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我们在红旗下成长的读书心得

第二章 我们在红旗下成长

一、挎个布袋去上学

1949年10月1 日，新中国诞生了！ 五星红旗，在祖国解放了的土地上，在阳光明媚的蓝天中，迎风飘扬。

解放后的第一个春天，太阳是这样的明亮，春风是这样的温暖。爸爸妈妈要送我去读书了，那年我还只有5岁。当时是每年春季、秋季两次招生，我成为新中国第一批小学生。

爸爸牵着我，沿着河堤上的大树遮掩的弯弯小路，到水西浮桥边的赣州市立第八小学报名。接待我们的老师很和气，问了我几个简单的字，要我数了几个数，就告诉我已被录取了。

我是我们家祖辈许多代的第一个读书郎。父母亲要我早早地读书，在我的身上寄托着他们的殷切期望。解放了，我们可以到人民的“市立小学”上学了，这可是一件大事。

开学的第一天，我们全家一大早都起来了。爸爸从邻居家借来一个木梯子，靠在屋前的柚子树的树干上。妈妈端来一碗热气腾腾、鲜味扑鼻的秤砣蛋。爸爸拿来一个磨好墨汁的砚台，用毛笔沾了墨，往蛋汤内滴进去一滴墨汁。

爸爸扶住梯子，把我叫过来，对我说：“崽啊！好生读书，步步高升！”。我向上爬了一步楼梯，妈妈用调羹给我喂了一个蛋，说“这是上小学”。我又爬一步楼梯，又给我喂一个蛋，说“这是上中学”。我再上一步楼梯，又给我喂一个蛋，说“这是上大学”。我一口气吃完了给我准备的三个蛋，满面红光，头上冒出了热气。围观的小朋友们也高兴地喊叫起来。

我挎起妈妈忙乎了很久为我缝制的青布口袋，里面放着包得整整齐齐的国语、算术课本和一支铅笔，兴高采烈地跟着爸爸，沿着河堤路向学校走去。

吃了这三个蛋，后来我真的应验上了大学，成为我祖辈中第一个大学生。寒窗十八载，完全是靠党和政府的助学金，才得以最后完成学业。读书期间，曾有几次因家中困难差点辍学，都是学校和老师热心关照和劝说下，才坚持读了下来。

大学快毕业时，因家中父母年迈，无人赡养，我放弃了学校推荐报考研究生的难得机会。十年动乱结束后，恢复研究生制度时，我因上有老、下有小，也没有再去报考。现在，每当我想起第一次上学的那天早晨，想起那郑重其事的上学仪式，我总有点后悔。真可惜，要是爸爸妈妈再多给我吃一个蛋，说不定我今天就能读上研究生了！

来到学校，我第一次和那么多同学、那么多老师在一起，感到一切都是那么的新鲜、那么的有趣。 我们第一次在大操场上参加升国旗仪式，看着国旗在国歌声中缓缓升起，一直升到那高高的旗杆顶端。

我们进了教室，我被安排坐在最前排。我们班的班长是位女生，姓宋。学校的校长和我一样也姓傅，教课老师的姓名现在一个也记不得了。

国语第一课，课文的内容是“拍手，拍手，拍拍手。”只学了两个字。第二课的内容是“你唱歌，我拍手，我唱歌，你拍手。”我们边念书边拍手，摇头晃脑，高兴极了。原来读书这么好玩，我读书的兴趣大增。然而到写字时就不好玩了，费时又费力，真麻烦，还总写不好。我的名字有39划，写起来真费事。特别是用模本写毛笔字，更费劲，常常搞得手上、脸上都是墨，每次发回来的大字本上，难得有几个红圈圈。

算术课太容易，几加几等于几，我上学前就知道了。劳作课倒有意思，拿张纸，叠东西玩。体育课那就更是玩了。我想，学校里比家里好玩多了。

有一天，我正在教室里专心地朗读课文，一个比我大许多的顽皮学生，猛然间从我桌子下面站起来大叫一声，把我吓得哭了起来。放学回家，我对爸爸妈妈边诉说，边伤心地放声大哭。妈妈说我吓坏了，把我抱在怀里，用一个包着手帕、里面装有米的酒杯，在我面前划着圆圈，一边安慰我，一边念叨招魂的话。据说，这样被吓跑的魂魄就会回来，如果不“收吓(ha)”，就会大病一场，而且会病很久。从这以后，我才知道学校不如家里好，在家里我是宝贝，没有人会对我这样无礼。此后，我读书的劲头松了下来。

第一个学期快结束时，我的“书包”就有了一个洞，铅笔、毛笔会跑出来。我的国语、算术课本，在布袋里卷成了麻花，前后的封面都掉了，第一二课也不见了。不过那么几句话的课文，又天天读，还不背得烂熟？掉了就掉了吧，考完试就用不着了。

学期结束时，我考试得了个总成绩第16名。我爸爸看了成绩报告单很高兴，全班50多名学生，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很不错了。我没有吭声，心里很不服气：人家能得第一名，我为什么只得一个16名？第二个学期我加劲努力，期末考试，终于取得了全班第一名的好成绩。这时，我才开心地笑了。

上学以后，和邻居小朋友一起玩的时间少了。到了放寒暑假时，我又能和邻居小伙伴们一起欢快地到沙滩上去玩，有时也邀伴过浮桥到赣州城里去。爸爸妈妈知道了，天天盯住我，不让自己进城去，怕出事。

暑假里的一天，父亲带我到和乐桥的大哥（堂兄）家去，我像过节一样地高兴。我又蹦又跳地在前面走，快步爬上了水西后面的山冈，我父亲急得在后面高声喊叫：“不要跑！小心摔跤！”山冈上满是小石子，有青色的、有红色的，有大的、有小的，走起路来老是打滑，我爬了不多久，还没到山顶，就累得气喘吁吁了。

我不肯再走，也实在走不动了，嚷着要父亲背我走。父亲年已半百，背着我走了一段，也累得吃不消。他后悔地说：“下次再也不带你去了。”我听了，赶紧挣扎着下来，说“我能走。”

在快到和乐桥的红土坡上，有一个十多岁的小姑娘在挖地。远处有一个牧童坐在牛背上缓缓走过，边走边唱山歌。不知道他唱了些什么，不过可以猜得到是在逗骂这位小姑娘。这位小姑娘不示弱，高声回应唱道：“一只崽俚——穿白裤，躲在山背——卖屁股。卖得个钱呐——，拿给爷娘食油盐呐！”那边小男孩又唱起山歌来反击。这样你一来，我一往，有趣极了。

位于和乐桥附近的大哥家，四周尽是又高又密的竹林。大哥生养有五个儿子：彭卿、赣卿、和卿、树卿和贵卿，大的年龄比我大许多，小的比我小得多。加上邻居的孩子，一大帮小朋友带我到处玩，用毛竹叶卷成小喇叭教我吹。我是远道来客，辈份又比他们高，比我大得多的人对我都毕恭毕敬，特别尊重。

我父亲还带我到过附近的通天岩。这里有好大的山洞，好高的山岗，景色很美。在和乐桥的小村庄里的几天，像在童话世界中游玩，过得很愉快。我对父亲说，我以后还要到这里来玩，决不要爸爸背着我走路了。

学生时期，我的学习成绩一直很好。有人说，属猴的人会读书。还有人说，“甲申”的意思就是第一等的猴子，学习成绩当然好。其实，我生肖属猴，但并不像猴子那样机灵，倒有点像牛——像牛那样勤奋，也像牛那样固执。学生时期，我的学习成绩在同班同学中并不总是最好，但由于我有努力争上游的强烈愿望，学习成绩多数时间里都名列前茅。

由于读书早，年龄小，个子也小，小学时期我有时会受到一些大孩子的欺负。然而由于我学习成绩好，老师另眼相看，也受到多数同学的尊重和爱护。我一直严守校规，尊敬老师，团结同学，与老师和同学们都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二、赣江伴我回故乡

1951年底，祖国大陆解放已经两年，新生的红色政权日益巩固，各地的局势都已经基本平静，父母亲开始想回家乡了。虽然老家没有一点财产，但有许多亲戚，那是祖辈生活的地方，故土难舍啊。加之，姐姐已自行先回了南昌，更促使我们下决心尽快启程。我小学二年级的课程还没有上完，就办了转学手续。父亲要到附近乡村去讨回老表买布赊欠的钱，一时还走不了。只有妈妈带着我和妹妹先行。

那天一大早，我们就通过章水上的水西浮桥，匆匆赶往赣州市的贡水边的东门码头。我们乘坐的轮船叫“国赣”号，是一艘二层的小客轮。我们上了船，下到统舱内，找了个靠船舷的地方，就在船板上坐了下来，晚上就在船板上睡觉。统舱内人不太多，都是些买不起客位票的穷人。统舱边上有几个用木板封住的又小又矮的窗子，用手把板子向一边推移，就可看到船舷、江水，还有岸上的景物。

轮船后部的机器开始轰鸣，烟囱冒出浓浓的黑烟，父亲赶紧上岸去了。轮船鸣了一声响笛，缓缓启动，调转船头，向下游驶去。

我从小窗口伸出我的小脑袋默默地张望，望着岸上的父亲，望着赣州城高高的城墙，无声无息地向后缓缓地移动着，渐渐地远去。

从此，我离开了我的出生地，离开了我童年时代生活和戏嬉的地方，开始了我生命中新的旅程。这一去就是四十多年，没有回过赣州。岁月流逝，往事逐渐淡忘，然而童年时代许多美好的回忆，仍然深深地、永远地留在了我的脑海之中。

轮船在赣江中顺流而下，沿航道弯弯曲曲地缓缓航行，时开时停。一路上，两岸的原野、山冈、村庄、小路、宝塔、农夫、牛羊……构成了一幅幅的乡村美景，展现在我的面前，又缓缓地向后离我而去。祖国的大好河山，大自然的秀丽风光，使我大开眼界，心旷神怡。

轮船离开赣州后不久，进入了航道狭窄、险石密布、水流湍急的“十八滩”。听人们说，这里是鬼门关，常有船只搁浅、触礁、翻沉。轮船经过这一带时开得非常小心。过了“十八滩”后，水道逐渐宽阔，水势平稳，再没有什么危险了。

船到万安，江岸上一条长长的围墙上写着一条大标语“斯大林万岁”，每个字都有一人高。那个“岁”字写的是自造的简化字，我不认识。我高兴地喊着对妈妈说：“斯大林在万安！”我母亲没有吭声，她不识字，也不认识斯大林。

船到吉安，停在码头上。母亲抱着妹妹，牵着我上岸去转了转。码头上面临街，街上人很少。一座电影院外的宣传画表明，这家影院正在上演电影《白毛女》。街上秋风嗖嗖扫落叶，使画面上满头白发的喜儿对天悲歌的场面更为凄凉。我们不敢走远，赶快回到了轮船上。

船到樟树，停在一座大铁桥下。突然，我听到“呜”的一声长鸣，赶忙从小窗口伸出头去。好家伙！一个庞然大物，头上喷着浓烟，拖着一大串车箱，从桥上飞驰而过，发出有节奏的轰隆轰隆声。这急促的轰隆声，在江面、在大地上震荡回响。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了火车。

