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宁海】应芳芳 | 回望成衣社的读书心得

拆迁前的成衣社旧址

宁海因独特的地理环境，自古以来都出手艺人，号称五匠之乡：木匠、泥水匠、漆匠、石匠、篾匠，闻名遐迩。除了五匠，还有铁匠、鞋匠、钟表匠、裁缝、绷花、酿酒……全凭一双手勤劳致富。

新中国成立后的五十年代初期，政府对农工商（包括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一化三改造，由城关23名铁器手工业者组成的城关铁器合作社，成为我县第一个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绷花社（宁海人将刺绣称作绷花）、草席社、水作社等相继成立。1955年，由散落在城关各处的裁缝师傅组成的成衣合作社，也在此期间应运而生，简称成衣社，也叫裁缝社、服装社，选址在三隍堂，是解放路口一栋三层连带二层楼的街面房。

当时的成衣社集中了城关最好的裁缝师傅，技术不好的不要，农业户口的不收，能进成衣社的都是响当当的红帮裁缝：刘公亮、汪根生、厉天艮，甚至有抗战前自日本学成归来、又在上海吸纳红帮裁缝的精髓、会讲一口流利日语的钱胜华。还有在桃源桥开裁缝店的尤氏三兄弟才恩，谢恩，欢恩，而跛脚柄富则是尤才恩的徒弟。时任厂长王书常，副厂长童忠诚，会计杨菊凤。这样一支强手联盟的队伍，在当时宁海县街红极一时。旧时学裁缝不比如今，跟师一年甚至八个月就囫囵着出去开张营业。红帮裁缝三年学徒一年伴做，一丝不苟，练就一手热水中捞针、牛皮上拔针的运针速度和力度。成衣社里的厉天艮师傅就是，十三四岁自家乡东阳去上海拜师红帮裁缝，满师后伴做四年，后因抗日战争爆发，离开上海几经周折逃生到慈溪，1944年辗转到宁海，终于落脚在解放路墈头下，与妻张罗了一爿裁缝店。成衣社成立时，他响应号召与妻女先后加入。

成衣社旧址

成衣社是开张起来了，生意却并不红火。刚从战争中走出来的新中国，商品供应十分匮乏，开始历时38年的凭票供应时期，票类繁多到生活必需品的方方面面，城镇居民每人每年只能分到一丈四布票，而当时的布匹门幅只九十公分，一般人一件上衣需7.5市尺，单裤6.5市尺，买了毛巾内衣被单等必需品后，剩下的做一条单裤都不够了。棉农在完成上交定额后，超额部分可以兑换布票，得以购买涉及到布类的诸多生活必需品。至于没有票券的黑户，为了保暖，甚至去废品收购站购买旧麻袋，染黑了做裤子。所以五六十年代，能做一件衣裳是相当了不得的事。好不容易做了件衣裳，也是大的穿了小的穿，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补丁叠补丁地穿上很多年。因此就有了修补工的营生，我的外公就是。

五十年代初期，我的外公外婆从上海来到宁海定居时带来了一辆缝纫机，在家门口的三隍堂路边专门替人修补衣服，补一件衣服收一角钱。成衣社门口倾倒出来的碎布片，全被拾掇着补破洞、纳鞋底了。六零年，他们被招工进成衣社，同时进的还有厉天艮师傅的大女儿17岁的厉鸣、厂长王书常15岁的女儿王月清，最小的叫叶翠芳，才13岁，跟在他父亲身边学撬裤脚边、拱袖笼等手工。范行森去世后，他的侄儿范建军被安排进去学做机修。他们这批招工后，成衣社在十几年时间里没再招过人。

裁缝好做，四七难熬。夏季里正经活不多，只能做上山袜这样的小件，有一阵子成衣社甚至加工螺丝钉，以维持生计。熬过了淡季，下半年的旺季到了，才开始赶结婚的、过冬的衣服。也没有特别时新的款式与花色，旗袍西服被冷落，五六十年代以后的中国服饰装扮简单到老三色老三样：蓝绿灰，中山装，军便装，人民装。结婚也这么穿，仅在胸前别一朵大红花。一直到七十年代末，服装款式和颜色并无太大变化：不分性别、年龄、季节、阶层，军便服一统天下。所以成衣社里做的最多的便是中山装：卡其布，直翻领，五个扣子，四个贴袋，有袋盖。工钱四角。至于男裤要二角五分，男衬衫也是。女裤工钱稍便宜，一角八分。成衣社里的车工速度快的，加上夜班，一天能做一套，得六角五分工钱。别看才六角五分，纵使厉天艮这样的大师傅一个月也就三十元工资，普通车工24元，人均生活费8元。

五六年之前，成衣社做的女性服装以列宁装为主，大翻领，双排扣，左右两个斜挖袋，也是用斜纹卡其布制作，有单衣也有棉衣，虽然也是蓝绿灰三色，但因为有腰带而显得很精神。列宁装原是苏联特有的男装款式，引入中国后成了中国进步女性的时装，表袋上别两支钢笔，与男性的中山装一起，一度成为机关干部的典型服饰。一直到中国与苏联断交，列宁装才退出历史舞台，被两用衫和军便服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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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炼简便又大方的中山装流行时间就长了。自1919年由孙中山与上海亨利服装店设计的第一套中山装开始，许多国家领导人如：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都常穿中山装，人民群众也以穿中山装来表达对新时代的欢迎。所以中山装又叫：毛装、人民装。很长一段时间，中山装被作为国家正式礼服，在出席重大活动中国家领导人的穿着。

