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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心得


王牌特工总被自己人骂,越想越苦,周恩来:怕啥,你一人抵一个师的读书心得


2023-05-06 21:54:03 ,,,,,,,,,,,,,


1943年,重庆。

一个32岁的江苏小伙,收到上级通知:“速到重庆红岩村,面见周恩来。”因为这则消息,他激动了整整一晚。至于原因,很简单:他是一名特工,一名由周恩来亲自联系的王牌特工。

他的名字,叫:杨延修。(请大家记住这个名字,因为这3个字代表着一段传奇,一段被搬上了电影银幕的传奇。)

第二天一大早,杨延修贴上大胡子,换上干净整洁的衣服,装扮成一个学富五车的大教授。对他来说,这种极普通的伪装,早就没什么难度了。要不是此次要见的人是周恩来,他也不必在出门前对着镜子照了又照。

一切准备妥当后,杨延修钻进了小汽车,前往红岩村。半夜时分,他终于到达了目的地,接待的同志们告诉他:“周副主席还在开会,你先等着”。

周恩来

做了这么多年特工,杨延修还是第一次来到“老家”,第一次见到这么多自己人,但他根本没心情在院子里四处看看。此时的他,被一种很复杂的情绪困扰着。苦闷和憋屈在过去这些年里,一直是其生活的主调。

此次来见周副主席,他有太多的话要说,有太多的苦要诉。而这些话,除了周恩来,在任何人面前,他都不能说。

一切,到底怎么回事?

一:江苏小伙奉命潜伏

杨延修是江苏泰州人,1911年出生。说起来,他能当上特工,完全是机缘巧合。

因为家境贫苦,父母无力照顾他,便对他说:“去上海,找找你那摆皮鞋摊的叔父吧!”于是,7岁的杨延修懵懵懂懂地来到大上海,跟着叔父在街头摆摊。

后来,在叔父的安排下,杨延修陆陆续续上了几年学。彼时的上海,确实是个大染缸,有人沉沦、有人势起,更多人则是在这座花花绿绿的城市里绞尽脑汁讨生活。

杨延修很聪明。多年的摆摊生活,让他明白一个道理:靠自己很重要,找到合适的机会更重要。于是,14岁那年,他进入了洋人的保险公司,当起了小职员,并一步一步干到了经理的位置。这一年,他还不满20岁。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时,杨延修和当时上海商界的诸多热血青年一样,加入了商会的童子军团。写请愿书、救难民、抬伤兵,童子军团成了一群很特殊的人。

数月后,十里洋场的南京路上,童子军团队伍在军乐队的鼓乐声中归来。上海大街上的老百姓们纷纷议论:“站在最前面戴着黑边眼镜、穿着土黄色夹克、斯文帅气的旗手,是谁家的娃子?噶有出息喽!”此人,正是杨延修。

有了在童子军团的经历,回到上海的杨延修和几位朋友,准备大干一场。于是,1933年,他和卢绪章、张平等人一起,东拼西凑了300块大洋,在上海成立了一个名叫“广大华行”的小公司。

以现代视角来看,这样一个小公司的成立,多少有点咱们今天小年轻创业的味道:

其一,公司业务极简单,就是经营西药和一些医疗器材,由上海卖往外地;

其二,公司租在上海天潼路怡如里29号的一间大亭子里,分隔成内外两间。因为杨延修和妻子朱学明刚结婚不久,里屋就是他们的新房,外间就是广大华行的办公室。

其三,因为赚钱太少,业务太小,5位合伙人都把这当成兼职来干,平时只有休息时间和节假日才来上班。

然而,就连他们自己也没想到的是,这样一家“皮包公司”,最后却越干越大。到1937年上海沦陷后,公司甚至还开辟了代客运输等业务。一时间,这几个小伙子有了钱、有了名,成了泸上商界不可忽视的一个团体。

而恰恰在这个时候,有一群人开始注意到他们的存在,这群人就是由周恩来领导的地下情报组织。

大家都知道,周恩来是我军情报组织的奠基人,幕后总指挥。他领导情报网时,最厉害之处在于:各种各样性格、职业、出身背景的人,只要是能团结起来的爱国者,他都不会“放过”。

经过一番联络,最后的结果是:包括杨延修在内的这几个小伙子,后来都陆续加入地下党。也就是说,从这时候起,他们就都成了特工。

而杨延修被自己人骂,大概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

二:长期被自己人骂

加入地下党后,杨延修等人转移至西南地区发展。此时他们的生活状态,变得完全不一样了。

唯有这样,大量珍稀的药品才能被源源不断地送到我军前线。每一片盘尼西林,可能就是一条人命。

为了能实现这一点,杨延修没少接触国军高层:昆明市市长、市政府秘书长、省商会会长,都成了他结交的对象。甚至,公司组织大型活动时,“云南王”龙云还亲自给他题过词。

当然,这些国军高层个个都是“人精”,他们愿意给杨延修站台,根本原因还是觉得跟着他能赚钱。因为有极强的商业头脑,无论是化工原料还是五金纸张行业,杨延修等人总能在商场中屡屡取胜。这些沾了光的国军高官们赚了钱,个个心花怒放。彼时的昆明高层,流传着这样一句话:

“跟着杨延修干,保你财神爷请进门!”

