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知识丨荣新江：初访英伦的敦煌渊薮的读书心得

题记：本系列讲座总题目叫“满世界寻找敦煌”。我曾在1996年出过一本《海外敦煌吐鲁番文献知见录》，有一位香港学者写了一篇书评，在台湾《汉学研究》上发表。他说这本书里只有学术的内容，至于作者一路访问中的感受，我们是读不到的。那么，我今天想通过这一系列讲演，把我心中那些澎湃的心情，用我的记忆所及，给大家复述出来。

当然要去看白金汉宫的换岗，我当时照了不下十张换岗照片，觉得戴着这么大一个帽子多热。我还去了Big Ben、西敏寺、圣保罗大教堂、伦敦桥。在伦敦堡，有一个老汉穿着古代服装一路讲各种宫廷故事，最后走到一个小教堂里头，他说旅游到此结束，我一回头傻眼了，他的两个同事帽子一摘，拿着很高的大帽子往门口一站，不扔钱你是出不去的。一般扔二十便士就可以了，可是我当时没有换零钱，全身最小面值的是一个五英镑，五英镑对我来说可在伦敦住一天多，不扔的话出不去，所以我只好痛苦地往里扔了五英镑。只见老汉一鞠躬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日语：非常感谢），他以为这么有钱的一定是个日本人。四　印度事务部图书馆和英国博物馆的收获我去的另一个地方是印度事务部图书馆，就在滑铁卢桥旁边。4月25日我到印度事务部图书馆时，首先找滑铁卢桥，到跟前发现和《魂断蓝桥》电影里长得不一样，我问一个老汉，他说原来的桥被美国人一块砖一块砖地搬到一个庄园去了，蓝桥早就没了。印度事务部图书馆原来属于英国外交部，进馆要搜身。这个馆原是东印度公司的图书馆，它资助了斯坦因的探险，分得了一些跟印度有关的藏品，比如婆罗谜文、于阗文、藏文、梵文、佉卢文的文献，敦煌资料主要是藏文。我现在还保留着1985年印度事务部图书馆的宣传册页（图4）。图4 印度事务部图书馆宣传册页印度事务部图书馆的管理员叫奥凯菲（Michael O’Keefe），也对我非常好。我当时还没学藏文，主要看有汉文的资料。我事先写好要看的号，吴芳思电话里告诉了奥凯菲，我去之后，他已经把我要看的文书全部摊在桌子上，所以我看得非常快。最主要的就是一件有关汉地僧人去印度求法的文书，后来我给《季羡林教授八十华诞纪念论文集》写了《敦煌文献所见晚唐五代宋初中印文化交往》（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955—968页），就是这次调查的结果。现在《英藏敦煌文献》的照片仍然模糊，IDP上可以看得很清楚。学术的下一站是英国博物馆。1973年英国图书馆独立出来，敦煌文书在英国图书馆，绢纸绘画属于美术品，仍然放在英国博物馆。绢纸绘画上也有文献材料。我作为历史学者，最重要的是搜集文献材料。我要调查缩微胶卷里没有的三件敦煌文书，这三件文书背面有画，留在了英国博物馆。4月26日我去英国博物馆访问，因吴芳思事先介绍，管理员龙安妮（Anna Farrer）热情款待我。她带我进了一个电梯，下到不知道第几层，一开门就是库房门。收藏敦煌绢画的库房里，有墙这么高的一个一个大木板子，上面镶了绢纸绘画，不是完全固定，抽出一个板子，板子两边就是大幅绢画，释迦说法图，文殊、普贤的大幅绢画都在板子上。这个库房一般人不让进的，安妮把板子一个一个拉出来，给我过了一遍，还让我照了一些照片，然后再到楼上。在英国博物馆，我抄的主要有三件文书，一件是现在命名为《甲戌年沙州丈人邓定子妻邓庆连致肃州僧李保佑状》，是一封信，两边有纸画，是壁画的草稿图，我们叫敦煌白画。写信的人利用空白的地方打了一个书信草稿。背面整个是一张画，可以看出画的是文殊问疾图，是个草稿。古代的书信写好要卷起来粘合，页边上写上谁致谁。第二件更重要，是《乾德四年（966）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夫妇修莫高窟北大像功德记》。北大像就是今天莫高窟九层楼里的大佛像。这个文书是966年曹元忠夫妇出资雇人修北大像的一个功德记。它抄在一张丝绸之路行旅图的背面，我们常常看到的丝绸之路行旅图，多是胡人牵马图，胡人牵驼图，这里却是汉人牵马图，汉人牵驼图，证明中国古代的商人也是往外走的，这是非常少见的。第三件是一个佛经目录，它背后也是画，因为有画，所以把文献留在了英国博物馆。这三件文书是缩微胶卷没有的，我录入《海外敦煌吐鲁番文献知见录》英国博物馆一节的脚注里。