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书有益】多宝道人任筱庄｜10—地方自治为家乡的读书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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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书有益】多宝道人任筱庄(前言)

【启书有益】多宝道人任筱庄｜01—诞自双桂庞家山

【启书有益】多宝道人任筱庄｜02—耕读传家祖荫长

【启书有益】多宝道人任筱庄｜03—父辈经历多奇特

【启书有益】多宝道人任筱庄｜04—更兼持家有良方

【启书有益】多宝道人任筱庄｜05—创业助农扬道义

【启书有益】多宝道人任筱庄｜06—母与诸兄宜显彰

【启书有益】多宝道人任筱庄｜07—少年求学堪追忆

【启书有益】多宝道人任筱庄｜08—张澜助力赴燕山

【启书有益】多宝道人任筱庄｜09—北京农大遇五四

1920年夏，为期四年的国立北京农业专门学校本科课程完成，26岁的任乃强得以顺利毕业。

学校的毕业生是不包分配的。现在的任乃强，不得不面临两个重要问题。其一，想要回家乡四川，却没有足够的路费。其二，大学毕业，应该马上参加工作，而现在并无着落。任乃强很捉急。

关键时候，又是张澜先生主动出面提供帮助。

这里必须提到一位老革命。蒲伯英，蒲殿俊的笔名，生于1875年，卒于1934年，四川广安人。中国近代民族资产阶级立宪派的代表人物，四川保路运动的发起者和组织者之一，中国新文化运动中的一名积极斗士。1919年，他谢绝了北洋政府委以的教育部长职，而应北京《晨报》之聘就任总编辑。在李大钊等人协助下改组《晨报》副刊，增设“自由论坛”“译丛”两栏，约请梁启超、胡适、王国维、鲁迅、郁达夫、闻一多、徐志摩、冰心等一大批文化名人撰稿介绍新知识，传播新文化，宣传新思想，使《晨报》面目一新，成为新文化运动中的一个重要文化园地。

当时，蒲伯英主办的《晨报》，与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同为北京宣扬“新思潮”的两大刊物。

张澜先生把任乃强和董时进推荐给蒲伯英，安排他们在《晨报》馆做校对。虽然薪水不多，但总算是包吃包住。任乃强负责校对一本书，董时进则校对报纸。这样的工作，对他们而言，毫无压力。

1920年8月，董时进考上了清华大学的公费留学预备班，去了美国康奈尔大学就读。8月22日，张澜先生的母亲王氏在南充逝世，他在《晨报》上发表《哀启》，匆忙结束四川省长北京行署工作，回南充治丧。任乃强请求随同张澜先生一道回乡，张澜先生欣然同意，主动提出愿意支付其返乡途中的所有开支。

张澜先生决定，从北京坐客车到郑州，转陇海铁路，由陕西回川。一路上能够饱览地方风物，这让任乃强十分兴奋。在郑州换票上火车。车上有个一同行人员，是重庆酉阳的赵玉珊（他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赵世炎的亲兄弟），喜欢谈论政治，跟张澜先生聊得十分投缘。陇海铁路的车辆，当时只通到渑池县的观音堂，有许多骡车在终点车站待客。赵玉珊经常在这条路上通行，所有的一切都很熟悉，主动帮助张澜先生和任乃强办理好了骡车事项。

张澜先生租用了一乘骡轿，二人从潼关进入陕西境内。

张澜先生的同事、好友及“小老乡”卢子鹤（四川蓬溪人，字廷栋。清末增生。1914年张澜任四川省长，卢随张到成都。1916年，张澜出任嘉陵道尹后，敦聘卢担任道尹公署秘书长。后长期从事教育工作和慈善事业）此时是陕西督军陈树藩的家庭教师，很受陈的尊敬。张澜先生在西安住下第二天，陈树藩就亲自上门拜访，并安排了八名卫士荷枪实弹护送张澜先生入川。

在西安待了三天，卢子鹤陪同游历了碑林、大雁塔等名胜古迹。

在西安咸阳礼泉九嵕山唐太宗李世民陵寝昭陵，任乃强第一次看到吐蕃王朝第33任赞普松赞干布的刻像是一老者形象，这是后来他撰写《松赞干布年谱》采用“82岁”说法的一项重要实物佐证（普遍认为松赞干布34岁英年早逝）。

从西安出发，张澜先生、任乃强一行，沿子午谷前往汉中。途中，二人谈及历史人物。任乃强认为，四川历史上只出文人学士，不出皇帝。张澜先生反驳说：“大禹，不是四川出的皇帝么？！”任乃强一时语塞。

当任乃强列举司马相如（西汉）、王褒（南北朝）、杨雄（西汉）、谯周（三国）、陈寿（三国、西晋）、陈子昂（唐）、李白（唐）以及三苏父子（北宋）、杨慎父子（明）等文人后。张澜先生问：“你能举出清代的文人么？”