杨延修

当然,自从杨延修跟这些人接触后,不管是跟随多年的伙计们、各地民主人士,包括和这些民主人士来往密切的我党人员,都发现:杨老板变得极为令人憎恶。

这一点,体会最深的是著名民主人士李公朴先生。

李公朴早年就和杨延修相识。他非常欣赏杨老弟的爱国情怀,每每跟民盟的友人们提起他时,总是各种夸赞。上海沦陷后,李公朴在昆明开了一家书店。听说杨延修也来了昆明,李公朴高兴极了,特意邀请他来自己的书店叙旧。

按以往杨延修的个性,李公朴有请,他必欣然前往。但这回,李公朴却发现:这杨老弟几次三番都请不动。

李公朴大度,索性就来他办公的地方找。结果,让李公朴气愤的是,他的门房却几次都说杨先生不在家。好不容易有一次,杨延修被李公朴“逮”了个正着,两人有机会在一起喝个茶。结果,整个过程中,杨延修都态度冷淡,摆着一副有钱商人的作派,谈到过去就顾左右而言其他。

到了最后,李公朴实在忍不了了,索性拂袖而去。从那以后,有旁人提到杨延修时,直率的李公朴往往毫不掩饰地表达自己的不满,他的原话是:

“人一阔脸就变,真是满身铜臭的商人!”

李公朴德高望重,有了他的这一“定论”,民盟的爱国人士们谁还敢跟杨延修打交道。于是,潜伏没几年后,杨延修就发现:自己曾无比珍视的那些朋友,正一个个离自己远去。

1946年7月12日,李公朴倒在了昆明,倒在了国民党特务的暗杀中。可叹,这位伟大的爱国者,至死都不知道自己曾相交多年的杨老弟,其实从未变过。而这,也是杨延修一生最大的遗憾之一。

当然,被李公朴瞧不起,只是杨延修日常生活里的一部分。除此之外,还有大量咱们自己的同志,对他更是嗤之以鼻。满身铜臭味、出入都是小汽车、成天参加各种酒会、只会投机取巧、只会溜须拍马,成了他想甩都甩不掉的标签。

对于这些,杨延修也气、也恼,却不知该跟谁说,他的身份就连妻子朱学明都不知道。甚至,善良的妻子有时候都看不下去他的作派,好心劝他:“你可别忘了,当年你就是个摆摊皮匠!”对于妻子的好意提醒,杨延修只能一笑了之。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杨延修收到了上级的通知,让他到重庆红岩村面见周恩来。于是,便有了前文他扮成教授赴约。

在红岩村等了好一会儿,杨延修终于见到了刚开完会出来的周恩来。

许多年后,杨老仍对这次见面记忆犹新。他记得,或许是因为太过劳累,周恩来那天一直按着太阳穴。一见到杨延修,不等他开口,周恩来就上前来握住他的手。

周恩来

此时,杨延修有一肚子的委屈想说,有一肚子的苦水想倒,但最终这一切都化解在周恩来的一句话里。周恩来是这样跟眼前这位32岁的年轻特工说的:

“你们的工作既特殊又重要,在白区,你们一个人的作用就能顶得上一个师。要当好这个资本家,不要怕人家说东说西,党需要你们坚守这个岗位。要能忍受委屈!”

听完这话,杨延修还能说什么。这可是周副主席亲自说的,说他们“一个人的作用就能顶得上一个师”。有了这句话,杨延修还有什么委屈不能受!

那天,走出红岩村时,杨延修还是那副大教授的打扮。只是,连司机都注意到:他的脚步轻快了不少。

可能读到这里,有网友会问:“周总理有没有夸张?话说得这么满,会不会只是为了安慰这位年轻的下属?”

答案是:没有!

在这种事上,周总理从不开玩笑。

三:他们有多牛?

作为周总理麾下的顶级特工,杨延修有多牛?这一点,看看1945年后,他是如何运筹帷幄就看得出来。

1945年,日本人投降,国民政府准备迁回南京。而上海,则又再次成了商界必争之地。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迅速反应过来,要求杨延修马上由西南回到上海,开辟一条全新的路子。

上海是杨延修的老地盘了,为了能打开局面,他想尽办法结交了两个重要人物:

第一个,青帮头子黄金荣。

之所以要结交青帮,是因为杨延修吃过一次大亏。刚回上海时,他带了两箱金砖,共约900余两过来。转卖了800多两后,他便把剩下的90多两全部存放在办公室,准备第二天存入银行。

谁知,当天晚上就有小偷闻风而来,放倒了值班看守,撬开保险柜。经过这次事件,杨延修明白:在这个不太平的地界,没有帮派背景是不行的。于是,他又是托朋友介绍、又是送礼表忠心,最后在他的“上海广大药房”开张典礼时,黄金荣硬是亲自现身,前来道贺。