在缺衣少穿的时期，结实耐穿为第一要素。卡其布质地紧密，手感厚实，是五六十年代最为常见的面料，连同布票四五角一尺。后来有了灯芯绒布，是那时候最高档最时髦的布料，连同布票要六角一尺，堪比现在的羊绒面料，属于高档货，种田地的农民是舍不得穿的，普通收入的也舍不得买，只有收入中高档的才有条件穿灯芯绒衣服。至于华达尼，三四十块钱一米，一件衣服要两米六，寻常百姓是想也不敢想的。大纹细布就属于劳动人民的布料了，又粗又厚耐磨又便宜，做成对襟圆领小布衫，穿上两三年，洗得发白了也就破了，可哪里破了补哪里，才舍不得丢了。

的确良的出现，是在七十年代以后了，那是顶顶时髦的面料，光滑细腻又柔软，就似八十年代出现的乔其纱衬衫一样，拥有一件的确良衬衫，是那个年代父辈们的追求。一有新的花色出现，百货公司隔壁的棉百经营部，自是挽亲托眷人头攒动。

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有一种农村妇女手工织就的老土布，四处流行。宁海前横村庄对面毛屿港，六十年代有三北人过来开荒种植棉花，就把他们本土特有的手织老土布工艺一并带了过来。南门村有一金老伯，六十年代末曾在前横帮人拉石头挣钱，主人家与他投缘，送了他一条老土布长裤，手工缝制，又暖又厚，穿了很多年。

缝纫机的出现无疑将女性从手工劳作中解放了出来，而将裁缝师傅请回家，为全家老小做一身衣裳，是很多人辛苦劳作一长年才能实现的梦想，举家老小量体裁衣的过程，是跟过年一般隆重的大事，自是好吃好喝的款待着。成衣社里的师傅收了订单，搬了缝纫机落家做上三五天，一天一块二的工钱，回到成衣社上交了工钱，依旧拿按月工资。农村里也有零星的小裁缝落家做衣裳，那工艺是没法跟成衣社的大师傅比的。

七二年开始，组建成衣社的老一批红帮裁缝已渐年迈，相继退休，而他们带出来的新一批接班人开始成为成衣社的主力军，如厂长陈杰、裁剪叶美娟、俞子建，他们组成了成衣社新一代的裁缝师傅。七三年到七五年间，因陆续接手一批中百公司的针织内衣单子，成衣社一分为二成两个厂：服装厂和针织厂。成衣社开始大批招人，以回城的下放青年居多。我母亲也在此时从乡村返回县城顶了我外公的职，我姨娘则顶了我外婆的，与厉鸣她们一起，被分去了建造在南门外黄土岭的“宁海针织厂”。陈旧的手动缝纫机，也在此时全部换上了电动缝纫车。厂长陈杰从上海请来了他红帮裁缝出身的父亲，带来了大都市标准化、自动化、系列化的生产线。成衣社小小的一栋楼满足不了发展起来的生产需要，在东门南蔡家巷借了东方社屋五六间作车间，流水线加工服装，两年后搬去成衣社。八十年代中，因愈发扩大的生产规模，服装厂搬去了大弯塘，成立了服装总厂，成衣社则作为个人加工点、零售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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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此时，全面改革开放的春风打开了国门，各式各样的服装扑面而来，人们结束了遮羞保暖为主的服饰需求，追求美观和个性。工商局在小北门路，还有蒲湖，纷纷架起钢棚出租给个体户。顿时卖服装和饰品的、布料和辅料的，还有一间紧挨一间的定制店，如百花齐放争奇斗艳。桃源路上也开起了个体服装店，水产大楼无疑是领头军，二楼的服装摊位前人来人往很是热闹。随着布票的取缔，超短裙、踏脚裤、蝙蝠衫各式奇装异服随着双卡录音机里的迪斯科舞曲缤纷面世，成了时髦青年最为钟爱的流行装。电影《街上流行红裙子》则刮了好长一阵子红裙子风；而25集香港电视连续剧《上海滩》中佩戴蛤蟆镜身着风衣的许文强，则给中国大地刮起了墨镜风衣流行风。与此同时，雅戈尔、培罗成、罗蒙、杉杉等品牌西服如雨后春笋般的涌现，重新穿上西服的男士，都不舍得去除袖口上的商标，成了街头一道特别的风景。

1993年，凭票供应的年代彻底划上了句号。1994年，服装厂与针织厂宣布倒闭。成衣社转租他用。取而代之的大大小小的私营服装厂与私人订制店遍地开花，大商场及各品牌专卖，从精品商场到太平洋百货；从西子国际到桃源广场；从上海广州到法国巴黎、意大利米兰等世界顶级时装发布会，引领着时尚潮流、把握着时尚脉搏。卡其布、的确良退出了历史舞台，老土布作了古董成了收藏品，羽绒服、羊绒大衣以绝对优势取代了笨重的棉袄、华达尼。真丝、苎麻、羊绒、貂绒、香云纱、蕾丝……各种服装面料层出不穷华丽登场。服装已不仅仅是服装，而是潮流，是个性，是时尚。裁缝师傅也不仅仅是裁缝师傅，而是引领着时尚潮流的王新元、吴海燕、张肇达；是为大明星设计服装的马可；是给春晚设计服饰的郭培；是走上2019伦敦时装周的张卉山、是融合宁波传统非遗工艺金银彩绣的红帮新秀——傅文洁。

从一百年前的第一辆缝纫机，到红帮裁缝，再到如今的私人订制、品牌专卖，服装反应着千年衣冠王国的风姿，承载着一段段厚重的历史记忆，展现着个性的审美意识，和日新月异的时尚元素。而三隍堂上的成衣社，则是见证了解放后老城人们三十八年的服装史。

作者：应芳芳

笔名阿紫，七零后，宁波市作协会员，曾出版个人文集《那些不曾忘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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