任乃强考虑了许久，才说出个“刘止唐”。

刘止唐，即刘沅，生于1767年，卒于1855年，字止唐，四川双流人，生平跨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四朝，享年八十八岁，是清中叶重要的儒学大师、教育家、宗教思想家、医学思想家，其学术被称为槐轩之学，影响深远，被后世尊为槐轩学派、刘门教以及中医火神派的开派师祖。后世称刘止唐为“火神之祖”。台湾南怀瑾老先生和道家萧天石老先生的学术思想都深受刘氏影响。

张澜先生说：“汉代举够了，宋代举得远远不够。清代四川有李调元、李西沤、廖季平这些人。刘止唐是说不上的。”任乃强才感到自己的一知半解，后来就更加留意四川历史人物。

一路走来，任乃强十分留心观察山川地理民俗，同时也留心农田生产情况。看见华北土地的腴厚和气候有利于农业生长，领会到了中华文化所以产生于此地区的原因。进入汉中后，才开始看见稻田，但此地水利基础设施落后，民生凋敝。汉中的自然条件和四川十分相似，和陕西却有天然之别。

任乃强认为，汉中这个地方，适合从陕西划出，与甘南的嘉陵江流域各县，包括四川广元，成立一个中央直辖的省区，将更加有利于这一方的安定以及生产发展。他一直想给有关方面提出这个建设性意见，但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

张澜先生在北京工作时，正是俄国十月革命后和中国“五四运动”期间，各种新思潮都在北京涌动。这两年跨度时间范围内，张澜先生受到这些新思潮的影响，不满南北军阀的统治，倾向于“地方自治”主张。任乃强因在毕业那年参观了江苏南通的经济建设事业，认为那才是地方自治的典范，就经常向张澜先生加油鼓劲，希望他能成为“四川的张季直”。

张季直，即清朝状元张謇，生于1853年，卒于1926年，袁世凯称帝时的“嵩山四友”之一。民国做过农商部长，主张“棉铁救国”。交卸部长后，回县提倡棉花栽培，筹资举办“大生纱厂”。由南通发展到上海，把过去穷乡僻壤的南通，搞得很富足，举办了许多社会福利事业，成为当时发展地方经济的榜样。是全国的学习对象。

张澜先生回到南充时，驻顺庆的师长何光烈以及嘉陵道尹黄骕方，都是熊克武的旧部（熊克武对张澜先生十分钦佩）。他们接受了张澜先生的“地方自治”主张，决定予以帮助支持。于是，地方政务产生了一定革新。张澜先生主张“地方自治”要从教育做起，自任城内县中、小学和女校三校的校长，派任乃强做南充中学教务主任。

任乃强将改良教育的想法向张澜先生提出建议。张澜先生采纳了他的意见，终止了南充中学的普通旧制班，分办成如下五个主打班业：

其一是进修班。招收具有绝对能够升上大学能力的青年，着重英语、数、理、化和国文的培养，目标就是必须考升大学。如果达不到这个要求，则劝说就读其他班。这相当于学校的重点班、火箭班。

其二是师范班。招收毕业之后志愿从事小学教师职业的学生，减轻英文、数、理、化等课程，增加教育学，注重小学教育技能的培养。

其三是农蚕班。招收志愿毕业后从事农艺、养蚕、缫丝等生产技术工作的青年，分农业班、蚕丝班，授课注重生产实习和地方经济的一些必要知识。

其四是工业班。实际上只开了纺织班，培养与蚕丝业相配合的丝织工业人才。并组织开办“南充丝织厂”作为实习场所。

其五是医学班。招收志在学医的青年，延聘地方名医传授内、外科医术。加生理、卫生以及看护知识等新科学课程，旨在培养一批能够中西汇通的乡村医生。

上述的大胆改革，是与当时的教育部规定相违背的。只有张澜先生这种有魄力和胆识的人，才敢于违反教育部的法令，自成一套体系。

但是有个事情完全没有预料到，那些青年愿意报考的居然只是进修班。经过张澜先生的再三劝说，这些学生基本没有更改志愿的意思，最后只好将进修班开设为“双班”。而师范、工业、中医以及农蚕班，则是勉强凑够了开办的人数。后来，分在农蚕班的，又都不愿进农业班。几经劝导，农业班才勉强得到十多人。

这么一搞，农业的前途在哪？任乃强很是气愤，决定亲自来教这仅有的十二名学生，决心要让他们成才。

第二年（1922年初），任乃强出川考察职业教育，以谋划川北实业计划。以半年时间，先后考察了上海、南通、无锡等地，返川后提出发展南充实业的两项计划：发展丝织业和桐油业。回来之后，担任农蚕部主任，常住农蚕部，竭力培养这十二个农业班的学生。

任乃强除上课和课外辅导外，又带这些学生开谈话会、写作竞赛、旅行观察、文娱排演等多种锻炼生活能力的活动。我们现在所推崇的“素质教育”，大抵也是如此。三年毕业时，这十二个学生都成了当时社会就业受欢迎的人，有的人后来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比如罗瑞卿、任白戈。