轮船日行夜停，航行了六天，我们才远远地看到了南昌城。在赣州上船时，我们准备了一搪瓷茶缸盐菜烧肉，一路上母子三人就靠这一碗菜，买点饭解决肚子问题。到最后茶缸已经见底，再到不了南昌，不要说吃菜，就连买米饭的钱也没有了。

轮船在离岸很远的江中停下，码头上划过来一条小船，一些带枪的人上轮船来检查。过后，轮船靠岸，旅客们挑着箩筐、背着行李，争先恐后地下船。姐姐和她的未婚夫，还有一些亲戚上船来迎接我们。我们坐上了黄包车，穿大街走小巷，来到了船山路上的外婆家。

多少年的离散，多少年的艰辛，亲人们相见悲喜交加，热泪长流。

南昌，这个我不知道有多少次从父母亲口中听到的城市，终于展现在我的面前。我从一个小城市的冷落郊区，一下子来到了一个当时已有30万人口的城市市区，好像突然间进入了一个花花世界，真是眼花缭乱，目不暇接。

外婆家门前的船山路，是原先城墙拆除后形成的道路，地势较高。往南是惠民门、进贤门，往北是广润门、章江门。路面是鹅卵石铺成，路上汽车、自行车都很少。往南去几十米的马路中间，有一个四个孔的井，叫四眼井。井的东边有一个学校，叫惠民门小学。往北去走小巷不远可到商店密集、人流拥挤的闹市区，如万寿宫、翠花街、胜利路、中山路。

外婆家地处交叉路口，东西向以前是一条水道，东接南昌市内的四个大湖，西通抚河和赣江，这里正好是城墙的水关。城墙拆掉后，水道已填平成两条小巷，西边的小巷经外水关桥，刨皮巷、圆觉寺，就到了水面宽阔的抚河。东边的小巷下坡经内水关桥、陈家桥、淘沙塘，可到象山南路。

外婆家门前的交叉路口有一块很大的场地，许多小贩在这里摆摊做生意，往来行人不断，十分热闹。周围邻居多为搞建筑的，有木匠、泥水匠，有许多家石灰铺、木匠铺。路两边有几棵大树。对面的大树下是一座茶铺，一些拉黄包车的人整天在那里聊天，等生意。旁边是一家缸钵铺，有一个小院存放了许多大大小小的水缸，陶缽。往北去一点是一家理发店，店内有七八张理发椅，屋顶有一串大硬纸板，由一个店员用绳子拉动，这是夏天的人工“大吊扇”。旁边是一个小吃店。

船山路上汽车很少，有时可见到一辆旁边装着个大木炭炉的公共汽车开过。船山路不通公共汽车，这是偶尔因故取近道的过路车。有时也可见到甲壳虫似的黑色包车（轿车）停在路边，用手一摸，上面还带着电。

路上行人很多，熙熙攘攘，终日不断。多数人都是走一条名叫“塘塍上”的小巷子，到翠花街、中山路去的，那里是南昌市最繁华的地段。塘塍上、翠花街地面上都是横铺着长条形麻石，这可是当时的“高等级”路面。

刚到南昌的第二天，我不到五岁的妹妹就走丢了。她抱着一块当玩具娃娃的红木板，一个人不说话，这里看看，那里望望，到处都是那么热闹，那么新鲜，转转悠悠就不知方向，越走越远了。从下午发现她走失后开始，亲戚们就分头到处寻找，一边打锣一边叫：“哪个捡到一个细伢子啊？”。我姐姐在南昌市公安局电话总机工作，她不断向各个派出所去电话询问。直到深夜才得知，她已被杨家厂派出所收留。

我看到马路中间一伙小孩子在一起玩，就高兴地去凑热闹，一个领头的大孩子看到我满口赣州话，就过来要欺侮我。有的小孩子知道我是徐家新来的亲戚，忙替我解释，立即就化敌为友了。

这一伙小孩子在头头带领下，每人手中拿着包着石灰的纸包，排成一列，像模像样地叫着口令“一，一，一二一”，向东下坡，再往南朝筷子巷开去。我好奇地在后面远远地跟着。

他们来到了筷子巷口，看见对面有一群手中拿着土块、石块的小孩，就发出一阵“冲啊！”的喊声，向他们冲去。有的小孩开始扔出石灰包，石灰包落下后散开一团白烟。筷子巷的孩子慌忙逃回家去了。船山路的孩子“乘胜追击”，进入到一户有高墙的人家里面，石灰扔得到处都是，空中飞扬着白烟，呛得人不能呼吸。突然，这家的大人在里面大声叫喊，船山路的孩子赶快就往回跑，跑得比我还快。

过了不久，他们又集合起来，下坡向火帝殿开去。这次情况就不一样了。火帝殿的小孩子们用的是弹弓，弹弓射出的小石头又高又远，打在身上很痛。相持一会儿，船山路的孩子们打不赢，就退了回来，对方也不敢上来追。这种“打架队”没有延续很久，小学开学后就散了伙。

初到南昌，一点也听不懂南昌话。仿佛感觉到南昌骂人的话挺多，仔细听又觉得不像是骂人，因为亲戚朋友间也是这么说的，并且说得越重、越难听，似乎就越亲热。时间长了才体会到，南昌人说话不太文雅，但待人却是坦诚热情的，邻里之间友好互助，来往亲密。那时家家住房都很狭小，休息、吃饭常在门口，天天见面，谈天说地，有事相互帮助，形成风气。刚解放，旧社会的恶势力和丑陋现象得到荡涤，社会上偷盗斗殴现象极为少见。

每天清晨，遍布全城的高音喇叭播放出《东方红》歌曲，新的一天开始了。有线广播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主要信息来源。从广播中，居民们了解国家大事、政府公告、天气预报，也利用广播了解当时的时间，听戏曲和音乐。

有一天下午，喇叭中播放口技节目，演员学狗叫学得非常逼真，惹得大街小巷的狗都一个劲地跟着狂吠。接下去，演员模仿狗挨打最后丢了命的声音，街上的狗，一条条拖着尾巴对天哀嚎，声音凄惨极了。当时，南昌市内养的狗很多，影响卫生，也影响人们的正常生活。没过多久，政府号召开展了一场打狗运动，狗的末日才真正来临。不到一个星期，就基本上把狗消灭光了。

那时候，社会生活的大事是抗美援朝、三反五反。外婆家门口是十字路口，每天都有宣传队来演节目，主要是唱革命歌曲和演活报剧。宣传队一来，就被小孩子们围住，大人们也陆续赶来。“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这样一些歌曲，我们都是在街头看演出时学会的。当戴着高帽子的“美帝”，被“中朝人民”打倒在地时，围观群众都自发地和演员一道喊口号，场面热闹极了。

对于“三反五反”是怎么回事我闹不清楚，只听到惠民门小学的礼堂里发出一阵阵呼口号的声音。我们小孩子爬在窗子上看，只见台上有几个人低着头，弯着腰，台上主持会议的人一会儿大声发言，一会儿领着台下群众喊口号。

我父亲不久也回到南昌，带来了逃难时从来没有离开过的担子，两个篓子里面装着衣被和日常用具，那是我们家的全部财产。父亲回了一趟乡下老家，家乡正在土改，分田地。我父亲年过半百，种田已吃不消，就没有要地，而是在我外婆家暂住下来，想在南昌找点工作做。

我父亲带我到众多的南昌亲戚家拜访，也带我到许多地方去玩。一天，我们来到了抚州门（即进贤门）外的绳金塔。绳金塔是当时南昌仅有的几个高层建筑之一，从很远的地方就可看到它的雄姿。到近处看，塔身已经破旧不堪，上面还长有小树和荒草。

来到塔内，我父亲毕恭毕敬地向里面的神像作揖，再拉着我给菩萨叩了三个头。守塔的斋公看我们一片虔诚，竟准许我们上塔参观。底层已没有阶梯，要用木梯子爬上去，上面各层有阶梯，但已残缺不全。我们上到第五层就再也上不去了。在绳金塔上远望，视野开阔，南昌市的大街小巷、密密层层的民居尽收眼底，真是开心极了。

冬天到了，寒风凛冽，大雪纷飞。我刚从暖和的赣南来到赣北，感到特别的寒冷，也感到十分新鲜。地上有厚厚的雪，可以和大人们一起堆雪人玩。屋檐下、大树上吊着一根根冰旒旒，用棍子敲下来，当冰棍吃。就是在冰上走路摔上一跤，也会高兴得哈哈大笑。

大年来临了，节日气氛浓浓的。大单位的门口、船山路上都用松枝扎起了大牌楼，“欢度春节”几个大字格外醒目，彩旗和纸花将牌楼点缀得五彩缤纷。

赣州水西过节，无法与南昌闹市区相比。从腊月初八到元宵节，街上都闹热得很。大年三十，彻夜都是爆竹声。除了午夜和大人们一道围着火盆守岁的一段时间外，我们小孩子都在外面捡人家未打完的爆竹。我们将检到的爆竹，或插在雪里，或丢在坑里，用盖子盖住，用各种各样的方法燃放着玩。家境较好的孩子则买来整挂的鞭炮，拆开来一个一个地燃点着玩，或玩些高级一些的玩意儿，如冲天子、地老鼠等。

那年是龙年，龙灯玩得特别欢。随着锣鼓声响起，一条长龙在夹道人群中缓缓走过来。每节龙灯中燃着蜡烛，龙头特别威武雄壮。舞龙的人头上扎着毛巾，光着膀子，劲头十足。谁家燃放了一挂鞭爆，则立即珠球飞舞，金龙翻腾。如果谁家给舞龙队发红包，则龙灯队会在他家门口闹腾好一阵子，还会一声一声地高声喝彩，让主人和围观市民好高兴。有时两条龙灯同时来到一家门口，则会比试一番，这时锣鼓掀天，金龙狂舞，四周群情激奋，高声呐喊，气氛热烈达到高潮。

除夕夜和元宵夜的彩灯游行队伍中，不仅有龙灯，还有彩莲船、莲花闹、蚌壳精、高跷、舞狮、戏剧人物……人们欢天喜地，社会安泰祥和，显示出解放初期国泰民安的升平气象。

过年期间是孩子们一年中最欢乐的时光。人人都穿上了新衣服，天天家里都有好吃的东西，终年空空的口袋里，也有了自已可以支配的零花钱。大家碰到一块，常常互相索要零食，互通有无。孩子堆里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叫做“瓜三豆四”，就是有瓜子给三粒，有豆子则给四粒。有零食者自觉贡献，无零食者不超标准索取。

元宵过后，农民要下田，工人要做工，大人们忙碌于生计，我们小孩子也要上学了。

三、喧闹的抚河

小学快开学了，父亲带着我到惠民门小学去报了名。我与从外校转来的其他学生一道，参加了考试，考的是语文、算术。放榜时，我赶忙到校门口去看，我的名字列在红榜上的第一个。

开学时，我们新同学领到了像解放军戴的一样格式的白底黑字的符号，上面印着“南昌市惠民门小学”，还填上了班级姓名。我分在三年级一班，全班同学按个头大小安排座位，我坐在了第一排。一学期后，春季班和秋季班合并，我跳了半级，进入了四年级。

