案不能深究了。

隔日，郑敦谨与曾国藩商议如何结案。曾国藩想了想说道：“看来只好照张之万、魁玉原来的上奏，了结此案。”

孙衣言听说后，极为不满，跑去当面质问。郑敦谨淡淡回答：“万一审出某人是主使，连朝廷都没办法，此案该如何了局？”

不过，孙衣言依旧坚决不在结案奏章上“书诺”，即所有参审人员都要签字，表示自己愿意对此案负责。

清廷终于等到了“刺马案””的奏折结案报告，依然是沿用张之万最初的结案陈词，即“此案系张汶祥个人报复行为，该犯供词，尚属可信。”

郑敦谨未等圣旨下来，就迅速离开了江宁，只打发两名部下回京复命，写了一封奏折给朝廷，言称年老体弱，不能任职，现回乡养病，请求开缺。

随后，曾国藩奉旨亲自监斩，张汶祥被凌迟处死。

慈禧不允许郑敦谨辞官，表示给他两个月时间养病。郑敦谨不理，自行弃官回乡隐居，从此不再理朝政。

他或许是觉得于心有愧，又或许是对朝廷感到失望，不过在残酷的现实面前，能够生存下来才是最好的选择。

此后，由于清廷一直没有对全国各地的地方势力强行干预，当然也有朝政腐败，国力贫弱等各种因素，近现代军阀割据的时代由此时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