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匈奴贵妇“凤冠”——金镶贝玉头饰与耳饰的读书心得

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发展和文明史中，除了不同朝代的渐次更迭之外，同样无法忽视的还有各朝代与阶段中，中原王朝与不同北方游牧民族政权之间的冲突与融合。这些游牧民族政权同样是中华文化发展中的主角，没有主角之间的相互作用，中华文明很难说能否有现在的精彩与辉煌。在他们中，匈奴可谓大名鼎鼎。《史记·匈奴列传》中记载：

“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

匈奴是横跨欧亚大陆草原地带的古老民族。据史料记载，其于公元前五至三世纪兴起于大漠南北（内蒙古河套及大青山一带），与中原的关系最早可追溯至殷商时期。汉初，匈奴实力空前强大，多次与中原汉王朝发生激烈冲突，虽曾于公元前一世纪归附，但直到南北朝时期之后匈奴族才最终退出中国历史舞台。其一部分与中原汉文化融合，一部分去向不明，

（有学者认为北匈奴西迁后，于公元四世纪中期崛起于东欧，被欧洲人称为“匈人”，并建立起以匈牙利为中心的强大国家。但这一说法尚未在学界得到一致性认同）

至今成为世界文明史的悬案。这里我们不多强调政治军事，依然把视角聚焦于服饰首饰。见微知著，通过一套首饰，我们一起欣赏下匈奴贵族女性的偏好与审美。

匈奴考古

匈奴考古在国外开展得比较早，1898年俄国学者发现匈奴墓后，又陆续有多国学者组织展开匈奴考古，区域主要集中在蒙古和外贝加尔地区。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我国考古事业的发展和对匈奴考古的重视，考古人员在内蒙古等地区进行发掘，先后获得了一批重要的匈奴考古资料。

内蒙古地区曾是匈奴活动的重要区域，这里草场广阔，地貌丰富多样，属欧亚北方大草原的东端。从目前的考古发掘来看，包括桃红巴拉春秋晚期匈奴墓群、阿鲁柴登战国晚期匈奴墓、玉隆太战国晚期匈奴贵族墓、毛庆沟匈奴墓、西沟畔匈奴墓等，分布区域主要集中在黄河“几”字弯至阴山山脉，涵盖今天的内蒙古鄂尔多斯、巴彦淖尔、乌兰察布一带，古称“匈奴故地”。

1979年，考古人员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陶亥乡西沟畔原战国墓地的南侧，发现了9座相当于汉代时期的墓葬，并根据遗存特征判断为匈奴人墓地。其中西沟畔4号墓是一座西汉初期匈奴贵族墓，出土了多件精致金质、镶金首饰、水晶与玛瑙等材质的串珠。我们今天要聊的金镶玉贝首饰就在其中。

金镶玉贝头饰、耳饰

这套华贵首饰由头饰和耳饰两部分组成。

头饰部分由云纹金饰片、花形金饰片、镶金蚌饰等组成，出土时尚有金珠与水晶珠若干。其中冠饰部分均施以锤揲与錾刻，可见精湛做工。

耳饰部分由牌饰、串饰、玉佩组成。牌饰中奔跑的麋鹿形象是典型的草原文化风格，原嵌松石，现已脱落。串饰内嵌贝壳，白玉耳坠呈叶片形，外包金边，其上平雕螭龙纹并作局部镂空，是汉文化对匈奴文化影响的佐证。

西汉时期玉饰件 ©️春秋十二章 摄

整套首饰上锤揲、錾刻、镶嵌与焊珠工艺运用娴熟，并融合了当时中亚、西亚地区金银首饰的装饰风格。因材质奢华、工艺精湛、等级颇高而有“凤冠”之美誉，可见其主人生前非富即贵，应是匈奴族的一名贵妇。

焊珠工艺

在整套首饰嵌蚌与白玉耳坠的外廓部分，我们均能看到细小金珠均匀呈线状排布的装饰轮廓，在其他首饰上有时也可见其密布填塞于器物表面的纹样之中，工艺上称之为金粟、炸珠、焊珠等。

