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牌特工总被自己人骂，越想越苦，周恩来：怕啥，你一人抵一个师的读书心得

1943年，重庆。

一个32岁的江苏小伙，收到上级通知：“速到重庆红岩村，面见周恩来。”因为这则消息，他激动了整整一晚。至于原因，很简单：他是一名特工，一名由周恩来亲自联系的王牌特工。

他的名字，叫：杨延修。（请大家记住这个名字，因为这3个字代表着一段传奇，一段被搬上了电影银幕的传奇。）

第二天一大早，杨延修贴上大胡子，换上干净整洁的衣服，装扮成一个学富五车的大教授。对他来说，这种极普通的伪装，早就没什么难度了。要不是此次要见的人是周恩来，他也不必在出门前对着镜子照了又照。

一切准备妥当后，杨延修钻进了小汽车，前往红岩村。半夜时分，他终于到达了目的地，接待的同志们告诉他：“周副主席还在开会，你先等着”。

周恩来

做了这么多年特工，杨延修还是第一次来到“老家”，第一次见到这么多自己人，但他根本没心情在院子里四处看看。此时的他，被一种很复杂的情绪困扰着。苦闷和憋屈在过去这些年里，一直是其生活的主调。

此次来见周副主席，他有太多的话要说，有太多的苦要诉。而这些话，除了周恩来，在任何人面前，他都不能说。

一切，到底怎么回事？

一：江苏小伙奉命潜伏

杨延修是江苏泰州人，1911年出生。说起来，他能当上特工，完全是机缘巧合。

因为家境贫苦，父母无力照顾他，便对他说：“去上海，找找你那摆皮鞋摊的叔父吧！”于是，7岁的杨延修懵懵懂懂地来到大上海，跟着叔父在街头摆摊。

后来，在叔父的安排下，杨延修陆陆续续上了几年学。彼时的上海，确实是个大染缸，有人沉沦、有人势起，更多人则是在这座花花绿绿的城市里绞尽脑汁讨生活。

杨延修很聪明。多年的摆摊生活，让他明白一个道理：靠自己很重要，找到合适的机会更重要。于是，14岁那年，他进入了洋人的保险公司，当起了小职员，并一步一步干到了经理的位置。这一年，他还不满20岁。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时，杨延修和当时上海商界的诸多热血青年一样，加入了商会的童子军团。写请愿书、救难民、抬伤兵，童子军团成了一群很特殊的人。

数月后，十里洋场的南京路上，童子军团队伍在军乐队的鼓乐声中归来。上海大街上的老百姓们纷纷议论：“站在最前面戴着黑边眼镜、穿着土黄色夹克、斯文帅气的旗手，是谁家的娃子？噶有出息喽！”此人，正是杨延修。

有了在童子军团的经历，回到上海的杨延修和几位朋友，准备大干一场。于是，1933年，他和卢绪章、张平等人一起，东拼西凑了300块大洋，在上海成立了一个名叫“广大华行”的小公司。

以现代视角来看，这样一个小公司的成立，多少有点咱们今天小年轻创业的味道：

其一，公司业务极简单，就是经营西药和一些医疗器材，由上海卖往外地；

其二，公司租在上海天潼路怡如里29号的一间大亭子里，分隔成内外两间。因为杨延修和妻子朱学明刚结婚不久，里屋就是他们的新房，外间就是广大华行的办公室。

其三，因为赚钱太少，业务太小，5位合伙人都把这当成兼职来干，平时只有休息时间和节假日才来上班。

然而，就连他们自己也没想到的是，这样一家“皮包公司”，最后却越干越大。到1937年上海沦陷后，公司甚至还开辟了代客运输等业务。一时间，这几个小伙子有了钱、有了名，成了泸上商界不可忽视的一个团体。

而恰恰在这个时候，有一群人开始注意到他们的存在，这群人就是由周恩来领导的地下情报组织。

大家都知道，周恩来是我军情报组织的奠基人，幕后总指挥。他领导情报网时，最厉害之处在于：各种各样性格、职业、出身背景的人，只要是能团结起来的爱国者，他都不会“放过”。

经过一番联络，最后的结果是：包括杨延修在内的这几个小伙子，后来都陆续加入地下党。也就是说，从这时候起，他们就都成了特工。

而杨延修被自己人骂，大概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

二：长期被自己人骂

加入地下党后，杨延修等人转移至西南地区发展。此时他们的生活状态，变得完全不一样了。

唯有这样，大量珍稀的药品才能被源源不断地送到我军前线。每一片盘尼西林，可能就是一条人命。

为了能实现这一点，杨延修没少接触国军高层：昆明市市长、市政府秘书长、省商会会长，都成了他结交的对象。甚至，公司组织大型活动时，“云南王”龙云还亲自给他题过词。

当然，这些国军高层个个都是“人精”，他们愿意给杨延修站台，根本原因还是觉得跟着他能赚钱。因为有极强的商业头脑，无论是化工原料还是五金纸张行业，杨延修等人总能在商场中屡屡取胜。这些沾了光的国军高官们赚了钱，个个心花怒放。彼时的昆明高层，流传着这样一句话：