有了这次黄金荣的高调亮相,上海那些地痞、盗贼、流氓等人,再也不敢打杨延修的主意。他往我军前线运送的货物,也从未出过事。

杨延修结交的第二个“保护伞”,是国民党重要人物陈果夫。

陈果夫

国军内部一直有“蒋家天下陈家党”的说法,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俩,在国军内部的地位可见一斑。而陈果夫这个人有个特点,年轻时就感染了结核,一直没好全,所以他对开发中医中药很有兴趣,甚至还特意建立了一个特效药研究所。

为了搭上陈果夫这条船,1946年深秋的一天,杨延修来到了南京陈公馆门口。听说是上海知名药行经理,陈果夫居然破例见了他一次。

这是杨延修头一次见陈果夫,凭着多年察言观色的本事,他仔细琢磨着对方的一举一动。根据陈果夫苍白的脸色以及手捧的金痰盂,杨延修确定对方身体没好全。于是,在谈完公事后,他从皮包里拿出早就准备好的新药,说:

“果公,这是专门从美国寄来的治肺病的药,请您试用!倘有疗效,我再奉上!”

陈果夫听完,欣然一笑。自此,杨延修成功说动了陈果夫,俩人合力开办了一所名叫“中心制药”的公司。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开业当天,陈果夫居然带着备用氧气袋,由保健医生陪着,前来参加剪彩仪式。这样一来,上海军、政、警界就都知道,这间公司是他们不能轻易查、不能轻易管的。

那么,在做了这一切之后,杨延修和他的战友们,到底有多大本事呢?在这里,有这样一份数据供大家参考:

仅仅是1948年到1949年两年间,广大华行上交给党的美金数额就达到了315万。

甚至,毛主席用的纸张、周恩来用的笔、刘伯承戴的假眼,都是广大华行弄来的。正因如此,后来大家都说:杨延修等人其实是管着党的“钱袋子”。

广大华行负责人合影

当然,生意越做越大,出手的次数越来越多,暴露的风险也就越来越大。

1947年夏天,妻子朱学明突然跟丈夫说:南京政府听到风声,说广大华行在和共产党做生意,已密令上海警察总局派人监视主要负责人、清查账目,并把结果上报。

朱学明嫁给杨延修多年,却一直不知道其身份。此次之所以会得到这样的消息,是因为儿子的家庭老师正好认识警察局副局长。

听到妻子说的这则消息,杨延修表面假装不在意,让妻子不用担心。但内心,却已经在盘算该怎么躲过清查。毕竟,广大华行的账要是一查,必会被发现有问题。

思来想去,杨延修决定先下手为强。第二天,他专门摆了一桌酒宴,把上海民政局局长、社会局局长、警察局局长等人,都一一请了来。而后,再用各种好话、各种好酒,哄得这几个人云里雾里后,他把广大华行的一些情况介绍了一下。

结果,这几位便让杨延修写份报告,由他们呈交南京,算是交差。就这样,所谓清查也就是走了个形式,最终南京方面看了看报告,觉得没问题就撤销了密令。

像这种危急情况还有很多,每一次杨延修和几个合伙人都似在刀尖上走了一遭。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48年7月,因为一位地下党干部被捕,组织上为了杨延修的安全,让他撤离上海,前往香港。至此,他的特工工作算是基本完成。

值得一提的是,当1949年5月份上海解放后,杨延修又接到组织任务:速速回到上海,配合陈毅市长主持上海的工商业工作。

时隔数月,再回到熟悉的地方,杨延修遇到了一个熟人:早前在广大华行工作的职员。那名职员现在已经在别处工作,想起杨老板早年对他们的照顾,便好心提醒他:“听说共产党要整治你们这些给国军办事的有钱人,侬可要小心哦!”

杨延修笑了笑,让他不要担心。数日后,当杨延修穿着我军干部服装出现在工商部门的会议中时,昔日那些跟他打过交道的上海商人们,一个个都目瞪口呆,说道:“想不到,你是共产党!”

尾声:

新中国成立后,杨延修历任要职,直到1988年离休。

晚年杨延修

从1938年到1948年,潜伏十年,也被人骂了十年,什么都不能解释。甚至,有些牺牲的老朋友,至死都把他当成一个小人。我们很难想象,这样的日子杨老是怎么熬过来的。我们唯一能肯定的是,1943年,在红岩村,周总理给了他坚持下去的理由

晚年的杨老,乐观开朗,看着新中国的日新月异。唯有每年1月8日,老爷子总是沉默不语,家人知道:这天是周总理的祭日。

2017年1月份,杨老在上海逝世,享年106岁,他的墓碑被设计成特殊的荷花形状,取“出淤泥而不染”之意。同时,在20世纪80年代,一部以他和几位战友为原型的电影被搬上了电影银幕,这部电影:《与魔鬼打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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