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境中的毛泽东，从来不盲从的读书心得

文章的开头，先设想一个场景：
在为理想奋斗的过程中，当你身处困境，周围人大多质疑你，阻挠你，甚至反对你的时候，你会怎么办？
有朋友也许会说，肯定是据理力争啊，肯定要坚决抵制啊。实现理想的道路本就是曲折的，要不畏困难，迎难而上。
好，这个想法没错。
但，当你做出这样的选择，周围人立刻开始孤立你，排斥你，甚至远离你，你又该怎么办？
恐怕，这时候不少朋友就会选择退缩了，他们会选择妥协，试着再次融入群体，哪怕这个群体的氛围、这个群体中许多人的想法理念，自己并不很认同。
即便不认同，但也会想着，待在一个群体里，总比孑然一人要强得多。于是，美其名曰融入群体，实则盲目从众，随波逐流，得过且过，了此余生。
对于从来没有理想的人来说，这样度过一生，其实不算太糟，而是一种顺其自然；
但，对于那些曾经抱有理想但又泯灭了理想的人来说，这样度过一生，不啻为一种慢性折磨。
虽然选择了融入群体，选择了从众，但也许，仍会在某个深夜的某个时刻惊醒，想到自己曾经为之奋斗的理想，是那么触手可及，但又渐行渐远、触不可及。
如果你正好处于这种拧巴的状态里，今天的这篇文章，也许会对你有些帮助。
本文的主人公，是新中国的主要缔造者：
伟人毛泽东。
说到毛主席，很多人更多是聚焦于他实现的伟大功绩，但鲜有人去探寻这些功绩背后的故事和原因。
很多人以为他做什么事情，都很一帆风顺；什么困难在他面前，都是不可阻挡；什么问题他来思考，都能顺利解决。
但事实并非这样。
相反，从小到大，在实现理想的奋斗过程中，毛泽东经历了无数的困境。
许多人选择了随波逐流，选择了放弃，甚至选择了背叛。
但，毛泽东坚持了下来，走向了胜利，驶达了理想的彼岸。
是什么支撑他坚持到底？
在我看来，究其本质，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
困境中的毛泽东，从来不盲从。


1
毛泽东的少年时代，是在湖南的韶山冲度过的。
8岁那年，他被家里人送到村里南岸的一所私塾上学。
这是一所中国传统式的学堂，里面只教四书五经。或许是因为教学科目太单一，亦或是私塾先生的教学方法太死板，毛泽东对学校的课程并不感冒。
那时候，他和一些同学常在上课的时候读禁书，老师走近的时候，就再用经典遮住。
这些所谓的禁书，其实是《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之类的传奇小说，从现代人的视角来看，这些是经典名著，但在毛泽东早年的时候，这些书被清廷列为禁书。
理由很简单，这些书里的内容主要讲战争、讲反抗、讲行侠仗义，可能会对读书人的思想产生冲击，进而动摇清政府的统治根基。这似乎也从一个侧面表明，清政府对自己的统治是多没信心。
这些禁书对毛泽东的影响是巨大的，私塾里那种教人不加思考地盲目服从、摇头晃脑地死记硬背的方式，让毛泽东愈发地反感，甚至想逃离。
10岁那年，这种不满得到了一次集中的爆发。
那是在私塾的一次课上。
以往，是学生走到老师讲台前，背对老师，然后开始背诵四书五经。但那次课上，毛泽东并没有按着往常的流程走。
老师奇怪，问他怎么还不上讲台背书。
毛泽东答道：
“既然我坐着背书你也听得清楚，那么为什么我要站起来背呢？”
在私塾教了这么久，还从未见过这样不守规矩的学生！私塾先生觉得这种行为真是大逆不道，脸气得发白，强令毛泽东上讲台来。
毛泽东去了，但他是拖着板凳去的，并与私塾先生面对面坐下。
这可成何体统！
私塾先生气炸了，他一把拉住毛泽东，想让他站起来，甚至还要打他，但毛泽东挣脱先生的手，大步流星，走出了学堂。
也许，他是在学着《水浒传》里的梁山好汉，进行某种形式的反抗，表达不满。
毛泽东逃离了学校，没有回家，而是开始了流浪。
关于这段往事，他曾回忆道：

“我不敢回家，怕挨打，便朝县城的大致方向走去，以为县城就在什么地方的山谷里。

我流浪了三天，最后还是被我家的人找到。我这才知道我这次旅行只是在兜圈子，走了那么久，离我家大概才八里路。”