五　剑桥拜访贝利（H.W.Bailey）教授最后说一下我的剑桥之行。在教育处，有个朋友给了我剑桥中国留学生会主席袁亚湘的门牌号，告诉我你到剑桥找袁亚湘，他肯定给你找住处。1985年4月29日星期一中午12:40，我到达剑桥，找到袁亚湘住址的大门，摁门铃没人应，我就去各个学院溜达，看了牛顿的雕像和那棵苹果树。过一会我又去摁下门铃，一直到傍晚的时候，终于碰到一个学生也来找袁亚湘，于是带我到数学系，找到袁亚湘。剑桥有五十多个中国留学生，袁亚湘打了一圈电话，那天没人出去玩，也就没地方住，于是他就发给我一睡袋，说你委屈一下，在我这睡。他准备了些睡袋，为的是接待各路来的留学生。我想反正我就待两天，就凑合一下在睡袋里头睡了。现在我在网上搜了一下袁亚湘，是中科院的院士、数学家，很了不起的人物。剑桥的贝利教授是研究于阗语首屈一指的大家（图5），全世界第一号人物。我去剑桥唯一目的就是拜见贝利，什么其他目的都没有，只要见到这个人就满足了。我在荷兰的导师许理和（Erik Zrcher）教授研究中国佛教史，他在剑桥最好的朋友是鲁惟一（ Michael Loewe）教授，就是《剑桥中国史》汉代部分的主编。许理和给他写了封信，说有一个中国学生要去剑桥找贝利，你帮他联络一下。鲁惟一就约了贝利，电话告诉我第二天在他所在学院的克莱尔堂（Clare Hall）见面。第二天我就像古书里的年轻人一样，提前四十分钟就在克莱尔堂门外等着他们。鲁惟一说他十二点下课，大概还差十分钟的时候，远处走过来一个高大的人物，一米九的样子。我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学报》上看到过贝利的半身照片，我知道这就是贝利。他那时已经退休了，八十多岁，穿着一条快磨破的牛仔裤。贝利原来是梵文教授，1938年发誓要做于阗语，改行做伊朗语了，然后从全世界范围调查于阗语的卷子，把每一件于阗文文献转写成拉丁文字，然后拟翻译成英语，再出一本字典、一本语法书，最终完成全部于阗语的事业。1975年因为他对学术的卓越贡献，被女王授予爵士（Sir）头衔，地位非常高，是英国皇家学会常年的会长。图5 贝利（Harold W. Bailey）教授我心目中不得了的顶天立地的人物，忽然走到我面前，让我激动不已，我赶紧上去寒暄几句。然后鲁惟一也来了，我们三个人进了餐厅。按照剑桥的规矩，餐厅里老师在台上吃饭，学生都在台下。我们三个人一进去，所有老师站立起来，不管是在吃饭还是在等饭的，都站起来迎接贝利，所以贝利在学界的地位不得了。我就坐在老师们吃饭的长条桌的最顶头，左右是鲁惟一和贝利，这顿饭吃得非常光荣，可惜当时没有手机记录下来。吃完饭鲁惟一走了，贝利带我去了他家（图6）。他家住在郊外，二层的小楼，我当时以为是个图书馆，其实就是他的家。图6　作者（中）与贝利（左）及其助手合影贝利非常善谈，精神很好，一下午不停地谈他的研究工作，询问我一些中国出土文物的情况，还前后为我来找书。他有两个助手，是荷兰人，见了我也很亲切。我的第一篇学术文章是和张广达先生合撰的《关于唐末宋初于阗国的国号年号及其王家世系问题》（《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中华书局，1982，179—209页），因为张先生的名望，被翻译成法语。所以我当时就是拿着这篇法语文章，还有一篇中文文章送给他，而我出来的时候带了两大提包的书。贝利送了我很多书，特别是两卷本的Opera Minora，是他在伊朗出的论文集，外面没有卖的，贝利手里也没有几本，他当时给了我，我太感激他了。他还给了我Khotanese Text I-III的合订本，还有 Saka Documents，是于阗语一张一张的图录。他有四个大台子，排着他的抽印本，一共有七十多种。他说你随便拿，我不管内容一种抽一本，拿了七十多本，最后提了两大袋的书（图7）。我从他家走到袁亚湘那里，累得喘不过气来。我回到北京，跟季羡林先生汇报，说拿到了七十多个抽印本，季先生对我说：怎么不拿两份！图7 贝利赠的部分书（附记：《满世界寻找敦煌》是在中国丝绸博物馆的系列讲演基础上，根据录音而成的文稿，感谢博物馆及整理者的出色安排和细心工作）编辑后记：蒙本文作者提供多幅新图，本公众号推送时重排图序并据作者意见订正个别错误。——本文刊于《文史知识》2022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