小学的课程本来就不重，老师又从来不给学生另加负担，同学们学习都比较轻松。除了语文、算术以外，我比较喜欢体育和音乐。体育课不就是玩耍么，那还有不喜欢的？音乐课则有些力不从心，我唱歌先天不足，嗓音不好，音乐成绩不理想。可是，那些健康向上的儿童歌曲，对所有的孩子都有强大的吸引力，它开拓了我们的想象空间，启发我们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思想，激励我们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有一些儿童时代的歌曲，如“六月的花儿香”、“小鸟在前面带路”、“天上的朝霞”等歌曲，歌名记不得了，歌词至今还能唱得出来。

我们的班主任老师叫王桂英，和蔼可亲，同学们都很尊敬她。每天早晨上课前都要点名。我是一号，二号余邦昆，三号刘梓儒，四号张辉民，五号周荫果，六号熊根水……这些同学现在已有四十多年未见面，由于天天点名，他们的姓名我现在仍能报出许多。

我们的教室在小礼堂前，是临时靠墙搭建，分隔而成的。前面墙壁上有黑板，两边是木板隔墙，通过壁缝可以看到别班的教室。后面是过道，无隔墙。我们年龄小坐在前面的学生，整天在老师的眼皮底下，神经高度紧张，思想不容易开小差。后面的“大学生”却较自由，不用心听讲，还做小动作，常常要被老师叫起来罚站。碰到起风下雨天，后面的同学常被风吹雨淋。小学毕业时，前面的同学都升了中学，有的后来还上了大学，后面的“大学生”大多数都没有能够深造，早早地就走上了社会。我很同情那些大同学，我常想，如果让那些同学坐在前面，而我们坐到后面去，也许后来上大学的就不一定是我们。

课间休息时，同学们像炸了窝的蜜蜂，拥向操场，蹦蹦跳跳，打打闹闹。有的跳绳，有的踢毽子……玩什么的都有。我最喜爱的活动是“追杆”。两个同学在小双杆两边，同时向自己的右边（或左边）用手撑起身体跨过杆去，你追我赶，直到赶上对方用手碰到对方身体时为止。旁边的同学在旁边排队等候，高声叫喊着为双方加油。这种活动紧张激烈，运动量很大，常常累得大家气喘吁吁，满头大汗。上课铃一响，同学们又蜂拥着进入教室，顿时学校里又一片寂静，有的教室传出齐声朗读课文的声音。

解放初期，封建社会的影响还很重，男女同学间互不来往。男同学只能和男同学玩。如果有哪个男同学和女同学说了一句话，即刻就会有一群人围过来，一边用食指在自己脸上划，一边一遍又一遍地齐声高喊：“不要脸，不着羞，打块豆腐过中秋。”

老师为了打破男女同学之间的人为界限，除了口头教育之外，还想了一个办法，就是有意地将男女同学安排在同一张桌子的坐位上。时过不久，每张桌子的中间都划上了一根线，将桌子均匀地分为两部分。同学们把这条线叫做“三八线”。如果谁越过了“三八线”，轻者给以警告，重者用手“斩”一下。

我是属于非常听话的那类学生，除了读书努力外，打扫卫生、校门值勤都很认真。我还在中山路口的广播站协助维护交通，不断地通过扩音器喊“叔叔阿姨们，请走人行道。”抗美援朝期间，后方人民踊跃捐款，支援前线，我家生活困难，仍然积极主动捐了好几千元（旧币，相当于几角钱）。老师很看重我，由于年龄小，没有能参加少先队，不过九岁生日一过，我就戴上了红领巾。由于年龄小，我从来没有担任过学生干部，连小组长、小队长都没有当过。只要不受大同学欺侮就不错了，我还能管得了别人？

在班上，我从不和女同学来往，也很少与“大学生”打交道，只和几位小伙伴玩。与那些个子大的学生在一起，好的时候老拿你开玩笑，不好的时候就会受他们欺侮。

真正玩得好的，还数邻居家的小伙伴。一方面，邻居间大人们来往密切，孩子们之间也较友好，有点小矛盾容易解决，另一方面，我们年龄差不多大，而我的“学历”却高很多，我不嫌弃他们，自然就容易成为好朋友。经常和我一道玩的有鞑子、野崽、细蝉、喀头、老五等。

小学的功课不重，老师不乱布置作业，家长也不要求我们练字、画画、弹琴，玩的时间是很多的。我们“跳房子”、“捉俘虏”、打象棋、打弹珠……花样很多很多。有时候，我们还成群结伙到抚河去放纸船、打水漂，到万寿宫前的香炉边去捡爆竹，到火车站前的水田和小沟里捉小鱼和蝌蚪……

我们穷孩子没有钱买玩具，可这难不倒我们。随手拍一个苍蝇，放在地上有蚂蚁出现的地方，就可以看到一场声势浩大的“演出”。

我们蹲在地上，翘起屁股，瞪大眼睛，看着蚂蚁的一举一动。最先发现苍蝇的蚂蚁先试探着搬了一阵，当知道自己没有能耐将其搬回去后，就回去请援兵去了。不一会儿，从蚂蚁窝中出来一长串蚂蚁，一个接一个，浩浩荡荡，向“目标”开去。发现苍蝇的那只蚂蚁在最前面带路，大队蚂蚁排成了一字长蛇阵。队伍中夹杂着一些大头蚂蚁，好似部队中骑着高头大马的将军。

蚂蚁部队一开出，我们小伙伴们就开始有节奏地高喊：“蚂蚁子蚂蚁子哥——哥，大大细细都来拖——拖。先来的先来，后来的后来，骑马坐轿来……”这喊声，好似在给它们加油助威。蚂蚁们有的拖，有的推，前呼后拥，将食物运回家去了。从蚂蚁们一次次的精彩演出中，我们看到了小小蚂蚁的勤劳，也看到了集体主义精神的可贵。

有一次，一位小伙伴送给我一些蚕卵，我非常高兴，就和他们一道开始养起蚕来。我搞到一点桑叶，将布满蚕卵的小纸片与桑叶一起放到火柴盒里。我看到蚕卵由白变黑，看到小蚕出壳，一天天长大，开心极了。后来开学了，难以天天照顾蚕宝宝。纸盒中的小蚕长大了，食量大增，桑叶却没有了。我不得已用一些菜叶喂蚕。没几天，一些蚕变成酱色，开始流水，死去了。我看到那些没有桑叶吃的蚕，心中很难受。旁边围观的一些小伙伴，幸灾乐祸地高声叫喊：“蚕，蚕，蚕大头！蚕，蚕，蚕爆肚！”我满肚子火，把他们赶了出去。

到了星期天，我一大早背了个空书包，独自一人过了赣江上三里长的的八一大桥，到十几里外的新建县农村寻桑叶去了。我在田野里寻找小桑树，一点一点地采摘桑叶。碰到大点的桑树，上面长有桑椹，可以摘下来吃。一些成熟后成紫色的，味道还挺甜哩！

一整天辛苦奔波，满载而归。蚕宝宝得救了。后来，蚕长大，结了茧，出了蛾，下了许多卵，比原先人家给我的多得多。可我并没有感到过份的喜悦，因为我脑海里老是浮现那些暴毙的蚕影。我们哪里是在养蚕，是在造孽啊。从此以后，我不再养蚕了。

外婆家门口的空旷地，是一个人来人往的地方。整天都有许多小商贩摆摊做生意。有卖零食的，有卖瓜果的，也有如“打单双”、“转轮盘”之类的带赌博色彩的玩意儿。尤其是夏天的晚上，热气薰人，街上更是热闹非凡。人行道上密密层层地放满了竹床，一张挨着一张。满街都是穿短裤、打赤膊，手摇油纸扇，脚踏木拖板的市民，到处是“啼嗒”、“啼嗒”的拖板声。

小贩的摊位前点着电石灯，摆着各种吃食。小贩们一边用扇子赶苍蝇和飞蛾，一边吆喝：“抚州瓜，起了沙；五分钱一块，要吃就赶快！”，“茶蛋吃得过，一角钱就买两个！”靠塘塍上那一角，有一个说书场，每天都有很多人在津津有味地听说书，我也是常客。大人们花上五分钱，可坐在板凳上听。我们小孩子没有钱，只能站在场子外面听。站久了脚发软，听起劲了还得坚持。

最受欢迎的是一位民间艺人，艺名叫“筱贵灵”，音意“小鬼灵”，真名叫什么大家都不知道。每当听到熟悉的锣声响起，小朋友们就高兴地叫喊“筱贵灵来了！”向锣声方向跑去。筱贵灵面容清瘦，机灵过人，他站在一条小板凳上，边敲小锣边唱着小曲。他的面前摆着一个简易的架子，上面摆着一个小盒子，里面放有快板、小锣等打击乐器，还有一些梨膏糖。大人们也陆续来了，很快就聚集了不少人。

筱贵灵不断地给大家唱小曲，讲自己编的故事和笑话，人群中不时发出哄堂大笑。有一次他说道：“有一位先生出远门，他老婆向他要了一张照片，说你走了以后，我看见你的照片就像看到你一样。我跟我老婆说，这个女人多好。过了一些时候，我也要出远门到外地去办事。我老婆对我说，我买了一头小猪，天天喂它，我看见了小猪，就像看见了你一样。”

筱贵灵还会造打油诗，对对联。有一次，他给各种不同的职业、不同的人家、不同的地方对了许多对联，颇为形象生动。接着他要给人人、天天都要去的厕所写对联。他写的上联是“进去咬牙切齿”，对的下联是：“出来爽气万分”。当然，也得有个横批罗，大家抬起头，屏住呼吸，等待他的横批。他终于给了个横批：“要揩屁股”。这个横批不怎么好听，但非常符合事实。

筱贵灵还善于编谜语。我记得有一条谜语是：“紧急警报，飞机就到，先丢炸弹，后贴布告”。不好意思，筱贵灵说的故事笑话很多，我印象深、记得住的却是几个不太高雅的。

筱贵灵能说会唱，打快板，唱小曲，自编自演。他的节目通俗而不庸俗，简明而不简单。再好听的故事，听多了也会厌烦。筱贵灵能做到常说常新，不断更新内容，真是太不容易了。所以，每次他来，都会吸引很多人。

人人都要谋生，筱贵灵讲故事、说笑话是不收钱的，而是靠穿插着卖点一小包、一小包的梨膏糖为生。每小包梨膏糖卖五分钱，不贵。开始卖梨膏糖时，他要介绍吃梨膏糖的好处。他用顺口溜的形式以很快的速度，列举出一大堆可治的病症，末尾列出“十字风、偏头风、半边风……”等一大堆风，最后两句是“吃下去，不成功！”

接着他笑着坦诚相告：“我这个梨膏糖治不了大毛病，治治小咳嗽是可以的。大家买点我的梨膏糖是帮我一把。我来和大家讲讲笑话，交交朋友。我就是不卖梨膏糖，说一声朋友们帮帮忙，大家也会往我的盘子里扔钱的。”这个话说得实在，大家纷纷掏钱买糖。

筱贵灵是名副其实的民间艺人，长年巡回于南昌市的街头巷尾，深得南昌市民的喜爱。今天，你只要问问四五十岁以上的解放初期在南昌生活过的人，没有一个不知道筱贵灵的。

解放初期，由于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失业问题很严重，我父亲一直找不到工作，家中生活十分困难。我父亲为了维持全家人的生活，先后卖过菜，收过破烂，做过建筑小工。家中常常为吃饭问题发愁，我经常看到父母亲为无米下锅而发愁，一次次地向邻居家借米做饭。有时候向街道办事处申请一点补助。 我和妹妹的年龄小，生活的压力我们不能完全体会到。但我们从日常生活听到、看到的一切，深知父母持家的艰难。