据学者考证，焊珠工艺最早出现于公元前2500年左右的美索不达米亚苏美尔文化的乌尔墓中，并在公元前9世纪至公元前1世纪的伊特鲁斯坎文化（Etruscan今意大利中部）时期达到高峰，历史十分悠久。

关于焊珠的制作工艺有几种说法，其中一种笔者认为比较合理的，是戴尔·布朗（Dale Brown）所著《伊特鲁里亚人：意大利一支热爱生活的民族》一书中所描述：

“焊珠工艺……将金丝切成细微小段，然后将它们铺在粘土坩锅的粉状土炭中，接着以炭火加热坩锅，接近熔点时黄金会融化并在张力作用下形成小金珠，冷却后，将坩锅内物质倒出，清洗木炭，并依大小筛选金珠，以动物胶加铜粉焊缀固定于金器表面。”

焊珠工艺的东传路径应不仅限于一条，欧亚草原之路，陆上、海上丝绸之路均为其东传的主要路径。唐代以前早期焊珠的出土文物从地域上来看，主要集中在以新疆、内蒙古、甘肃为主的西北边疆地区，以陕西、河北、河南、山东、江苏为主的中部地区和以广东、广西为主的南部沿海地区三个地区。这也与我们上文提到的三条东传路线相吻合，同时也说明了这项工艺不仅受到北方游牧民族匈奴人的喜爱，在中原地区也逐渐成为金银首饰制作中的一项主要工艺。

从先秦至西汉时期，焊珠工艺制品初具风格，至东汉与唐朝时期达到鼎盛，直至明清以后，焊珠工艺才逐渐没落。

鹿形纹样

动物纹风格装饰是欧亚大草原上各民族中十分常见的一种，其源头似可追溯到黑海北岸的斯基泰文化，然而目前学界主流观点更倾向于“多元起源论”，即：

“斯基泰人在前亚居住期间和其他前亚文化并列，互相借鉴，其中包括了复杂地选择某些近乎艺术成分的过程，这种成分成为高质量的斯基泰艺术形成的基础。动物纹艺术是多元性的，它们的一系列肖像图案的共同性应是意识形态的某种统一。”

无论是单一起源还是多元起源，我国北方游牧民族早期的动物纹艺术受到斯基泰文化的影响是确定的，并且在文化不断地交流融合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审美风貌。

我国境内的动物纹装饰，早期主要以圆雕与半浮雕为主，华丽者镶嵌松石，造型古朴浑厚。西周后期，以各种动物为主题的小件青铜饰牌开始出现，鹿形纹样在这一时期已有发现。进入春秋以后，不论饰牌上的动物纹主题还是其应用范围均不断扩大，常见的如虎、狼、鹰、牛、马、鹿、其他飞禽野兽等均有发现，应用范围则不限于武器、服饰、生活用具等。

常见纹样如虎兽之间咬斗，多是寓意勇猛克敌、称雄草原。而鹿的温顺,则从另一方面体现出了北方游牧民族追求恬静安逸的生活状态，鹿纹因此也成为了北方游牧民族的一种典型与独特的造型装饰。

通过这套金镶玉贝头饰耳饰，我们不仅可以感受到当时匈奴贵族女性饰品的华丽精致，同样可以看到多元文化和审美相互融合的痕迹。我们能注意到数千年来，人们在首饰审美与价值上对黄金与玉石珠宝高度认同方面的出奇一致。也不难发现，包括服装服饰在内的多个维度不断证明，在保留自身特点的同时，相互借鉴与共同发展一直是人类历史文化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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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南京博物院 《金色中国·中国古代金器大展》，译林出版社

2. 田广金 《近年来内蒙古地区的匈奴考古》，《考古学报》，1983年第1期

3. 张彤 《马背上的致美华器——中国古代北方民族金银器概述》

4. 陈洪波 《汉代海上丝绸之路出土金珠饰品的考古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

5. 李丝丝 《焊珠工艺及中国早期焊珠制品简析》，《猛虎·文物考古》2019年第4期

6. 晁舸 《动物纹艺术与欧亚草原之路》，《考古与考察：丝绸之路》2009年第22期

7. 沈爱凤 《亚欧草原野兽风格若干纹样研究》，《南京艺术学院学报》2009（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