“跟着杨延修干，保你财神爷请进门！”

杨延修

当然，自从杨延修跟这些人接触后，不管是跟随多年的伙计们、各地民主人士，包括和这些民主人士来往密切的我党人员，都发现：杨老板变得极为令人憎恶。

这一点，体会最深的是著名民主人士李公朴先生。

李公朴早年就和杨延修相识。他非常欣赏杨老弟的爱国情怀，每每跟民盟的友人们提起他时，总是各种夸赞。上海沦陷后，李公朴在昆明开了一家书店。听说杨延修也来了昆明，李公朴高兴极了，特意邀请他来自己的书店叙旧。

按以往杨延修的个性，李公朴有请，他必欣然前往。但这回，李公朴却发现：这杨老弟几次三番都请不动。

李公朴大度，索性就来他办公的地方找。结果，让李公朴气愤的是，他的门房却几次都说杨先生不在家。好不容易有一次，杨延修被李公朴“逮”了个正着，两人有机会在一起喝个茶。结果，整个过程中，杨延修都态度冷淡，摆着一副有钱商人的作派，谈到过去就顾左右而言其他。

到了最后，李公朴实在忍不了了，索性拂袖而去。从那以后，有旁人提到杨延修时，直率的李公朴往往毫不掩饰地表达自己的不满，他的原话是：

“人一阔脸就变，真是满身铜臭的商人！”

李公朴德高望重，有了他的这一“定论”，民盟的爱国人士们谁还敢跟杨延修打交道。于是，潜伏没几年后，杨延修就发现：自己曾无比珍视的那些朋友，正一个个离自己远去。

1946年7月12日，李公朴倒在了昆明，倒在了国民党特务的暗杀中。可叹，这位伟大的爱国者，至死都不知道自己曾相交多年的杨老弟，其实从未变过。而这，也是杨延修一生最大的遗憾之一。

当然，被李公朴瞧不起，只是杨延修日常生活里的一部分。除此之外，还有大量咱们自己的同志，对他更是嗤之以鼻。满身铜臭味、出入都是小汽车、成天参加各种酒会、只会投机取巧、只会溜须拍马，成了他想甩都甩不掉的标签。

对于这些，杨延修也气、也恼，却不知该跟谁说，他的身份就连妻子朱学明都不知道。甚至，善良的妻子有时候都看不下去他的作派，好心劝他：“你可别忘了，当年你就是个摆摊皮匠！”对于妻子的好意提醒，杨延修只能一笑了之。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杨延修收到了上级的通知，让他到重庆红岩村面见周恩来。于是，便有了前文他扮成教授赴约。

在红岩村等了好一会儿，杨延修终于见到了刚开完会出来的周恩来。

许多年后，杨老仍对这次见面记忆犹新。他记得，或许是因为太过劳累，周恩来那天一直按着太阳穴。一见到杨延修，不等他开口，周恩来就上前来握住他的手。

周恩来

此时，杨延修有一肚子的委屈想说，有一肚子的苦水想倒，但最终这一切都化解在周恩来的一句话里。周恩来是这样跟眼前这位32岁的年轻特工说的：

“你们的工作既特殊又重要，在白区，你们一个人的作用就能顶得上一个师。要当好这个资本家，不要怕人家说东说西，党需要你们坚守这个岗位。要能忍受委屈！”

听完这话，杨延修还能说什么。这可是周副主席亲自说的，说他们“一个人的作用就能顶得上一个师”。有了这句话，杨延修还有什么委屈不能受！

那天，走出红岩村时，杨延修还是那副大教授的打扮。只是，连司机都注意到：他的脚步轻快了不少。

可能读到这里，有网友会问：“周总理有没有夸张？话说得这么满，会不会只是为了安慰这位年轻的下属？”

答案是：没有！

在这种事上，周总理从不开玩笑。

三：他们有多牛？

作为周总理麾下的顶级特工，杨延修有多牛？这一点，看看1945年后，他是如何运筹帷幄就看得出来。

1945年，日本人投降，国民政府准备迁回南京。而上海，则又再次成了商界必争之地。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迅速反应过来，要求杨延修马上由西南回到上海，开辟一条全新的路子。

上海是杨延修的老地盘了，为了能打开局面，他想尽办法结交了两个重要人物：

第一个，青帮头子黄金荣。

之所以要结交青帮，是因为杨延修吃过一次大亏。刚回上海时，他带了两箱金砖，共约900余两过来。转卖了800多两后，他便把剩下的90多两全部存放在办公室，准备第二天存入银行。

谁知，当天晚上就有小偷闻风而来，放倒了值班看守，撬开保险柜。经过这次事件，杨延修明白：在这个不太平的地界，没有帮派背景是不行的。于是，他又是托朋友介绍、又是送礼表忠心，最后在他的“上海广大药房”开张典礼时，黄金荣硬是亲自现身，前来道贺。