每天清晨，我不漱口就上学去，我们家没有钱买牙刷、牙粉。那时，老百姓都是吃两顿，有干饭吃就很难得的了。现在，人们听到问候语“你吃了饭没有？”觉得好笑，其实，这在以前可是非常真诚的关心。如果前一天家中有剩饭，第二天母亲就会早早地煮成稀饭给我吃。可我家中有过夜剩饭的时候很少，所以我总是饿着肚子去上学。

有一次，我父亲从一个修钢笔的邻居那里，花五角钱给我买了一支由废旧零件组装的钢笔。第一次有钢笔用，我太高兴了。可不几天，钢笔不见了，不知是自己丢失了，还是有人给拿走了。五角钱，可供我家吃两天，就这么一下子没了。我母亲听说钢笔丢了，一言不发，却忍不住眼泪长流。我看到母亲难受的样子，心如刀绞。此情此景，我终生难忘。多少年后，我想到母亲难受的样子，仍然会热泪盈眶。自那次丢失钢笔之后，我收藏物品非常小心，我下定决心，再也不能出这样的差错了。

我们家开始寄居在外婆家，四口人住在二楼的一个8平方米的扇形小房间里。后来搬出去租房子住，先到张家祠15号，最后搬到刨皮巷一家木工房隔出的房间里。我们的邻居，都是一些忠厚善良、穷困潦倒的人家。

我上小学时住在张家祠15号，低矮的平房里有一小天井，中间大缸种有几棵“万年青”，四周是几间阴暗的小房间。张家祠紧挨着豆豉巷、珠市街、淘沙塘。 我们的紧邻是一位老年妇女，有一个儿子叫陈烈，身体结实，在云南国民党部队当炮兵时，被炮火震坏了脑筋，得了神经病，解放过来后什么也不能干。母子俩相依为命，全靠老妇卖豆干维生。每天天未亮，老妇就到豆干社去批一板豆干，然后顶在头上，穿大街走小巷叫卖。我现在还清晰地记得老妇卖豆干时特有的吆喝声。这家人家生活相当艰难，我们搬走后就没有再见过她们，估计早已不在人世。

升中学时，我家搬到了刨皮巷南边一条半截巷子最里面的一个弃用的木料加工厂里。旁边有一个公共厕所。房东姓万，他将半边厂房隔成很多间小房间出租，房租低廉。万老板丧妻多年，只有一个女儿，在铁路局卖票。她十七八岁，圆脸庞，大眼睛，长得灵巧秀雅，待人和气，还没有找对象。可令人费解的是，她家境尚好，工作岗位不错，却不知什么原因跳楼自杀了。

我家紧邻是一对年轻夫妇，生养有五个孩子。我记得两个大的叫陈蓉、陈平。女主妇是四川师范学院的毕业生，是有文化的人，常抱怨苦命嫁错了郎。男当家的是南昌人，文化不高，人倒是很勤奋，但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养活一大家人实属不易。我经常看到他们的孩子到菜市场捡人家丢弃的菜叶。这家人家有就业的良好条件，估计不久以后就能脱贫。

幼年时代，我喜欢夏天，不喜欢冬天。冬天寒风凛冽，冰天雪地，体弱衣薄，冷得难受啊。夏天可以打赤脚，打赤膊，还可到抚河边去洗澡。春天当然好，和风送暖，桃红柳绿，燕子在空中穿梭，大地和人间都充满生机。

梅雨季节到了，经常下大雨，年年都要涨大水，尤其是1954年的大洪水真大啊。大水淹过了圆觉寺，涨到了龙王庙，真是“自家人不认得自家人”了。水关桥外的西瓜套，水关桥内的筷子巷，都成了河。居民们进出家门，都要在巷子里划船，划大脚盆，真是别有一番情趣。

在雨季里，我们上学放学时，都是打赤脚，戴斗笠。斗笠难以抵得住大风和暴雨，有时没有带上斗笠，更会淋得一身透湿。因此，每年的春夏之交，我都会生一二场大病。发高烧，出几身大汗，把寒气、湿气带出来后，就好了。有人说，常得感冒的人不容易患癌症。根据这种理论，从我得感冒的次数判断，我应该是不会得癌症的了。不知人们的说法有无根据，但愿这是真的。

我们家紧挨着抚河，我到得最多、玩得最多的地方就是抚河。抚河里大大小小的船只来来往往，岸边停满装货卸货的帆船。这些船有的来自抚河沿线，有的来自赣江各地，有的来自更远的地方。远远望去，一根根桅杆像大片的森林一样。船上的人讲着各种各样的方言，他们的家就是船，常年就住在船上。

河岸边有许多妇女在埋头洗衣裳，后边还有人在等位子。河中间漂浮着一些渔船，前面有一位渔夫在撒网打鱼，后面有一位船夫在划桨。也有的渔夫划着专用大竹筏，用大网捞鱼。这种大网是用很大的三角形支架支撑，要起网时，渔夫要爬上后支杆，利用身体的重量把前面的大网撬起来。由于网大，有时能捕捞到大鲤鱼。天空中有一些水鸟追随着渔船来回盘旋，巡视着河面，不时来一个“倒栽葱”向河中的猎物冲去。

与南昌市区隔河相望的是潮王洲，打缆洲，赣南来的木排就在那边解缆上岸，屯集到木材场晾干，转卖。解放初时的抚河，河面宽阔，河上还没有桥，人们来往于两岸要坐南昌人称之为“小划子”的小渡船。后来抚河上建起了第一座木桥——抚河桥，在离桥较远的河段，还是用“小划子”摆渡。

抚河上水路运输非常繁忙。岸边的货船有的升起了风帆，起锚远航；远道而来的大船，又开进留下的空位。这些船都是帆船，借风航行，无风或逆风时，则靠靠人工摇橹、划桨行驶。 河面上偶尔会开过一艘速度很快的小汽艇，有时还拖着一长串木排或驳船。汽艇开过时，后面会带出两条大波浪，将江面上的小船弄得东倒西歪，在岸边形成一连串的“冲击波”。整个抚河上人声鼎沸，热闹非凡。

我有时跟着母亲到河边去洗衣服，有时和小朋友沿抚河岸到处游玩，夏天还会邀伴偷着去河里洗澡。我的童年是在章水河边度过的，我的少年时代则和抚河紧密相连。昔日喧闹的抚河，永远深深地刻在我的记忆之中。

若干年后，南昌县赣抚平原兴修水利，抚河被拦断了，河水倒流，灌溉了南昌县的大片良田。南昌市西边的抚河河段成了死水，失去了往日的繁华，很长一段时间里呈现着冷落荒凉的景象。

今天，抚河两岸建起了许多现代建筑，河堤边建起了数里长的沿河公园，抚河出口处矗立着重建后的雄伟的江南名楼滕王阁。今天的抚河，重新焕发生机，以一种美丽、宁静，充满现代气息的崭新面貌，展现在世人面前。

四、人穷志不穷

1955年夏天，我经过南昌市组织的升学统一考试，进入了南昌市第三中学学习。

南昌三中是一所有着悠久历史的全日制完全中学。创立于1902年（洪都中学堂），其前身是府立洪都书院（1662年建立）。那时，南昌市区内兼有高、初中的中学只有三所，一中在西湖区，二中在东湖区，三中在胜利区，我们居住的抚河区是“第三世界”，一所完全中学也没有。能够到三中读书当然是很幸运的。后来才有了一高中（在东郊，后改为五中）、二高中（在西湖区，后改为六中），一初中（在东湖区，后改为七中）、二初中（在西湖区后改为八中）、三初中（在抚河区，后改为九中）。

南昌三中在当时的城市中心地区，周围是中山路、胜利路、民德路和象山北路，然而并不临街。四周是繁华闹市，三中却闹中取静，缩在小巷深处。通过中山路上的一个小巷口，向北走上好一段路，才到学校大门口。

进门是一个大操场，右边是学生食堂，左边是几座二层的教学楼，再往里是一个位于高坡上的雨天操场。学校地方不大，但与我们惠民门小学相比，那就“雄壮”多了。

我们那一届初中有12个班，我在初一⑴班，班主任老师是杜远虹（后来是张悦宜），班长叫黄木火。同学们都是经过考试从各小学挑选来的，爱读书的多，调皮的少了，同学关系也就融洽、亲近得多。 (注：黄木火，后改名为黄坚，曾任省委省政府信访处副处长。)

中学的课程增加，学习负担加重，玩耍的时间就少了。有那么多功课要复习，有那么多新知识要消化，稍微放松一点就会跟不上，实在马虎不得。

学校里有一个小小图书馆，办个借书证就可以借书看。有了小学的语文基础，就有了打开知识宝库的钥匙，我们开始不断地借课外书籍看。我最爱看的是童话、笑话、民间故事，也喜欢看中国历史故事。虽然我们都知道，过多地看“杂书”会影响正规课程的学习，但同学们都挡不住各种“杂书”的诱惑。这时，我开始羡慕坐在后面的同学了，他们可以方便地偷着看小说，而我坐在第一排，头都不敢低一下，尽管心里还牵挂着课间休息时没有看完的故事。

我姐夫刘翼熊在原南昌大学读书，后随学校并入武汉大学继续学习，毕业后分配到天津，在交通部第一航务工程局工作。一次，他给我寄来了两本书，一本是关于气象知识的，一本是《新中国的邮票》。我没有钱买课外书，这仅有的属于自己的两本书，自然很宝贵。这两本书放在身边，可以反复不断地看，印象很深。

我开始根据书上的介绍，观察天空云彩的变化，看看与天气的演变有什么关系。我知道了许多云彩的名称，我知道天空中有高高的卷云时天气准晴，我知道积雨云的顶部变成砧状平顶时暴风雨就要来了。我有时还会痴痴呆想，为什么会“东虹晴，西虹雨，南虹北虹涨大水”。

我开始收集新中国发行的邮票，一张一张地夹在书里。我没有钱买新邮票，只是收集人家使用过的旧邮票。邮票集多了，就常常到八一公园北门对面，一个交换邮票的场所，与人家交换。久而久之，我集到了五十多套邮票，解放初期的邮票齐全，十八张一套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纪念邮票我就有两套。可惜的是，我到四川去读书时将邮票留在家中，回来时那些邮票全都不见了。现在虽然我在邮电系统工作有许多方便条件，却不再集邮，因为我心存遗憾：我再也收集不到我以前拥有的那些邮票了。

1956年，我父亲在南昌市等待就业已经四年，家中生活依然困难。原先等待就业的人员大都安排了工作，剩下的已经不多了。我父亲文化程度很低，年龄又过半百，安排工作较难。以前在人家裁缝店打工做手工活，做的是中式便衣，不会用缝纫机。我父亲满口乡音，别人一听就知道是个“乡巴佬”，找工作又难了几分。只有长期在南昌打杂、做零工，等待安排工作。

每个星期政府部门都要组织待业人员学习几次，还教唱革命歌曲。不要看生活担子沉重地压在肩头，我父亲每次学习回来，都要哼哼学到的歌曲，什么“正月里来是新春，赶着那猪羊出了啊门”，什么“太阳出来磨盘儿大，你我都来纺棉花”，唱起来就忘记了一切。

