邲之战的读书心得

邲 之 战

－－晋楚争霸的重要转折

邲之战，又称“两棠之役”，是发生在前597年的一次著名会战，是当时期两个最强大的诸侯国——晋、楚争霸中原的第二次重大较量。

城濮之战后，晋借胜利之威，长期称霸北方，中原诸侯望风景从。前628年，晋文公去世，其子晋襄公继承父业，保持了霸权。但到灵公时，一则年幼，二则昏庸暴虐，弄得晋国君臣不和。此后，不和的状况一直持续到晋景公执政期间，也没有发生根本性扭转。然而，晋国的实力并未因此而大受影响，所谓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晋国此时仍然是中原的霸主。

楚虽败于城濮，但毕竟属于偏师折衂，并未影响国力，仍然为南方大国。前626年，楚国太子商臣弑父继位，是为楚穆王。楚穆王乘晋国君臣不和，大力北进，先后灭江、六、蓼。楚大夫范山说：“晋君少，不在诸侯，北方可图也。”正是当时晋、楚两国斗争形势的反映。前613年，楚庄王又继穆王而立，他重用孙叔敖、伍奢等贤臣，国势越发强大，于是加快了北进与晋争夺中小国家的步伐，

前篇参知，晋楚战争包括春秋其他时期的争霸，均不以寻求对方主力进行决战为适宜，而是不断向中间各国进攻。即便两强正面相遇，也尽量避免交战；双方发生直接冲突时亦很少全力以赴。鉴此，晋、楚南北两强，虎视中原，势均力敌，不断在争夺和控制中间地带中小国家上展开拉锯斗争，是两国达成的“默契”。

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楚国继续加大对中小国家的征服和吞并力度。从地理位置和国之大小来看，位于晋楚之间的宋国和郑国，不折不扣是两个中等规模之国。无论是对于晋南下拓土阔疆，还是就楚北上图霸中原，这两个国家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成为晋、楚两国争服的焦点。

先说宋国。在城濮之战时，楚西有秦国的威胁，中有宋国的叛楚，所以服宋是当时的主要目标，宋服则可控制中原；而晋秦崤之战后，秦国已与晋国反目，不必再顾虑西方秦国的威胁，此时宋早已转向事楚。郑国受晋的威胁，对楚叛服不常。楚若能降服郑国，则能封锁晋国南下之路，进而控制中原。所以邲之战前，晋、楚双方围绕郑国展开了长久的争夺。

史料记载，从周匡王五年（公元前608年）到周定王元年（公元前606年）的三年中，晋国四次伐郑，郑服于晋。而从周定王元年（公元前606年）到周定王九年（公元前598年）的八年中，楚七次伐郑，郑又转而服于楚。晋楚两国为争夺郑国，先后爆发了北林之战，柳棼之战和颖北之战；楚国在前608年的北林之战中击败晋军，而晋军在前600年的柳棼之战和前599年的颖北之战中，击败楚军。这种情势，迫使郑国采取“居大国之间而从于强令”的策略，楚强服楚，晋强服晋。这就引发了晋、楚为争郑而爆发的邲之战。

对于邲之战，《左传·宣公·宣公十二年》有非常详细的记述，择其要如下：

宣公十二年春，楚子围郑。

夏六月，晋师救郑。及河，闻郑既及楚平，桓子欲还。……。彘子以中军佐济。……。韩献子谓桓子曰：“……。”师遂济。

楚子北，师次于郔。……。伍参言于王曰：“晋之从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縠刚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帅者专行不获，听而无上，众谁適从。此行也，晋师必败。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告令尹，改乘辕而北之，次于管以待之。

晋师在敖、鄗之间。郑皇戌使如晋师曰：“……，子击之，郑师为承，楚师必败。”……。栾武子曰：“……。来劝我战，我克则来，不克遂往，以我卜也，郑不可从。”赵括、赵同曰：“率师以来，唯敌是求，克敌得属，又何俟？必从彘子。”知季子曰：“原、屏，咎之徒也。”赵庄子曰：“栾伯善哉，实其言，必长晋国。”

楚子又使求成于晋，晋人许之，盟有日矣。

晋魏锜求公族，未得而怒，欲败晋师。……。请使，许之。……。赵旃求卿未得，且怒于失楚之致师者。……。请召盟，许之。郤献子曰：“二憾往矣，弗备必败。”……。彘子不可。士季使巩朔、韩穿帅七覆于敖前。故上军不败。赵婴齐使其徒先具舟于河，故败而先济。

潘党既逐魏锜，赵旃夜至于楚军。……。乙卯，王乘左广以逐赵旃。……。晋人惧二子之怒楚师也，使軘车逆之。潘党望其尘，使骋而告曰：“晋师至矣。”楚人亦惧王之入晋军也，遂出陈。孙叔曰：“进之。宁我薄人，无人薄我。……。”遂疾进师，车驰卒奔，乘晋军。桓子不知所为，鼓于军中曰：“先济者有赏。”中军、下军争舟，舟中之指可掬也。