回到家，他本以为会迎来父亲和私塾先生的一顿臭骂和痛打，但意外的是，并没有。
相反，毛泽东受到了温和的对待，在他看来，这算是一次“罢课”的胜利。
尽管这次“罢课”的方式方法显得似乎有些欠妥，有些意气用事，但对于毛泽东来说，这是一次重要的尝试。
他开始意识到，面对他人的压迫，如果只是一味的盲从示弱，带来的，很可能是更多的责骂，即便自己是对的也没用，因为自己并无选择和行动的自由。
相反，如果敢于反抗，敢于表达自己的不满，表明自己的立场，表达自己的看法，那么，才有可能让问题得到根本性的解决。
这些启发对毛泽东的影响是深远的。

他往后的许多行为逻辑，都可以看成是年少时养成的反抗斗争意识到延伸和发展。

随着年岁渐长，读的书越来越多，思考问题越来越深，外面世界消息的不断涌入，毛泽东的自我意识也开始觉醒，他也开始愈发地关注这个社会。

他不愿再在韶山冲窝着，守着老样子不变了，因为他知道，守着老样子不变，生活只是毫无生气的循环往复，一眼望得到头，这样的人生不值得过。

唯有走出去，才能遇见全新的可能。

那时候，毛泽东已经17岁了，他决心走出韶山，去看一看外面的广阔世界。

尽管一开始受到了父亲的阻挠，但毛泽东没有轻易放弃。他联合一些支持他读书的长辈，对父亲进行轮番劝说。经过一番“斗智斗勇”和“思想改造”，毛泽东终于成功地争取到了外出上学的机会。
临行前，他给家人留了一首诗，以言志：

“孩儿立志出乡关，

学不成名誓不还。

埋骨何须桑梓地，

人生无处不青山。”

2
从韶山出来后，毛泽东考入长沙的湖南一师，经历了数年的求学生涯，还去北京当过北漂，在北大当图书馆助理员，组织驱张运动，主办《湘江评论》，声援五四运动……
在这个过程中，他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并深受李大钊、陈独秀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影响，参与创建了中国共产党，组织工人运动、农民运动，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
1927年，毛泽东34岁了。
这年初，他结束对湖南农民运动的考察，来到湖北武汉。结合之前的种种斗争经验，以及考察的结果，毛泽东专门组织了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为的是“训练一班能领导农村革命的人才来”。

之所以要训练领导农村革命的人才，也是位了契合当时社会发展的大趋势。当时，国共两党合作，领导北伐战争，大革命如火如荼，势如破竹。
但就在形势一片大好的时候，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却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
大革命开始陷入低谷。
当时的中共领导人是陈独秀，他把希望寄托在汪精卫、谭延闿、唐生智等人控制的武汉国民党、国民政府和军队上，却没有认真思考，如果汪精卫等人也背叛了革命，当时没有武装力量的中国共产党，会面临一种怎样的局面。
对此，毛泽东曾提出自己的主张，他说，“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
但，即便毛泽东言辞恳切，却并不被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共中央理解。
他颇感郁闷，工作闲余，到武昌蛇山的黄鹤楼前散心。
望着滔滔奔涌的长江水，他感慨万千，写下一首《菩萨蛮·黄鹤楼》：

“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

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

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

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

多年以后，他曾谈起创作这首词的背景和心情：
“1927年，大革命失败的前夕，心情苍凉，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这是那年的春季。”

陈独秀的幻想终究是破灭了，以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发动事变，至此，国共第一次合作宣告破裂。
事变来的是那样快，那样突然，很多共产党员还没来得及准备，就被抓捕和屠杀。一时间，党内陷入了极大的混乱之中。
8月7日，毛泽东参加了在汉口举行的中央紧急会议，他在会上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并明确提出“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重要论断。他深知，想要留得一线生机，保存革命火种，就必须进行武装斗争。
会议之后，当时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瞿秋白，希望毛泽东去上海中央机关工作。
我想，瞿秋白这么考虑，一方面是认可毛泽东的工作能力，另一方面，也是考虑保障他的人身安全。对于瞿秋白的建议，毛泽东最终还是拒绝了，他说：

“我不愿跟你们去住高楼大厦，我要上山结交绿林朋友。”
能做出这样的决定，真的很了不起。要知道，在当时那种危机关头，许多人都在想着如何谋求自保，选择沉沦，甚至背叛革命，但毛泽东却敢迎难而上，挑起重担，面对未知和不确定性，做自己之前鲜有触及的军事工作，非大智大勇者，不可为也。
为什么会下这个决定？
毛泽东解释道：

“像我这样一个人，从前并不会打仗，甚至连想也没想到过要打仗，可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强迫我拿起武器。”

“是什么原因使我到军队中去的？还是帝国主义、蒋介石杀人。”