这一年，我国农业合作化形成高潮，农村到处都在组织高级合作社。家乡来人，请我父亲回乡去担任统计员。以前土改时没有回乡，是因为年迈做不了农活，现在家乡需要，回去做统计员，不用下田。在南昌长期这样等下去总不是个办法，大家一商量，还是决定回家乡去为好。（许多人从农村拥入城市，我们家却从城市搬到了农村。这次错误决策实在是万般无奈，从此我父母亲成了没有社会保障的农村人。）

家中没有什么东西，说下乡就搬下乡，倒也方便。家中父母考虑，我刚满12岁，在学校有助学金由国家抚养，若回乡下去做不了事，还增加经济负担，就将我留在南昌。父亲、母亲，带着9岁的妹妹回乡下去了。从此，我开始了独立生活。

刚开始时，我住在外婆住的房间里，早晨上学去，在学校上课、用膳，晚上回来住。上高中后，就到三中学生集体宿舍住了。

刚离开父母的一段时间里，我心中非常苦闷。我要自己洗衣服，要自己找饭吃。人家放学回家，我无家可回，经常一个人到抚河边去，看对面造船厂焊接的闪光，看来来往往的船只。听到远远传来的火车汽笛声，我就会想到在乡下的父母亲。我身上没有钱，不能买东西吃，也不能去看电影。

我和同学们在一起上课，听着听着就走了神。我的性格开始变化，变得沉闷孤僻。同学们高高兴兴的，我笑不起来。我开始有意地避开同学，自己单独活动。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手心里写着二个“MM”字母，就是“铭默”的意思。当同学们在开玩笑时，我悄悄看看手，我不笑。我觉得我与他们不一样，我没有什么可乐的事情。我盼望着日子快点过，身体快点长大，好挑起家中的生活重担。

我姐姐因长年在市公安局电话总机值班，脚有浮肿，请求下基层，先后调到潮王洲、新溪桥等派出所工作。潮王洲（现名朝阳洲）在抚河对面，过河要乘小渡船。新溪桥派出所则在洪都机械厂（即现在的洪都飞机制造公司）内。每逢星期天，常要我到她单位去玩。她看见我老低着头，多次提醒我：老低着头将来会成驼背子的。我挺了挺身子，过了不多久，我又是弯着身、低着头了。久而久之，现在我的脖子还有些前倾。

日子如此难熬，学习那有心思。初中一年级期末考试，我物理不及格，要补考。开学时补考成绩为良好。这是我一生中唯一一次考试不及格，我终生难忘。

暑假时，我回到家乡。乡下农民劳动累、生活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火热的阳光下，农民在田间辛勤劳动。水灾、旱灾和虫灾，频繁出现，难以抵御，庄稼收成很低。强壮劳力一天十个工分，只值三四角钱。劳动力缺乏的家庭就更艰难。比我们家还穷，穷得揭不开锅的人家还不少。

我父亲在农村一天的补贴工分只有八分，养活一家人不够。不过口粮有保障，吃饭问题不用天天发愁，生活总算安定了。

南昌县潭岗乡的傅姓村落有三个：埠下村、山下村、傅家咀。都是六百多年前从丰城县筱塘乡嵊前村搬迁过来的。山下村的始祖是傅天性。

我们的老家山下村，古地名叫九股樟。村中以前有一棵巨大的千年古樟树，有九股大分叉，庞大的树冠将整个村子罩住。人们在山背面很远处都可以看到这棵大树的身影。上世纪20年代修筑昌赣公路时，路基正好经过这棵大树，修路的人把这棵大树给砍了。老人们说，这下子破坏了风水，山下村开始走下坡路了。有许多户人家外出到沙市、九江、南昌去谋生，大多数是学裁缝。在农村的都穷得叮噹响，出外谋生的也没有多大出息。我父亲就是外出多年，两手空空又回到了老家。

家中以前的房屋，被日本鬼子烧了，只剩下一段墙壁和大门的基石。留在家乡的二哥（堂兄）在原宅基上盖了一栋草屋。这草屋冬暖夏凉，造价低，可年年要维修。每年雨季，屋子会漏雨，屋内阴暗潮湿。若遇大风天，整个房子都在摇晃，真吓人。

我父亲对我讲了当年日本鬼子沿公路南下打到潭岗，我家老屋被烧时的情况。他还指着南边远处姜家山后高高的三角架告诉我，那下面就是“万人坑”，下面埋着被日本鬼子杀害的一二百中国士兵。他给我讲了打仗时的情况。我初次懂得了国家贫穷落后，就会受欺凌，人民就会遭受苦难的道理。

我渐渐地认识到，我对家中生活过分的忧虑是毫无意义、无济于事的。我应该努力读书，学好本领，将来为祖国的强盛做出贡献，使人民的生活得到改善，这样才能使自己家里的生活也得到保障，使父母亲能有个安定幸福的晚年。

第二年，姐姐调到天津姐夫单位（交通部第一航务工程局）去工作了。不久，我母亲要帮姐姐带小孩，带着妹妹也去了天津，只有我父亲一人仍然留在农村。我们一家人分成三地生活。我开始安下心来，努力读书，学习成绩很快地追了上去。

在班上，同学们对我很友好，但他们都不知道我家中的情况，我也没有跟任何人说起过。记得父母刚下乡时，我第一次到学校去搭饭，没有带碗筷。同班的方振华同学，带我到食堂，帮我临时借碗筷，告诉我吃饭的规矩，指给我在哪里买饭，到哪一桌去分菜。他是一名体操运动员，身体好，人也好。有别班的调皮学生向我挑衅，他会护着我。其他大多数同学对我也很好，同学之间关系较融洽，不像小学时期同学间老会打打闹闹。

我接触最多的是年龄差不多的小同学。我们都不喜欢跳集体舞，班上组织此类活动时，我们就躲着下象棋去。象棋这种娱乐活动好玩与否，不在于水平高低，而在于水平相当。两个臭棋篓子到了一起，也可以兴味盎然，杀个天昏地暗。我们你赢一盘，我胜一局，难分高低，下起来就没有个够。

父母刚下乡时，我住在外婆住的房间里。这个房间是原来卖石灰时的存放石灰的地方。外婆名叫邹金香，生有一大堆儿女。正因为儿女太多，跟谁过都不好办，所以七十多岁自己单独过日子，有时还要照管一下不受父母喜欢的孙子（南丰佬）。她老人家自己生活都很艰难，又有那么多子孙，很难照顾到我。

我很同情艰难度日的外婆，我天天要上学，对她的照顾不够，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只能尽量不增加她的麻烦。有时给她挑挑水，有时也同她到很远的地方，帮着挑些不要钱的刨花回来生火做饭。

外婆是南昌市的老辞典，她知道很多别人不知道的事。她告诉我北伐军攻打南昌时，北兵到处放火，把滕王阁烧掉了，南兵攻城爬城墙时伤亡惨重，攻进城后老百姓帮着南兵捉北兵。她讲到“龙吊水”过南昌，广益昌（现八一商场）一带倒了一大片房子。还讲过许许多多的南昌旧事。

我很敬重外婆，从不与外婆顶嘴。不过有一次例外，就是大跃进时期，有一天报上以套红大标题，刊登了某地“放卫星”水稻亩产三十万斤的消息，我高兴地告诉她。她扭头就走，不相信真有这样的事。她说，三十万斤谷，堆在地上都好高。我想，连政府报纸上登的消息都不相信，真是太保守、太顽固了。

外婆住的房间是以前卖石灰的存灰间，阴暗得很，没有窗户。最里边一角堆了许多杂物，上面放一张竹板，我就睡在上面，比外婆的床高出许多。屋子里老鼠很多，大白天都到处乱窜，猖狂极了。晚上更是不得了，又叫又闹，有时还从我头上跑过，常常搞得睡不成觉。我对老鼠厌恶极了。就是今天，看到孩子们爱看“米老鼠”的卡通小人书、电视片，我很不以为然，不管它是“米基”，还是“基米”，都是令人讨厌的老鼠。

那时候，各地都在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政府号召“除四害”，我们学生和市民都积极响应。不过要捉到老鼠还真不容易。我用人们捉麻雀的办法捉老鼠。就是用一个木脚盆翻过来，支上一根小棍子，棍子下端系上一根绳子，盆下放一点食物。准备妥当，就爬到床上装睡觉。老鼠一进盆，我就突然一拉绳子。用这个办法还抓到过好几只老鼠！

讨厌的老鼠常在床下吱吱叫，这其中可能有什么问题。有一个星期天，我在外婆屋内翻箱倒柜，结果找到了一群小老鼠。这些小家伙皮肤红嫩，还未长毛，眼睛还没有睁开，一个劲地乱动。我不忍心消灭它们，因为它们还是孩子啊。我把它们交给别人去处理，最后的命运当然也不会好，据说是拿去用石灰处理后可以治脚气。

南昌城内的麻雀不少，要抓到也不容易。我用粗铁丝做了一个弹弓，绑上橡皮筋，用铁丝斩成小段，弯成子弹。放学回来，经过对面茶铺前的大树，我没有瞄准，随手打去，麻雀应声而落，我高兴极了。这一枪可是“百发百中”，我的信心大增。我不断地用弹弓打麻雀，可惜的是，以后再也没有打中过一个麻雀。我姐姐来信说，天津市消灭麻雀的方法很特别，就是全城居民齐上阵，敲锣打鼓赶麻雀。麻雀被赶来赶去，无处歇脚，结果累得自己就掉下来了。看来，还是天津人聪明，会想办法。

比较起来，打苍蝇要容易一些。那时苍蝇拍子的销路好，买的人很多。我们没有钱买，就自己用硬纸板做，绑上一根长竹片，也能打到苍蝇，效果当然要差一些。没有多久，会飞的苍蝇越来越少，要打到苍蝇交任务就难了。后来上面领导说，苍蝇的蛹也可算数，于是大家都赶往厕所周边，到处挖蛹。挖到就装在火柴盒里，到学校去交任务。一段时间里，个个厕所的前前后后，人头攒动，比往常热闹了许多。

消灭蚊子主要靠政府部门，每年都有卫生员往路边阴沟里喷滴滴涕，或用烟薰。我们的办法就是“你咬我一口，我就给你一巴掌”。

最难消灭的就要数臭虫了。这种南方“特产”，没有列入全国的“四害”之中，但比“四害”更讨厌，人们对它恨之入骨。城里居民住的都是木结构房，到处是缝隙，家中又堆满了杂物，到处都有臭虫藏身之地。人们天天接触的竹床、木床，臭虫真多。人们用开水烫，石灰填，好像干净了，过不多久，里面又躲满了胖乎乎的臭虫。到了今天，人们的生活条件得到了极大的改善，生活环境有了根本性的变化，臭虫没有了藏身之地，这才在我们身边绝迹。

那时期，除了“除四害”以外，我们还经常参加一些社会公益活动。记得我和几个同学到过县前街的居民家中开展“扫盲”活动，教居民识字。社会上的政治运动参加不多，因为我们还小，不过对“反右斗争”有一些印象。

记得学校里曾动员我们，响应党的号召行动起来写大字报，给共产党提意见。同学们实在给共产党提不出什么意见，就转而给一些老师写大字报，提意见。我对老师也提不出什么意见来，然而，怎么能对党的号召无动于衷呢？我想起我们语文老师，在教《范进中举》这一课时，一边比划，一边用自己的抚州话说：“中了”“中了”，样子实在有点不雅，就给他提点意见吧。于是，在同学们纷纷贴出自己的大字报时，我也画了一张漫画，贴了出去，希望老师讲课时要严肃一些。