罗瑞卿，生于1906年，卒于1978年，四川南充人，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公安部长、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秘书长、解放军总参谋长、中央书记处书记、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等职。

任白戈，生于1906年，卒于1986年，四川南充人。新中国成立后，曾任西南文联主席、中共重庆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四川省政协主席等职。

十二个学生里面，就至少有两个革命家、政治家。

1921年春，南充实业局长蒲子章，邀集任乃强和几位成都工、农、商专毕业的朋友，组成《实业半月刊》社，推选任乃强担任主编。工作持续时间不到半年，原先确定的撰稿人全部“躺平”“摆烂”，再无一人继续供稿，任乃强只好表演“分身术”，一个人化名为若干人，模仿不同的作者、角度、口吻等，写出多种多样的稿件，继续坚持下去。

由于没有稿费，找不到人画封面，任乃强就自己画。他自创了一种用毛笔拟钢笔画的画法，描绘地方风景，并应时生物生态题诗，以作封面。还在封底创作讥讽时事的漫画（当时国内初有漫画出世，四川漫画，这是先河）。这很受读者欢迎。自1921到1926年，共出了九十几期。这五年中，任乃强独自一人支撑，全是义务劳动，没有一文钱的报酬，把绝大部分精力都花在这个刊物上。

1925年，任乃强亲自上课的南充中学农业班毕业后，恰逢南充实业局长韩金镛去世，他被推举为继任人。不久之后，张澜先生任成都大学校长，前往上任去了。南充“自治”的相关事业从此疲软，实业局无法开展工作，任乃强很想离开。

1926年，任乃强前往成都参加劝业会（博览会），他乘机向南充自治筹备处提出辞职，然后在青城山、峨嵋山游览，并不打算回南充。秦树风（名知良。成都绅班法政学堂毕业，慷慨亢直，为清末革命志士。政治上始终襄助张先生。继张任南充中学校长，后受何光烈排斥，辞职赴重庆，无所容就，返家。未几死）任县中校长后，发了好多封信来，催促任乃强回去上班。任乃强回信提出，辞去实业局长职务，今后在农蚕部工作，只讲《乡土史地》课等相关要求。县上悉数答应，他才回到南充。

在南充中学，任乃强编写《乡土史地》讲义，原计划分为四川史地以及南充史地两部分。一边编写一边讲，耗费了一年时间，完成全稿。学校铅印成八开本，很厚一册。秦树风安排所有班次都开设这一门课，每周一两个小时。由于很受学生欢迎，多次请求延长学时，逐渐增加到了四小时，师范班则增加到了八小时。

1928年，这第一部阐述巴蜀历史、地理沿革的专著《四川史地》出版，十万字，有人悄悄用来作为大学讲义。任乃强将这本书寄给北京农学院长董时进，董请地质学家李四光评阅。李四光先生回信说：“从地史讲起，为世界史学新型。”叶秉诚先生当时是成都大学教授，对这本书很是赞扬。而张澜先生却不以为然，批评说“内容狭隘，无当世用”。后来，任乃强前往重庆，重庆乡村学院请他重开此课。他连续讲了一周。成都高等师范学校也是因为这本书，打算聘任他担任地质教师，被婉言谢绝。

1927年冬，刘东塘为嘉陵道尹。采纳了任乃强的建议，开办“嘉陵道苗圃”，委任他为苗圃主任。同时，嘉陵高中也招生开班，聘他任地理教师。

1928年，南充县长李良俊，开办南充县志局，聘请西充进士王石僧担任总纂，组织南充前清的举人贡生们一起编写。他们不懂地理科学，把“舆地”“沿革”等部分划出来请任乃强负责修撰。他在半个月内，利用嘉陵高中和南充中学的藏书，写好了《沿革志》上交，并附有《分巴考》《宕渠考》《流溪考》等几篇考证的文章，王石僧进士深感震惊。他把任乃强写的作品作为定稿，只字不改，安排印刷。接下来，任乃强又提交了《水道》《山系》《城邑》《交通》等篇目，是用《水经注》的方法分纲布目写成的。听说，王石僧后来将此作为修志的成绩到处炫耀。

1928年，军阀罗泽周割据顺庆，“地方自治”事业全部坍塌，青年党势力猖獗，张澜先生所信任的干部全部遭到排斥，自治筹备处也退出历史舞台。

任乃强知道自己终究会被排挤甚至构陷，竭力离开，另图职业。

恰逢刘文辉兼并了刘禹九在西康的地盘，以二十四军军长兼川康边防总指挥，在他的军部内新成立边务处，统筹西康事务。处长胡子昂是任乃强的北农同学，而刘运筹也正在刘文辉的边政人员训练所任副所长。他们准备开办边区垦殖局，联合写信，邀请任乃强前往加入。

于是，任乃强就离开南充，前往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