如果用毛泽东从小喜欢看的《水浒传》来说，这叫作“逼上梁山”。
年少时，他神往于书中那些为民请命、反抗不公的人或事，而如今，他也蜕变成了一名真正意义上的反抗者，与反革命势力斗争到底。
8月12日，毛泽东回到长沙，准备组织秋收起义。
在进行起义前，为保险起见，他先对湖南的社会情况、群众的心理状态等，进行了一番认真调查。
通过这次调查，毛泽东意识到，由于国民党军队残酷镇压工农运动，在人民群众看来，国民党的旗子已经变成了军阀的旗子，不能再打了，再打就意味着反革命，没有任何号召力了。
有了准确的判断，对于秋收起义，毛泽东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观点。
第一，不举国民党的旗子，而是“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子”；
第二，发动秋收起义，不能只依靠农民，还应有一定的军事保住；
第三，为了依托农民的力量，必须没收地主的土地给农民，同时，对于被没收土地的地主，还应“有一个妥善的方法安插”；
第四，根据当时的局势变化，将起义范围缩小，而不是所谓的“全省暴动”。
尽管这些观点与当时的中共中央、共产国际的意见相左，但，这些观点绝不是凭空冒出来的，而是毛泽东根据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提出的，因而也就不架空、接地气、能落实。
能在当时那种思想不统一、革命局势紧张的情况下，旗帜鲜明地提出自己的独特看法，不盲信，不盲从，不唯虚，只唯实，这些都充分体现了毛泽东过人的胆识，和实事求是的精神。
对此，瞿秋白不无感慨地说：

“我党有独立意见的要算泽东。”
由于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力量太过强大，“农民个个同仇，秋收时节暮云沉，霹雳一声暴动”的秋收起义，最终以失败告终。
尽管如此，毛泽东并没有向反革命势力屈服，也没有盲目听从来自党中央和共产国际不切实际的指令，而是将起义队伍收拢、改编，上井冈山，开辟赣南、闽西根据地，开启了新的革命斗争之路。


3
秋收起义之后，经过几年斗争，毛泽东对革命武装斗争的理解和认知也再不断加深，经验越来越丰富。
当时，他已经和在井冈山会师的朱德组建了红四军，并在赣南、闽西等地打开了局面，建立了革命根据地。
按照这样的节奏，革命根据地应当会得到稳步长足的发展，但变数，恰恰就在这时到来。
1930年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李立三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
这份决议以“城市中心论”的角度出发，指出：
“没有工人阶级的罢工高潮，没有中心城市的武装暴动，决不能有一省与几省的胜利。
不特别注意城市工作，想"以乡村包围城市’、'单凭红军来夺取城市’，是一种极错误的观念。”
同时，还要求要以武汉为中心，进行全国总暴动，并集中红军进攻中心城市，重点是武汉暴动、南京暴动和上海总同盟罢工，甚至要求各路红军“会师武汉”，“饮马长江”。
讲真，当我最初看到这些内容的时候，有被热血沸腾到。决议里的每个字看起来都那么铿锵有力，斩钉截铁，仿佛学习俄国的十月革命，搞城市暴动，毕其功于一役，中国革命就能取得立刻成功！
但，事实果真如此么？
当然不是。
这又不是演电影，又不是爽文小说，又不是在做梦。
李立三的这条路线，出发点是好的，但完全不符合当时的中国革命客观实际，与毛泽东所持有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是完全对立的。
因为意见相左，毛泽东受到了中央的严厉批评：
“你们固执过去的路线，主要的原因是你们没有了解整个革命形势的转变。
这的确也难怪你们，因为你们处境太偏僻了。”
大白话就是：
你们视野不够，格局太小，能力不够，胆子太小。
尽管毛泽东和朱德对立三路线表示怀疑，但鉴于其他人很少表示反对，少数服从多数，也只得接受。
但即便接受，也不代表着全盘接收。
这是毛泽东的高明之处所在。
他和朱德在执行立三路线的时候，一切以实际情况出发，灵活处置，这就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红军遭受重大损失，并得以存续和发展。

他们具体是怎么做的呢？
举个例子。
中共中央要朱毛进攻南昌、九江，这显然不切实际，但毛泽东不是抗命不从，而是给中央写信，耐心做出解释，他在信中写道：

“若直进南昌，则敌人主力没有消灭且在我军后，南昌又四面皆水，于势不利，故乘虚渡河向南昌对岸，前进攻击牛行车站为目标，举行八一示威”。
“敌人在南昌城不还一枪、不出一兵。我们此时找不到敌人打，既不能攻南昌，八一示威任务已经达到，遂向奉新、安义散开工作，发动群众，筹款，做宣传等。”
小时候，毛泽东在面对观念上的冲突时，还可以采取有些意气用事的方式去反抗，且取得一些效果；但长大了，参加工作了，意气用事，显然不是明智的做法。
写信解释的方式，虽然看起来费时费力，但却是工作中的必要流程。
当组织内的想法意图不一致时，这样的正式沟通尤为重要。
毛泽东的解释起到了效果，尽管队伍里有人不断发出质疑，说他“不执行中央路线”，但他和朱德顶住压力，没有机械地执行中共中央关于进攻南昌、九江的命令。
这不仅避免了不必要的损失，还让红军队伍人数发展到了一万八千人，为日后的革命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还有一次，党内又有人嚷嚷又要去打南昌，但毛泽东说：