其他老师也积极起来给党提意见。我们学校团委陈书记头脑发热地说：“有人说我们是'党天下’，我看有道理，不但是'党天下’，我们还有'团天下’”。

没有多久，情况突然起了变化，中央开始反击右派进攻，一些人开始受批判，其中就有这位团委书记。我们学生要上课，没有参与反右斗争，只是接受正面教育。

除了社会活动以外，我们还经常参加劳动，也搞勤工俭学。我年龄小，身体单薄，劳动时总是受到老师和同学的照顾，做些轻活。不过，有一次的劳动强度很大，我的印象极为深刻。

那是暑假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班一群家庭生活困难的同学，自行组织，自行联系，一道到赣江边上的下沙窝去挑煤赚钱。任务是把从船上卸下来的一堆煤挑到堤岸上去。我们从早上起，一直挑到下午太阳快落山。我小学毕业时身高1.27米，高中毕业身高1.44米，估计那时个子只有1米3多一点 。我这样瘦弱矮小的身材，一整天不停地挑煤上堤，可以想像有多么地难。一天下来，累得我头昏眼花，两腿发软，差点要倒下。其他同学忙于挑煤，一个个也累得够呛，偶而会关照我休息一下。我怎么能休息呢？这次劳动不像往常的公益劳动，这次是有报酬的，别人不休息我也不应该休息。

我全身疲劳之极，视线模糊，一次次地看着太阳，盼着太阳快快西斜，一次次地看着煤堆，盼着煤堆快快减小。终于挨到任务最后完成的一刻，我坐在地上再也起不来了。

领头联系业务的同学去领报酬，拿回来后大家平分，我得到了两块多钱，有了回乡下去的路费了。那是我第一次挣钱的劳动，也是我累得最惨，印象最深刻的一次体力劳动。

五、保尔的英雄形象指引着我们前进

1958年秋天，我们升入了本校高中。我们年级原来初中有12个班，升高中时只收了两个班，学生主要在原校初三学生中挑选。我们一班的刘高倬、李福南、喻茶生、徐宝珍、吴刚果和我等十来个同学进入了高一⑴班。可以预料，经过挑选的学生其学习成绩和表现都是最强的。这样的班级当然也是很强的。

这时的南昌三中，进入了其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校园规模在不断扩大，教学质量在全省领先，学校声誉远播省内外。据说当时有“南三北四”（“南”指南昌三中，“北”指北京四中）的说法，可见影响之大。自1958年起，南昌三中连续8年被评为南昌市红旗学校。

南昌三中当时的校长金立强，回族，是一位德高望重的民主人士，1960年代表学校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文教群英会，当选为主席团成员。书记是张礼香，原是南昌市公安局的侦察科长，精明能干，转业到教育战线以后，为南昌三中的发展和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他既重视德育，又重视智育，提倡又红又专，他认真执行党的政策，能大胆启用有真才实学的出身不好的教师，使三中的教学质量有了很大的提高。

自高中开始，我搬到三中学生集体宿舍居住了，一起住校的同班同学有章肇基、翁金生等。住校的学生不多，都是家不在南昌的，或是家离学校较远的。到学校住宿后，我的生活较有规律，学习上有了较为安定的环境。

三中学生宿舍，离三中有一段距离，在万寿宫高墙内的西部（现为南昌21中），大门位于合同巷。这块地方原先是老南昌五中所在地，后并入了南昌三中。进大门左边是食堂和洗脸洗衣的地方，楼上是男生宿舍，往里去是女生宿舍。院内大门右边是厨房。

学生食堂是在三中逐步扩大时由学校校园中搬过来的。食堂的饭是用钵子蒸的，有三两的、四两的、五两的，菜是每餐两个，盛在钵子内放在桌子上。每桌8个人，预先编好桌位，由学生轮流值勤分菜。平时三餐，星期天和居民一样吃两顿。当时的伙食费是9元，开始伙食很不错，每星期还能吃到几次鱼和肉，到了困难时期则不行了。我当时享受甲等助学金，伙食费全包，还有3元钱零用。

住校的同学不多，搭午餐的学生却不少，中午休息时间短，有许多同学在家吃午饭不方便，就到学校吃一顿。宿舍里曾经住进来一些从印度尼西亚回国避难的学生，不久就不见了，可能是回国去了。

南昌市内的万寿宫叫铁柱万寿宫，是当时南昌市内最大的寺院，是远近闻名的名胜古迹，也是南昌人游玩和拜佛的地方。新建县西山也有一座万寿宫，叫玉隆万寿宫，也是纪念传说中为江西人民治水擒孽龙的许真君的，由于离南昌很远，至今我都没有去过。

南昌市铁柱万寿宫位于南昌老城广润门内，东临翠花街，西倚棋盘街，建成于东晋永嘉六年（公元312年）。翠花街的万寿宫，是海内2000多座万寿宫的祖庭，地位尊崇，声名远播。宫左有口暗通江水的锁蛟井。

万寿宫正门对面有一个方形水池，池中养有金鱼。水池用低栏杆围着，栏杆上的厚木板漆有红漆，上面可以坐人，四周全是卖小玩具和纪念品的小商店。万寿宫大门外两边是许多家卖香烛纸钱和爆竹的商店。

万寿宫大门内是一个大园林，栽满了树木和花草。中间一条大道将园子分成两部分。中间的大道上前后摆着几个很大的香炉和铜鼎，有一个是专门用来放鞭炮的。万寿宫有前后两个大殿，供奉有许多菩萨，我只知道前有许真君，后有观音菩萨，其它的搞不清是些什么神仙，有凶神恶煞，也有的慈眉善目。不过可以肯定，能够在这样庄严的宫殿里拥有一席之地，一定是有来头的。

万寿宫内每天烧香拜佛的人很多，宫内人来人往，香烟袅绕。人们虔诚地给菩萨下跪叩头，用自己才听得见的声音念叨，求菩萨保佑救苦救难。回去以后，如果家中的苦难没有好转，那是自己的命不好，要么就是前世孽债深重；如果家中情况有所好转，那肯定是菩萨保佑的结果，于是就会再来万寿宫还愿。人们对菩萨的感激是真诚的，你看那些还愿者燃放爆竹的数量就可见一斑。人们燃放爆竹不是以一挂一挂计，而是一捆一捆地放。点燃后，响声成了一窝粥，震耳欲聋。

万寿宫内偶尔也会住进一些非佛教徒。有一次，离我们不远的地方住了一个剧团。每天清晨，演员们就“啊、啊、啊——”地吊嗓子，由低到高，再由高到低，天天如此。我才知道，演员们的好嗓子也要不断地练，看来干哪一行都不容易。我们每天清晨要读俄语，声音很小，对练嗓子没用，但对学好外语知识是非常重要的。

菩萨们救苦救难，却无能力保护自己，万寿宫没有躲过文革动乱的厄运，从地面上消失了。今天，留下的只有万寿宫这个地名，还有我对美丽雄伟的万寿宫的深情缅怀和无限眷恋。（注：现在南昌万寿宫已经在象湖易地重建。）

我上高中的时候是1958年秋天，正值全民大炼钢铁的火红年代。为了以最快的速度提高钢铁产量，早日赶上英国，在党中央的号召下，全国城乡人民都投入了大炼钢铁运动。那时候，你坐火车旅行，在铁路沿线可以看到，到处都是火光熊熊，一片十分壮观的场景。

全民炼钢，我们中学生也不例外。各个中学要求学生到家家户户收集废铁，在自己建造的小炉子里烧熔成铁块。这样的“钢”怎么能算数呢？为了炼出真正的钢，三中投入大笔钱，在学校南部建成了吹氧转炉炼钢车间。我们各班学生分班倒，夜以继日地投入炼钢运动。

深夜，鼓风机在呜呜地嘶鸣，炼钢炉喷射出色彩斑烂的钢花，同学们仍在热火朝天地生产。身强体壮的同学抬钢水、打钢锭，顽强奋战。我属“老弱病残”之列，是照顾对象，干的是轻活，工作任务是在下料时投入锰块等添加剂。虽然工作不重，但随时处于待命状态，要与大伙一同熬夜。到了凌晨三四点，眼皮子老打架，要坚持得有股子狠劲。半夜时分，有一顿夜餐，什锦菜下稀饭，不限量随便吃，这种额外的待遇在当时就算是很不错的了。

这种“真刀真枪”的炼钢，坚持了一段时间。我们是学生，终究还是要上课，随着炼钢热潮降温，炼钢厂停产了，后转为勤工俭学的机加工车间。至于大跃进、人民公社，我们接受正面教育，没有直接参加社会活动。不过，各种勤工俭学劳动还是经常有的。

我们三中在赣江以北的昌北郊区有一个农场，各个班级轮流去劳动。我们还不时地参加积肥、植树劳动，还多次参加建设北京路、青山路的全市公益劳动。南昌市历年的重要市政建设，有我们流下的汗水。高三年级要应考，安排劳动少，高一的劳动时间安排最多，这是自然的，也是合理的。

除劳动之外，我们还经常参加军训和体育活动。有一年暑假，我们在学校内参加军训，有一部分同学学习炮兵，一部分同学学习伞兵。我学的是伞兵，开始时学的是伞兵的基本知识、跳伞程序和操作要领，还学习叠伞方法。我们在沙坑旁的高台上练习跳伞动作，在高高的单杠上悬吊着，练习操纵降落伞的运行方向。由于南昌市没有跳伞塔设施，我们没有进行从空中落下的实际演练。不过，今天如果要我带着降落伞从空中跳下，大概还能活着回来。

至于体育活动那就更是频繁，首先要数“劳卫制”的达标活动。对于我这个小个子来说，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有一些项目要考许多次，才能够勉强过关。我印象最深的是“跑到北京去”的长跑活动，就是每个人每天跑的记录，累积起来，要达到南昌到北京的距离。体育老师预先测量好校内操场跑道、校外环校街道一圈的长度，我们每天记录自己长跑的圈数和距离，天天记录，天天累积。

由于有具体的目标，同学们之间可以比赛，大家的兴致很高。体力较弱的，就多跑几次，“乌龟也能跑赢兔子”。我无家可归，早晨跑，晚上跑，星期天也跑，终于跑到了北京，名次还不太落后。虽然我“跑到了北京”，但没有见到北京是个什么样子。不过我想，总有一天，我会到北京去的，我要看看庄严雄伟的天安门，看看宽阔的天安门广场。

我最喜欢的运动是游泳。夏日炎炎，泡在水里那有多舒服。南昌周围河流湖泊众多，到处都有可游泳的地方。后来，我们学校有同学游泳时淹死了，学校就下令禁止学生到河里去玩水。禁止不是个好办法，但人命关天，那时没有什么游泳池，也只能用这个办法来确保安全了。

我真正懂事，是从高中时代起。高中、大学里，除学文化科学知识外，我们还受到党的思想教育，逐渐懂得了人的一生“应该活得有意义”的道理，初步树立了为祖国效力、为人民服务的人生目标。我们受教育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参加社会政治活动和经常性劳动，就是两种重要方法。尽管占用了我们许多宝贵的时间，教育的方式也有形式代的倾向，但对于我们树立远大志向，培养良好的道德品质，加强遵纪守法的自觉性，确实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今天回顾起来，当时党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确实是正确的，成功的。解放以来，培养了一大批有理想、有文化、守纪律，能吃苦，对党的事业和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有用的人才。