晋师右移，上军未动。

楚熊负羁囚知罃。知庄子以其族反之，……。每射，抽矢菆，纳诸厨子之房。……。射连尹襄老，获之，遂载其尸。射公子穀臣，囚之。以二者还。……。

秋，晋师归，桓子请死，晋侯欲许之。士贞子谏曰：“不可。……。晋侯使复其位。

上述总体意思大致为：公元前597年，楚庄王再次亲率楚军围攻郑国，晋国派荀林父率军再次救郑，双方对垒于邲。郑国为摆脱遭受晋、楚交攻困境，择胜者而从之，企图策动两国决战。遂遣使赴晋军中，请其发兵攻楚。楚为麻痹晋军，两度求和示弱。晋军主将无意决战，遂答应议和。正当双方行将盟会之时，楚军遣小股兵力袭扰诱战，晋将魏錡、赵旃违令攻楚，楚军趁机全力反击，晋军被迫匆促应战，荀林父指挥不当，晋中、下军溃逃，晋军大败。

两个当时期的泱泱大国，直接以武相对，本应爆发出震山崩河的大会战。但从实际记述的场景看，也只是一场以“气”威加取胜的“权宜之战”。为什么这么说，理由有三：

①晋、楚两国并不真想举全国之力决一死战，那样，双方都知道伤敌一千也会自损八百，得不偿失。这从战前双方已达成盟约足见；特别是晋国，就连出不出兵救郑国权臣思想都不统一，更何况用晋国士兵的生命去救郑国。总体上分析，这些都还是遵循了寻找代理人战争的老路子。

②造成双方对峙仅只是情势所迫，是双方将领的不冷静行为导致战争真的爆发。魏锜求公族未得而怒行师，赵旃求卿未得而挑衅楚师，晋军又怕二子激怒楚师而派兵迎接，楚误判为晋大军至恐楚王有危而先发致人，造成晋军措手不及。鉴上看，每个环节都不是预有谋略精心设计，都是在见招拆招中顺然促使战争爆发。

③从战争结果看，晋国虽然失败，但自始至终都没把上军投入作战，实力损失并不大；楚国在冲击成功后，并没有斩尽杀绝，是晋军的自身混乱造成了本可以避免的伤亡。可见双方都有保留一手的意愿。

当然，虽至如此，但战争毕竟发生，楚胜晋败的事实业已定论。细想，前600年的柳棼之战和前599年的颖北之战中，均为晋军击败楚军，何又仅隔两年之后，晋军就如此不堪一击，兵败邲役。试作如下分析：

第一层次，看国君

晋国景公于前600年刚继位，且接到手上的是一个国势呈衰弱趋向的国家，虽在柳棼和颖北两战中击败楚国，但实情是两役的胜利与国君是否是景公关联不大，好坏都在于大臣。说到底，是景公的威信尚未真正建立，无法实现指挥上的集中统一。相比之下，楚庄王继位时日已久，有“飞则冲天，鸣则惊人”之远大抱负，且此役是亲率大军、亲临一线指挥作战，表现出巨大的勇气和极高的统兵打仗能力。楚庄王的雄才大略可以从《左传·宣公·宣公十二年》记述其一段话中得到充分反映：

夫文，止戈为武。……。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者也。故使子孙无忘其章。今我使二国暴骨，暴矣；观兵以威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犹有晋在，焉得定功？所违民欲犹多，民何安焉？无德而强争诸侯，何以和众？利人之几，而安人之乱，以为己荣，何以丰财？武有七德，我无一焉，何以示子孙？其为先君宫，告成事而已。武非吾功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鲸鲵而封之，以为大戮，于是乎有京观，以惩淫慝。今罪无所，而民皆尽忠以死君命，又可以为京乎？

综上可见，楚庄王立足战争而又跳出战争窠臼，站在更高的层次认识战争，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辩证地看待战争，深刻地认识到战争不以杀人者胜，而要追求胜利配以有德的境界。这种站位和认识，不是简单之人能够做到，更何况在两千六百多年前的春秋时期。稍作对比，晋景公就相形见绌了。