“在强大的敌人进攻面前，红军决不能去冒险攻打南昌。

南昌是敌人重兵驻守的地方，红军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去攻打大城市。

红军必须采取"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退却到根据地去，选择好战场，创造有利条件，充分依靠人民群众，实行人民战争。把敌人放进来，才能集中力量消灭敌人。”

尽管毛泽东苦口婆心地解释，但还是有些人觉得，“不打南昌，会师武汉，就是违背中央精神，就会断送中国革命。”
好在，这种声音是少数，多数人还是支持毛泽东的主张。
而做到这一点，与毛泽东的耐心说服不无关系，他开了许多会，才逐渐纠正许多同志的错误思想，让大家意识到，“力量不能分散，而要集中，要团结对敌，如果在这个问题上意见不统一，就会导致分裂，对革命不利。”
毛泽东的努力没有白费，红军的力量越来越强大，到1930年10月，朱毛红军总人数已达四万人，革命根据地也有了明显的扩大。
在面对当时中央的立三路线时，毛泽东虽然表示怀疑，但没有决绝地反对，而是保留性地接收和执行，同时也不盲从，不随波逐流，得过且过，而是根据一线实际情况做出调整。
这其实也表明，毛泽东自身也在不断成长，处理事情的方式也越来越高明，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的调整空间。
他自身的领袖气质，也逐渐地凸显出来，对于日后中国革命的成功，中国社会的大变革，具有深远影响。


4
写到这，我和大家简单回顾了毛主席人生中的3段经历。
年少上学时，他不盲从于私塾的刻板教育方式，而是进行抗争，表明自己的立场；
革命低谷时，他不盲从于消极无度的悲观情绪，而是直面困难，开辟新的道路；
面对命令时，他不盲从于领导高高在上的权威；而是实事求是，灵活处之。
为什么身处困境时，毛泽东总能做到不盲从？难道他不知道这样做，会遭到许多质疑，受到很大的阻力吗？难道他不知道这样做，可能会让自己陷入一种进退两难、排挤孤立的境地吗？
我想，他是知道的。但他为何还要这么做呢？
在我看来，这跟他善于独立思考的习惯，有很大关系。
这种习惯，在他小时候，就已经逐渐养成了。而养成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
一方面，在于当时封建礼教、繁文缛节的压迫严重，让毛泽东产生了想突破这种束缚的热切希望；另一方面，在于他读到的那些与反抗主题有关的书籍、接触到的与反抗有关的种种事迹。
这两方面的原因，共同作用，促进了毛泽东独立思考习惯的养成。
而当他愈是独立思考，他就能愈是跳出固有的思维框架，站在和众人不一样的角度看问题、想问题，从而得出不一样的结论。
随着经历的事情变多，认知的不断提升，毛泽东在独立思考的习惯加持下，又逐渐养成了调查研究的好习惯，这两个习惯，一个偏理论层面，一个偏实践层面。
这样一来，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就让毛泽东总能提出切实可行的观点、方案，而且，往往都是正确的。
我想，正是因为这些因素，才让毛泽东在身处困境的过程中，能够做到坚持不盲信、不盲动、不盲从，即便受到其他人的质疑和不理解，也能坚持到底，同时注意做说服工作，让更多人认识到什么是正确，什么是错误，团结到更多的人。
正所谓“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当我们认识到这一点，再看本文开头所设想的场景，就不难明白，为什么有些人虽然有理想、有热情，嘴上上不怕苦不怕累，但当真的遭遇困难挫折时，就会妥协放弃、随大流的原因了。
想实现自我的人生价值，想做成一件事情，光有理想有热情，是远远不够的。
更关键的，是在于，要做到一边独立思考，一边积极实践，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做到知行合一。
只有这样，你内心的理想和热情才有坚实的依托，而不是架空浮华的泡沫，经不起摔，扛不起打。
只有这样，在身处困境时，在面对他人的质疑时，才能始终保证自己的航向不偏不倚，并最终突破困境，做成事。
文章的最后，就以一首毛主席身处逆境时写的《采桑子·重阳》作结吧，与你共勉：

前进了一大步。
一起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