当时的南昌三中，在抓思想教育、抓学习质量方面，有其创造性的方式方法，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其中一种特殊方法就是，对每一年级中在班级竞赛中表现突出的班级，以革命英雄的名字命名，以鼓励先进，同时带动其他班级。我们班以突出的表现和优异的成绩，被命名为“苏联英雄奥斯特洛夫斯基班” ，简称“保尔班”。我们的前几届有“奥列格班”、“卓娅班”，后几届有“董存瑞班”、“方志敏班”、“黄继光班”、“吴运铎班”等。

1959年的元旦，是我们终身难忘的日子。就在这一天，我们南昌三中18级1班正式命名为“苏联英雄奥斯特洛夫斯基班”。命名仪式上，校领导将印有苏联英雄奥斯特洛夫斯基头像和名字的班旗授予班主任张惠尧老师，张老师再交予我们的班长。我们全班同学庄严宣誓，要以英雄为榜样，忠于党的事业，努力学习，为崇高的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我们的心情在激荡，我们的热血在沸腾。我们是英雄班的成员……”这首由我们班喻茶生作词、赵希龙作曲的班歌，在教室里回响，也在我们心中震荡。

从此，我们全班同学在保尔班的旗帜下，团结一致，积极向上，一同度过了高中阶段的美好时光。我们以保尔的英雄形象为榜样，刻苦学习，积极劳动，各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每天清晨，我们高唱班歌迎接初升的太阳。每次外出活动，班旗在我们队伍前面迎风飘扬。我们不断诵读保尔的名言，激励我们克服困难、努力学习的决心和勇气。我们班的事迹在校内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江西新闻电影制片厂来到我们学校，给我们班拍纪录影片。那时候能上电影，可不简单，我们既感到新鲜，又感到紧张。

最先拍的是全班上课的镜头，拍的是与大炼钢铁有关的化学课，由顾裕志老师讲高炉炼铁的知识。黑板上挂着高炉炼铁的示意图，旁边展示着我们的班旗，周围墙壁上挂满了各种各样的奖旗。顾老师对本课胸有成竹，开拍前默默地复述着要讲的内容。

“开始！” 电影厂的拍摄指挥一声令下，灯光亮起，安放在不同地方的几台摄影机同时起动。我们顿时紧张到极点，挺着胸一动不动，课堂上一片寂静，只有胶片运行的声音和顾老师的讲话声。我知道顾老师正在讲课，但不知道他讲了些什么。顾老师是广西人，讲普通话本来就很吃力，实拍开始时的紧张气氛使他不知所措，讲话有些结巴，语句不连贯，只得用手拿着教棍，在高炉顶上指指，接着在下面出口处指指，讲些无关紧要的话。好在纪录片不做现场录音，而是另配解说词，顾老师讲什么都无关紧要。

后面拍摄进教室、出教室，进校门、出校门的情景，这时我们已经不再紧张了。后来还拍了上体育课、勤工俭学等许多镜头。

“江西新闻记录片1959年9月号”在电影院上演时，我们兴高采烈地去看了两次。我们班的内容占了这集新闻纪录片的一半，有五六分钟。看关于自己班的电影，多少次也看不够。不过，我个子小，拍上课镜头时坐在前排最边上，电影中只远远扫过，在其它镜头中也是一带而过。我自己倒是看到了自己，其他人怎么会知道里面有个我呢？熊瑛同学认真听课的特写镜头，喻茶生同学车床上加工零件的镜头，那才真叫上了电影哩！

我们的班主任张惠尧老师，湖南人，共产党员，原先教美术课，后来主要从事党务和行政领导工作。他面容清秀，说话明确有力，为人正直坦诚，同学们都很敬重他。每天早晨我们班都要集合，张老师给我们讲当天要做的和要注意的事情；下午放学前全班集合，张老师要给我们对当天的情况作点评小结，天天如此。张老师对我们要求非常严格，为我们班的进步和每个同学的成长，付出了许多心血。有的学生开始不适应这种严格要求，时间一长，不但习惯了，而且养成了学习认真、办事认真的习惯，这对以后参加工作有很大的益处。

有一次，我们班到省体育场测试赛跑成绩，需要用手表，班长要我到张老师那里去借。我来到东棉花市张老师家。张老师将手表交给我，正好他也有事要到学校去，就带我一同去三中。从珠市街出去，跨过中山路，对面正对着进三中去的小巷口。张老师没有往前走，而是往右拐走几十米，经过地上划的人行横道线，到对面后，再拐回来又走几十米进入通往三中的小巷。街上汽车、自行车都很少，人们来来往往，没有谁去注意街上划着的人行横道线。我在张老师后面跟着，边走边默默地想，张老师教我们要遵守交通规则，自己也实实在在地不加张扬地自觉遵守，这样的老师，这样的共产党人，他说的话是值得信赖的。几十年过去了，张老师对我们进行教育讲过无数的话，我都记不得了，唯有这次一同去三中路上的这件小事，我今天仍然记得清清楚楚。直到今天，我过马路还是很注意地上的人行横道线，并且在日常生活中时时注意，说话做事都努力做到“言必行，行必果”。

为了确保高考竞赛夺得锦标，我们班各门功课配备的都是教学水平极高的老师。严格的管理、基础好的学生和高水平的教师，是我们三中在社会主义竞赛中能够保持领先的三大法宝。

在各门课程中，我最喜爱的、耗费时间最多的是俄语。各次重大考试成绩都在95分以上。故我一直担任俄语课和数学课的科代表。教我们俄语的是刘音德老师，他原先是教英语的，转而教俄语不能算是改行。俄语语法比英语复杂，基本语法学起来较费劲，但学好了基本语法，理解原文、翻译成中文时，却比英语准确方便。俄语读起来比英语容易，除了几个变音需要记熟以外，基本上可以自己拚读。英语单词读音则变化很多，虽然也有一些规律可寻，但主要靠初次学习时强记。英语单词一开始不读准，以后很难纠正。我们记俄语单词时也想了一些巧办法，如星期天叫“袜子搁在鞋里也”，创造叫“勺子打油”……还真有点作用。

刘老师讲课认真，带读时声音很大，我们照他的读法高声朗读，学习效果不错。那时没有收音机、电视机，也没有录音机和复读机，俄罗斯人到底怎么说活，我们一点印象也没有。

有一次，刘老师请假没有来，由一位女老师代课。她带我们读《女共青团员》这一课,我才发现俄语读起来那么好听。这才是真正的俄语啊！我一遍又一遍地仿读，体会俄语朗读的妙趣。直到今天，这一课课文的前几段我仍然能背诵出来。

那时正值中苏友好“蜜月期”，我们经常唱俄语歌，有一些同学给安上了俄语名字作外号。有一个男同学单纯活泼，说话有点像女同学，起了个名字叫“莲娜”，有一个同学爱开玩笑，取了个名字叫“美罗”（肥皂）。有许多同学还与苏联的中学生写信友好交往。我也很想交个外国朋友，可我没有钱，付不起那高昂的国际信函邮资。

每当有从苏联来的信时，全班同学都抢着看。大家看到那漂亮的俄语手写体，看着那些认识的、不认识的单词，看到那反映异国风情的邮票，高兴得很。有一次，一位同学好几个月没有接到苏联女中学生的回信，以为交往到此结束了，因为当时中苏关系已经出现裂痕。可是，苏联小姑娘来信了，对没有收到我们这位同学的信而大发雷霆，信中用了一句“Hem!Hem!!Hem!!!”(不! 不！！不！！！)，显然俄语也像汉语一样用重叠词来加强语气。从这封信中，我们知道了俄罗斯人感情也是很丰富的，发起脾气来够吓人。这件事，实际上是一次信件丢失造成的误会。随着国际关系的大气候的重大变化，与苏联同学间的友好来往都没有能够再继续下去。

我们的数学老师叫骆致远，他圆圆的脸庞，讲课时抑扬顿挫，劲头十足。冬天戴个大棉帽，里面全是油迹，一进教室就把帽子往桌子上随便一放。讲课时到兴奋高潮，头上冒出了汗珠，红光满面。物理老师叫胡信康，同济大学毕业，据说在学校时戴了右派帽子，分到江西来教书。他平时一言不发，上课时却非常认真，说话颇为幽默。这两位老师讲课深入浅出，善于抓住问题关键，教学不仅教基本知识，而且注意培养学生的综合分析能力。

教我们语文的是陈公重老师。（注：陈公重，又名公仲，后任南昌大学现代文学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陈老师的语文功底深，知识渊博，却不像文质彬彬的教书先生。他身体结实，倒像一个运动员，一口漂亮的普通话，不像是南方人。南方人学普通话，一般都发不出卷舌音，陈老师却没有这个毛病。陈老师性格豪爽，对外交际很广。他年龄比我们大不了多少，没有一点架子。同学们知道他爱人在江西师范学院，每到星期六就跟他开玩笑，催他赶快去师院。

陈老师讲评作文时非常强调要切题，要突出主题思想。他告诉我们，他参加高考时，作文题目是《母亲》，而他以《祖国啊！母亲》为题写了一篇文章，结果判为跑题，一片对祖国的赤诚之心，却使他名落孙山。

我的语文成绩一直不高，特别是作文能力较差，总是六七十分这种水平吧。其实，我对语文课还是很感兴趣的。语文课不但教我们语文知识，为学习各种知识奠定良好的基础，而且语文课内容很广，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广阔的精神世界，教我们做人的道理。由于童年时代玩耍浪费了不少时间，上中学以后功课渐重，没有精力在语文知识方面深入钻研，写作能力提高不快。自高中时起，我曾写过日记，后来没有坚持下去，也尝试写诗，至今也只有二十来首没事时自己看看的打油诗。到大学后，专攻无线电技术，参加工作后一直很忙，再没有时间和机会钻研和提高了。直到80年代，我创办《江西通信科技》，担任专职主编十多年，文字功底才有较快的提高。

值得一提的是，高中时我有一篇作文得了80分，这是破天荒的唯一的一次，并受到陈老师课上点评。文章写的是我班吴刚果同学生病在家，我们许多同学去看望他，并帮他补课，刚果同学深受感动的事。通过这次老师讲评我才知道，写文章不能胡编乱造，不要一味追求词藻华丽，而应有血有肉，要有真情实感。

吴刚果同学是一位极聪明的好学生，学习成绩一直很好。他做事仔细认真，写得一手好字，他为学校出的特刊，笔写手画，却像印刷厂印的一样，漂亮极了。如果不是有先天性身体缺陷，他一定可以做一番大事业。我和刚果同学初中、高中都是同班，加之我固有的同情心理，我们交往较多，关系很好。

高中时期，是我们的思想逐步开始成熟的时期。党的经常性思想教育，学校良好的政治环境，为我们的健康成长开辟了广阔的道路。我们班的同学都是热血青年，英雄保尔的革命精神和高尚品德教育了我们，英雄班的荣誉感激励着我们，使我们的思想很快地进步，献身祖国的远大志向得以形成和巩固。

我们这个班集体非常团结，几年的共同学习生活，使我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毕业后，我们有的继续深造，有的直接走上了社会，先后都走上了工作岗位，在祖国各地，在不同战线上，为人民的事业忘我地工作。