有了这次黄金荣的高调亮相，上海那些地痞、盗贼、流氓等人，再也不敢打杨延修的主意。他往我军前线运送的货物，也从未出过事。

杨延修结交的第二个“保护伞”，是国民党重要人物陈果夫。

陈果夫

国军内部一直有“蒋家天下陈家党”的说法，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俩，在国军内部的地位可见一斑。而陈果夫这个人有个特点，年轻时就感染了结核，一直没好全，所以他对开发中医中药很有兴趣，甚至还特意建立了一个特效药研究所。

为了搭上陈果夫这条船，1946年深秋的一天，杨延修来到了南京陈公馆门口。听说是上海知名药行经理，陈果夫居然破例见了他一次。

这是杨延修头一次见陈果夫，凭着多年察言观色的本事，他仔细琢磨着对方的一举一动。根据陈果夫苍白的脸色以及手捧的金痰盂，杨延修确定对方身体没好全。于是，在谈完公事后，他从皮包里拿出早就准备好的新药，说：

“果公，这是专门从美国寄来的治肺病的药，请您试用！倘有疗效，我再奉上！”

陈果夫听完，欣然一笑。自此，杨延修成功说动了陈果夫，俩人合力开办了一所名叫“中心制药”的公司。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开业当天，陈果夫居然带着备用氧气袋，由保健医生陪着，前来参加剪彩仪式。这样一来，上海军、政、警界就都知道，这间公司是他们不能轻易查、不能轻易管的。

那么，在做了这一切之后，杨延修和他的战友们，到底有多大本事呢？在这里，有这样一份数据供大家参考：

仅仅是1948年到1949年两年间，广大华行上交给党的美金数额就达到了315万。

甚至，毛主席用的纸张、周恩来用的笔、刘伯承戴的假眼，都是广大华行弄来的。正因如此，后来大家都说：杨延修等人其实是管着党的“钱袋子”。

广大华行负责人合影

当然，生意越做越大，出手的次数越来越多，暴露的风险也就越来越大。

1947年夏天，妻子朱学明突然跟丈夫说：南京政府听到风声，说广大华行在和共产党做生意，已密令上海警察总局派人监视主要负责人、清查账目，并把结果上报。

朱学明嫁给杨延修多年，却一直不知道其身份。此次之所以会得到这样的消息，是因为儿子的家庭老师正好认识警察局副局长。

听到妻子说的这则消息，杨延修表面假装不在意，让妻子不用担心。但内心，却已经在盘算该怎么躲过清查。毕竟，广大华行的账要是一查，必会被发现有问题。

思来想去，杨延修决定先下手为强。第二天，他专门摆了一桌酒宴，把上海民政局局长、社会局局长、警察局局长等人，都一一请了来。而后，再用各种好话、各种好酒，哄得这几个人云里雾里后，他把广大华行的一些情况介绍了一下。

结果，这几位便让杨延修写份报告，由他们呈交南京，算是交差。就这样，所谓清查也就是走了个形式，最终南京方面看了看报告，觉得没问题就撤销了密令。

像这种危急情况还有很多，每一次杨延修和几个合伙人都似在刀尖上走了一遭。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48年7月，因为一位地下党干部被捕，组织上为了杨延修的安全，让他撤离上海，前往香港。至此，他的特工工作算是基本完成。

值得一提的是，当1949年5月份上海解放后，杨延修又接到组织任务：速速回到上海，配合陈毅市长主持上海的工商业工作。

时隔数月，再回到熟悉的地方，杨延修遇到了一个熟人：早前在广大华行工作的职员。那名职员现在已经在别处工作，想起杨老板早年对他们的照顾，便好心提醒他：“听说共产党要整治你们这些给国军办事的有钱人，侬可要小心哦！”

杨延修笑了笑，让他不要担心。数日后，当杨延修穿着我军干部服装出现在工商部门的会议中时，昔日那些跟他打过交道的上海商人们，一个个都目瞪口呆，说道：“想不到，你是共产党！”

尾声：

新中国成立后，杨延修历任要职，直到1988年离休。

晚年杨延修

从1938年到1948年，潜伏十年，也被人骂了十年，什么都不能解释。甚至，有些牺牲的老朋友，至死都把他当成一个小人。我们很难想象，这样的日子杨老是怎么熬过来的。我们唯一能肯定的是，1943年，在红岩村，周总理给了他坚持下去的理由。

晚年的杨老，乐观开朗，看着新中国的日新月异。唯有每年1月8日，老爷子总是沉默不语，家人知道：这天是周总理的祭日。

2017年1月份，杨老在上海逝世，享年106岁，他的墓碑被设计成特殊的荷花形状，取“出淤泥而不染”之意。同时，在20世纪80年代，一部以他和几位战友为原型的电影被搬上了电影银幕，这部电影叫：《与魔鬼打交道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