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金德的陆权论：20世纪英国战略决策的最典型失败案例的历史知识

在上一篇北宋与南宋的安全经验：物权不平衡性带来的动员相对安全性中，笔者其实已经提到过战略方面的问题，但是仍然不够详细充分，这次以麦金德的陆权论具体展开一下。

我们姑且不考虑背后的给陆军涨军费的因素，单纯看这个逻辑本身，就有滞后性。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他们考虑到的问题仍然仅仅是商业意义上的利益与价值，而且这与马汉的海权论相比实在是个拙劣的模仿，马汉所处的时代是美国尚未形成一个确定性的金融垄断资本集团的年代，最上层的就是工业资产阶级，而商业虽然是前工业时代的核心，但是落后程度其实不算太多；但是对英国而言，这样的理论显然就不够，英国的最顶层是金融垄断资本，而这也是英国缺乏工业垄断资本的原因之一，因为财政借款人不希望纳税人变得更强大，以至于可以摆脱前者的束缚，使得他们丧失对后者的控制，这可是他们所不希望看到的。这固然是一个方面，但是对于英国来说，使用一个商业内核的分析工具仍然是值得批评的，因为怎么着也得是工业资产阶级的思维，而不是前工业时代的那种商业资本主义逻辑，因为即便把运输成本这一条设计得再好，它也仅仅能解决军队后勤运输的具体技术问题，而对于战略上的考量是完全不够的。

如果金融集权阶层真的为了自己的利益着想，就不能把军队和其他职能部门的想象力与思维限制在这么落后的范围内，否则在战略上是要出现问题的，时殷弘在国际战略的论述中就特别强调克劳塞维茨的那种军事是政治的延续的观点，也就是说，不能单纯为了军事考量而牺牲政治上的整体战略取舍利益，军事措施应当是有节制的、谨慎的和可限制的，军事如果单纯为了军事而服务，就容易陷入到施里芬陷阱之中，从老毛奇的那种军事为战略服务和取舍的战略思维下降到一种军事上的匠术层次了。格里布科夫的那种愚蠢的核武器滩岸歼敌思想导致了赫鲁晓夫错失了在1962年10月22日将既成事实固定化的机会——放弃了与古巴方面共同宣布已完成核武器部署的联合发布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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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金融集权阶层应当在战略层面制定服务和配合于自己的最有利的方案，而不是抱残守缺，从某种意义上说，英国固守早在北美独立战争时期就已漏风的光荣孤立政策本身就是它最终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英国没有关注到世界的财富与权力的重心已经从新航路开辟时的欧外世界转移到了工业化的欧洲本身，因此采取了与欧洲对抗而非有控制性的合作的关系，导致自身的对抗最终失败，被迫转入固定结盟状态，1902年的英日同盟就是这种失败最明显的写照。所以军事战略不能完全由军事研究人士确定，必须与最高战略目标和世界的财富与权力转移的趋势相一致。当然，我们必须有内生性的那种经济自主战略，但是军事战略必须与世界总体趋势相统一，因为军事斗争的主要对象是外部而非相反，所以必须与这个关系相适应。对外是具体部门的职能，而对内对外统一的战略是决策层的总括，对外的活动要服从于总括的思想与理论，但是也不能阻碍对外工作本身的必要常规。

麦金德的陆权论不仅不是个成功的案例，而且还是一个典型的失败，要引以为戒。从历史实践看，掌握了所谓大陆的心脏地带的强权沙俄与苏联都没能夺取世界霸权，反而都在极其惨烈的地缘自爆中化为粉齑。这就足以说明几乎被相关领域学者言必称的陆权论本身就有极大的不可靠性。从理论本身来说，其说法也十分缺乏说服力，铁路的运输成本虽然使得陆路长距离大规模经济运输变得可能，但是相比与海运，其优势主要还是时间，而非量，这种相对优势并没有拉开海权陆权两种模式的根本效率差异，事实上也达不到绝对的效率差，更何况比起马汉所处的国家与时代，英国这个老牌的金融集权（海权）国家就不应该把战略仍然锚定在比自己低两个维度的重商主义思维上，这样是非常粗糙、简陋和混乱的。帝国主义时代的资本集中程度更高，离商业资本本位的时代更远，怎么可能更加接近重商主义的军事思路呢？印度的田赋虽然重要，但是早已不是工业革命前那么重要了，所以俄国即便真的在东亚或者印度取得了进展，也不会在资本上出现重大的利好，资本主义本身就内生资本，不断进行资本积累的再生产，商业掠夺与积累的思维与实践早就落后于时代了，而俄国采取这种办法主要是基于自身落后的社会生产现实，而非他们真的没有认识到这种更新，他们与西欧的差距在某种程度上被进一步拉大了。英国跟进实则是不切实际的自我矮化，是一种严重的战略误判。

英国的失败例子是海权国家金融集权阶层犯过的最严重的错误，这一点和它在海上政策的失败是一脉相承的，都在过分重视欧外世界，而放弃在欧洲寻求建设性关系与控制性利益，导致自身被迫消耗国力去压制、对抗德国这个本来可以合作的对象。德国刚刚统一，金融机构和资本市场的南北融合与制度建设非常不完善，这个时候恰恰是英国控制德国资本市场进而主导德国经济的最好时机，但是英国没有这么做，而是利用旧有的均势政策来胁迫和压制德国，导致了战争风险的爆发。当然，我们这里没有展开它在英美法金融大三角中的紧急避险式博弈，这个博弈的重要性更高，但是和法国结盟必然要面临接受法德矛盾的危险，英德的金融合作本来可以取代和置换英法或者英德结盟的风险，但是英国没有这么做，反而是堕入更错误的选择中，导致自身更加被动。英国对美的金融合作可能性较低，但是在法国金融财团与美国银行家们发生可能的合作时，英国也不能干愣着，而是作为竞争者参与进来，使得法国的独占被打破，这些英国都没有做，而是放任法国产生这种威胁，尽管沃伯格财团后来踢掉了罗氏，但是如果没有这个插曲，那么法国就真的在对英博弈中占尽先机了。

英国的失败由两个部分构成，最核心的是金融财团本身的误判与战略傲慢导致战略内核失误，其次是他们将战略的拟定权下放到具体的军事和殖民等部门中，他们自身并不是全局性政策的制订部门， 自然容易强调自身部门事务的重要性，进而导致全局优先被局部优先所取代，这样制订出来的策略怎么可能是真正符合需求的方法呢？权力需要有下放的部分，但是不能全部下放，也不能全部由分支机构代办，那样是非常糟糕的。他们拥有专门的技术，但是技术官僚分析出来的报告仅仅对于他们部门自身有最严谨的价值，对于其他部门不但不大可能提供价值，还可能造成误判，最高主席团的拉希多夫在访问完古巴后回到莫斯科给赫鲁晓夫的报告里竟然提到古巴的热带疏林可以给战略火箭部队提供掩护，事实上格里布科夫在实地考察后发现这些树林不仅不能掩护，而且由于大部分是稀疏的灌木而无法进入，当地是热带，和苏联本土的那种亚寒带针叶林根本无法相提并论，而且酷热难耐，根本不适合军人与装备隐蔽。格里布科夫自身也有类似的错误，那就是为了其所谓的核反击而促使赫鲁晓夫放弃了古巴核部署情况公开，这也是过渡依赖技术官僚和专业分支给整体战略带来的严重损失。这些都是同样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