我们有许多同学成为了出色的领导干部。

更多的同学则在平凡的岗位上默默无闻地为人民服务，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辛勤劳动。不管职务高低，不论经历如何，我们一生中都牢记党的教导，以保尔身残志坚为人民解放事业顽强拚博的革命精神激励自己，努力奋斗，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贡献自己的最大力量。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我们是保尔班的学生。保尔的英雄形象指引着我们永远向前，向前！

六、高考大决战

1960年春季，“大跃进”的浪潮汹涌澎湃。教育战线也要大跃进，高等教育要大发展，中学应届毕业生人数满足不了大学扩招的需要。于是上级下达通知，在各中学高中二年级中设立“跃进班”，突击补课几个月，提前毕业，参加当年的高考。

三中校领导紧急部署落实上级指示，在我们高中二年级设立“跃进班”，由当时高二的两个班各挑选一半学生组成。

“一颗红心，两种准备”，这是我们第一次接受党的挑选。我们都积极响应号召，纷纷报名。

“跃进班”名单定下来了，里面没有我的名字。从名单可以看出，留下来的同学大部分是有实力争取上全国重点大学的，多读一年，可以在高考中争取最好成绩。当时我非常想早点毕业，好早点参加工作，家中父母年迈，等着我尽快挑起家中生活的重担。我心事重重，找到张惠尧老师，再次请求参加“跃进班”。张老师看了看我，语气平缓地对我说：“你还是再读一年吧，你有扎实的基础，明年可以考上一所全国重点大学。”我心中很清楚，张老师是在为我着想，我心中何尝不想考一所名牌大学呢？

参加“跃进班”的同学很快就投入了战斗，一场真正的战斗！他们在很短的时间内上完高二的课程，又飞速上完高三年级一年的课程，接着又开始综合复习，在新学的知识还没有很好消化的情况下，就走上了高考的考场。

“跃进班”的同学们真是好样的！他们接受学校挑选时没有一点私心杂念，完全服从组织的决定，在突击上课的时候，加班加点，废寝忘食，结果全部考上了大学。他们中有许多人学习很好，如果多读一年，有可能考上更好的学校。但他们服从国家的需要，服从学校安排，决战决胜，以优良的成绩，进入了高等学府深造。

对于这些服从祖国需要，努力学习上进的好同学，命运并没有使他们吃亏。他们后来，都是大学64届、65届毕业生，比我们早很多年走上工作岗位，大都在单位上挑上了重担，做出了重要贡献，有的还担任了领导职务。而我们留下的同学中，却有的没有考上大学。我们这些考上大学的，读完全部大学课程即将毕业分配时，却碰上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身不由已地卷了进去。待我们脱出身来认真工作时，我们报效祖国的最好的时光失去了。

我们一班提前毕业的同学中，吴刚果、魏方亚、邓士华留校当了老师。没有参加“跃进班”的同学，与二班留下来的同学，组成了新的“保尔班”，班主任是学校团委书记王文才老师。（注：王文才，后担任了南昌市副市长，萍乡市委书记，南昌大学副校长）再从南昌四中调过来一个毕业班，成为新的二班。

高考，这是人生历程中的一个重要时刻，它并不决定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但决定了我们今后从事的职业和未来的历程。做好考前准备和认真参加考试，是党和人民对我们的考验。三中党支部要求每一位毕业生，全力以赴，以优异的成绩向祖国汇报。同时，学校各部门都对毕业班特别优待，各种义务劳动和社会活动都尽量不要毕业班参加，使我们能集中精力，做好考前准备。

1960年的暑假，离我们参加高考还有整整一年时间，我们没有放假，就开始了参加明年高考的准备。我们上完了高三全年的课程，接着从头开始分阶段复习，然后是综合复习。复习时做了大量的习题，每阶段都要考试。这样反复复习、做题、考试，没完没了。我已经记不得考过多少次，算不清做过多少题了，我只知道我的脑袋有些麻木，对考试已经有些厌倦了。

学习高度紧张，而生活又非常艰苦。当时，正值全国性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安徽灾民大量涌入江西。江西自身也连年遭受水灾、旱灾和虫灾，粮食收成大大降低，农副产品供应非常紧张。我们高中学生正处于长身体的关键时期，每天肚子饿得咕咕叫，同时又要坚持紧张的学习，身体实在吃不消。我整天头昏眼花，到校医务室看病，说是神经衰弱，给我开了一瓶补脑汁。这药似糖水，挺好喝的，不容易开到。其实我心中清楚，这算什么病，最多算是个“饿病”，只要给我吃两顿饱饭，休息两天，什么事也没有。这个时期也是我长得最“胖”的时期，只要在脸上用手一按，就会有一个小窝窝。

冬天来了。寒风中，我冷得嗖嗖发抖，身上的秋衣挡不住冬天的严寒。王文才老师看见了，没有说话。不久，从家中拿来了他自己的绒衣，要我穿上。我推脱不了，就穿上，顿时身上暖和多了，牙齿不打架了，身体不哆嗦了。

那年年底，我母亲惦记我，带着妹妹和外甥女小锦回南昌来看我。当时随身带着户口，此时正遇到大城市开始严格控制人口，结果户口再也迁不回天津。南昌市又不给独立立户，只有上到外婆的户口簿上。这样一来，凡是按户供应的物品，我们家都没有份，生活上比别人家更困难一层。

母亲回到南昌，为我参加高考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我不用自己洗衣服，思想也能够集中，生活条件也改善了。虽然家中物资生活比别人家还要困难，但母亲和家里其他人会尽量不吃和少吃，省出自己的口粮给我。

在高考之前，照例要进行思想教育，要大家做到“一颗红心，两种准备”。我向学校表示，能够上大学，一定不辜负党和老师的培养教育，努力学习，学好本领，将来为祖国和人民服务，如果考不取，我父亲在农村，我就下乡去务农。

高考前，部队先来招人。空军招兵，我去体检，当然过不了关，空军对身体条件要求很高，我没有指望。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来招人，由学校保送，不要考试。我们班报了6人，有我一个。我很愿意去，可母亲不愿意，怕我上前线去，到学校去一说，结果我没有去成。

以前高考是先填写志愿，后参加考试的。学生们填志愿时不知道考试时发挥得如何，心中没底。我们学校和老师，带过许多毕业班，在这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为了使我们班自己的尖子生不相互“撞车”，在我们自己预填志愿的基础上，帮我们进行调整。结果我填的志愿是，第一志愿为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只招一人），第二志愿为成都电讯工程学院无线电设备设计与制造系（只招一人）。

六月底，各科老师对本门课程的考题进行预测，要求我们重点关注。学校对我们参加高考要注意的事项进行了详细的嘱咐，细到考前要求大家不要多喝水，进场前要先上一趟厕所。有人以为这是小事，其实这是大事，如果考试中想小便而又不能出去，坐立不安，这场考试能够考好吗？一切就绪，学校给我们几天时间，回家自己复习去。

7月3日，经过长时间的紧张复习即将参加考试的时候，我病倒了，头痛，发高烧。那时正是夏天，骄阳似火，我在家里住，睡在人行道上的竹床上（南昌市居民大多都是在街上睡）。家里人忙把我送到广润门的洪都中医院，一量体温41度。医生给打了一针退烧针，开了医院自制的发汗中药水剂。晚上一夜高温，连出大汗，烧很快就退了，但身体虚弱，健康状态却一时恢复不过来。

7月7日，我带着病体，参加了高考。高考三天很快就过去了。现在我只记得考物理时的情景。我们在南昌六中（现南昌一中所在地）的一个教室里，每人一张桌子，我坐在正中间。天气热得透不过气来，头昏脑胀，桌子缝里的臭虫也出来和我过不去。我脑海里满是上一堂政治考试的题目，总是来回晃过。平心而论，出考题的人并没有和我们过不去，考题与我们平时无数遍的考试题相比不算难。不过有些不考智力而是考基本知识和表达能力的题，反而表达起来有点费事，比如如何调试天平。到最后题目刚做完来不及检查，铃声响了，我立即站了起来。我一看有许多人没动，而我有一张卷子未落名，就弯腰补个名。监考老师立即走了过来，在我的卷子上折了一个角，接着又折了几个人的卷子。那些未做完题的学生都赶紧起来走了，逃过一劫。

这次考试中数学和俄语考得好，考出了平时的水平，而物理不太理想，加之折了一个角又要扣掉5分，成绩好不了。总成绩不会太低，但我的主要志愿都是物理学方面的，物理没有考好，这个影响就大了。北京大学是没有指望了，我能考取吗？考得上一个什么学校呢？

在发榜之前的日子里，我们同学都在焦急地等待着。我的心情沉重而不安，既想早点知道结果，又怕知道结果。

我们学校的“消息灵通人士”陈公重老师回来了，他带来了重点大学的“小道消息”，由于还没最后验证，说得有些含糊和神秘。他说有几个人到了清华，还有人要过三峡了。我心中明白，我可能考取成都电讯工程学院了，心情开始“阴转晴”，脸上有了笑容。

高考的最终结果全部出来了。我们班刘高倬、翁金生等四位同学考取了清华大学，程应秋同学考取了哈尔滨工业大学，我考取了成都电讯工程学院，还有一位同学考取了上海交通大学。

我们这届高考与上一年的情况正好相反，招生数量大大压缩。加之我省邵式平省长要发展本地教育事业，外省在我省的招生人数很少（据说当年外省工科在江西招生的都是是大学，录取学生只有60多人）。我们班有七人考取省外重点大学，成绩就是很好的了。

可惜的是，我们班有6人没有考取大学，其中有王桂生、章肇基等同学。那一年对政治条件要求很严，有许多学生在考前就注定了不能考取大学的命运。我们的这六位同学平时成绩都很好，本人表现也不错，只是因为家庭成员或亲属有“问题”，没有能够考上大学。（注：王桂生，后改名为王雁飞，第二年考取江西中医学院，后任洪都中医院书记）

分别的日子来临了，我们同学之间互相在纪念册上留言，留下对未来的美好祝福。我和刘高倬、翁金生、喻茶生同学还到照相馆留影，照片上郑重写上“我们永远在一起”。刘高倬、易显立、万福根、程应秋、喻茶生、魏方亚、周起玉、胡小琴等许多同学在我的留念册中题词，对我表达了殷切的期望和良好的祝愿。

要到天府之国上学去了，我开始做准备工作。四川是一个富庶的地方，我选修的又是我非常热爱的无线电专业，我对未来充满美好的期望。可要离开我年迈的饱受苦难的父母，心中实在放心不下。同时，我家中一贫如洗，我怎么去上学？

张惠尧老师把我叫去，他好像知道我的心思，对我说：“你到四川后要好好学习，将来为祖国好好工作。至于上学有困难，你不用担心，你上学的路费及必要费用学校都会给你。到大学后，你可以申请助学金，我们会给你开证明。”我听着老师的嘱咐，感受到党的温暖和关心，不觉热泪盈眶。张老师在我的纪念册上题词留念：“要听党的话，珍惜自己的青春，把自己的智慧和力量，贡献给最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

我看着老师和同学们给我的留言，体会到大家对我的真诚关心和殷切期望，默默地下定决心：我一定要永远不辜负党的教育培养，不辜负老师和同学们的爱护和关心，我一定会努力学习，勤奋工作，为祖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