第二层次，看群臣

领头雁再强，没有群雁的支持，也难以飞出别样的“人字阵”。对于晋国来说，跟随晋文公开启霸主时代的“黄金一代”群臣中，能臣赵衰、狐偃、贾佗、魏武子、司空季子、介子推、先轸、狐毛等已全部退出历史舞台，按照晋国世袭制度，这些人的后代相应承袭了三军及重卿位置，把持晋国国政。特别是前601年中军将赵盾逝世，赵家一家独大的局面在慢慢减弱，其他几个大家族相互之间明争暗斗越发加剧。打天下时可以共患难，守天下时却难以同富贵，这就是政治常情。这些后代间没有感情基础，互相齮龁，称霸之初“赵衰三让”的美德不可能再现，这也就致使晋国群臣离心离德，难以形成合力对外。相比之下，楚国以孙叔敖为代表的新一代臣子，施教于民，布政以道，表现出团结一致的气象。也正是这帮群臣贤能对楚庄王的尽心辅佐，才得以造就楚庄王春秋霸主的地位。

站在整个春秋纵深长轴来观量，在中叶的近一百五十年时段内，晋国和楚国在保持相对均势的总情势下，间段性相对称霸。造成这种结果的主要原因之一，我以为就是两国国君和贤臣的交替成长，各领风骚几十年。此役就是最有力的证明。

第三层次，看策略

周顾邲之战全程，晋国似乎始终被楚国牵着走，自始至终处于被动挨打境地。也正因此，整个战争过程也看不出晋国有什么可称道的策略，毫不客气地讲几乎没有。相比之下，此役是楚国主动攻打郑国引发的，既然是主动挑战，楚国必然会进行各项准备工作。所以，在战役的各个环节都能看到楚国策略的成功运用。

首先，从战前情势看。楚国主动挑起战事的原由，一是崤之战后，秦立即将其在攻鄀之战中所俘楚将斗克释放，与楚结盟，共同抗晋；晋秦反目，楚国解除了西方秦患之忧，从而可以放手一战；二是楚国采取各种办法，打探到晋国君臣不和，君臣之间、重臣与重臣之间矛盾重重，是可以各个击破的机会。这是谋事的重要前提。

其次，从战中形势看。一是楚国指使郑国假降晋国，诱使晋国误以为与楚国真正交战后，郑国会站在晋国一边，而结果恰恰相反；二是派使游说晋国，说楚军的行动在于抚定郑国，岂敢得罪晋国，请晋军不必久留此地，此举是故意抬高晋国，以起到麻痹晋军的目的；三是待到两军对阵之时，楚国又派使游说晋国讲和，实际是刺探军情，懈怠晋军斗志；四是在达成和盟约定的前提下，楚国突然又派小股兵力袭扰晋军，目的在于激怒晋军，打乱其部署的目的。这几步策略，递嬗布施，环环相扣，诱使晋军一步步走入“战局”。

还是那句话，战争永远都是正反两面的，上述楚国的胜因必然是晋国的败由。不过，晋国这些失败的理由综括起来，最核心的原因就是将帅不和，内部矛盾重重，难以形成集中统一的作战意志。细数整个战争全程，这样的情形在关键时刻屡屡发生。

首先，在救与不救郑国问题上，两派相持不下，最后勉强出兵，但是带着不协调的隐患出兵，为后续战场上的失败埋下了伏笔。其次，对于楚军关于围郑给晋国的外交解释，先縠强行将答复改为“寡君派我们把楚军赶出郑国，说：无辟（躲避）敌!我们不敢违命”，再次让楚军探知了晋军的矛盾。还有，当魏锜、赵旃出使楚军之后，三军之中对于备战与不必备战发生了激烈争执，最后难以形成统一意见，基本情况就是上军全面准备、下军部分准备、中军完全不准备，三军各自为阵，这是最致命的矛盾分歧。

所以，此役对后世最大的借鉴就是：将帅不和不可以致军，否则即便军队战力超众、国家综合国力超厚，也难以取得战争的胜利。邲之战中，即使在中军全线溃败的情况下，荀首为救其子，率部族兵反攻，也能射杀楚国大夫连尹襄老，俘虏楚庄王的弟弟公子谷臣。可见，晋军败于邲之战绝非是实力不济，而难以统一指挥、统一行动、相互协同则是失败的最主要原因。这一点毋庸置疑。

总之，邲之战是在不利于晋的形势下，晋军主帅虽知“不可以战”，却无力驾驭跋扈属将，决策寡断，战和不定，战而不备，以致失败。楚庄王知“可以战”而备战、慎战，因敌施策、因战施计、先发制人，一举夺胜。经此一战，晋国在与楚争夺中原霸权的斗争中，由优势转为劣势。楚国一洗城濮战败，以及柳棼和颖北战败之耻，在中原争霸中转而占据优势；楚庄王一战而霸，成为了春秋时期的又一个霸主。

此役之后，中原宋、郑、鲁、卫等国相继臣服于楚，楚之势力向中原进一步拓展。势力所及，必然带来文化的传播和渗透。邲之战的重要结果之一，就是促使了楚文化与中原文化的进一步交融和发展，使中华文化的内涵和外延更加丰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交相融合，也正是伴随这一次次战争的胜败螺旋式向上向好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