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遍文坛的时候，汪曾祺常和人讲起李健吾​的历史知识

孙郁：汪曾祺与李健吾

来源：《语文建设》2012年02期

汪曾祺到上海是在1946年，因为初出学校，一切都陌生得很，一时没有工作。他对这个大都市，似乎没有什么感觉，处于失业的状态，很焦虑，连一点创作的雅兴也没有了。

那时候的上海有左翼文人的圈子、鸳鸯蝴蝶派的圈子、海派的圈子。但他对这些都没有什么感觉，反倒对京派意味的人情感触很深。这固然和沈从文有关，但那时候所接触的李健吾等人，对他的帮助也起到了作用。

要不是遇到李健吾，汪曾祺真的要过流浪的生活了。他回忆说：“1946年秋，我由昆明到上海。经李健吾先生介绍，到一个私立中学教了两年书。1948年初春离开。这两年写了一些小说，结为《邂逅集》。”

他认识李健吾大约在巴金家里。巴金在那时候名气很大，也是许多青年喜欢的作家。他走进巴金的客厅，显然是沈从文的关系，也有巴金妻子萧姗的因素，萧姗与他是联大的同学。而那时李健吾恰也是巴金家的常客。一身文人气的汪曾祺很快赢得了周围人的好感。李健吾推荐汪曾祺也有这个因素。

许多年后，也就是汪曾祺红遍文坛的时候，他常和人讲起李健吾。那是20世纪80年代初，他在文章中多次提到这位有恩于己的人，认为要讲文学批评的文章好，首推李健吾先生。

李健吾生于1906年，山西运城人。1921年入北师大附中，后考入清华中文系。因为幼时喜欢戏剧，入学后便成为戏剧社的头面人物。此间开始了翻译和文学批评写作。在清华，他的兴趣很广后到外语系读书，外文功底不错，眼界大开，遂有诸多美文问世，一时被朱自清等人看重。30年代初，他赴法国留学，一下子钻入法国文化的历史里，后因写《福楼拜评传》而名播学界。回国后在北平，成为京派的活跃人物。他的婚礼还是周作人主持，可见人缘之好。此外与朱光潜、杨振声、朱自清、靳以、沈从文、巴金关系亦深。1935年8月，他到上海工作，任教于暨南大学。直到抗战，一直在孤岛苦住。20世纪40年代后期，其文学活动频繁起来，在上海有一定的活动空间，汪曾祺就是在这个空间开始自己的新生活的。

那时候李健吾是个风头正健的人物，汪氏还只是个文学青年。对李健吾的义字，他一直是敬佩的。不独汪氏如此，沈从文、巴金也是看重他的。因为有法国文学研究的背景，加之乡土化写作的基础，京派的作家与上海的文人都欣赏他。在孤岛时期及内战的日子，他的文字引起了许多人的兴趣。钱钟书、杨绛与他的交往，都是有趣的佳话。

在一般人眼里，李健吾的翻译是好的。他所译罗曼·罗兰、托尔斯泰、莫里哀、巴尔扎克的作品，影响很大。其实他最喜欢的是戏剧，在此领域探索很久，成果亦多。小说也写过许多，除了《一个兵和他的老婆》外，大多平平。但他的批评是好的，用“刘西渭”这个笔名写下的剧评、小说评论，别有风采，至今还有些文字被研究者所注意。在现代文学批评史上，他的分量显得格外特别。

李健吾在审美倾向上，亲近的不是巴金那类的人，而是沈从文先生，关于《边城》，他写道：

在今日小说独尊的时代，小说家其多如鲫的现代，我们不得不稍示区别，表示各个作家的造诣，这不是好坏的问题，而是性质的不同，例如巴尔扎克(Balzac)是个小说家，伟大的小说家，然而严格而论，不是一个艺术家，更遑论乎伟大的艺术家。为方便起见，我们甚至可以说巴尔扎克是人的小说家，然而福楼拜，却是艺术家的小说家，前者是天真的，后者是自觉的，同是小说家，然而不属于同一的来源。他们的性格全然不同，而一切完成这性格的也各各不同。沈从文先生便是这样一个渐渐走向自觉的艺术的小说家。有些人的作品叫我们看，想，了解；然而沈从文先生一类小说，是叫我们感觉，想，回味；想是不可避免的步骤。废名先生的小说似乎可以归入后者，然而他根本上就和沈从文先生不一样。废名先生佛仿一个修士，一切是向内的；他追求一种超脱的意境，意境的本身，一种交织在文字上的思绪者的美化的境界，而不是美丽自身，沈从文先生不是一个修士。他热情地崇拜美：在他艺术的制作里，他表现一段具体的生命，而这生命是美化了的，经过他的热情再现的。大多数人可以欣赏他的作品，因为他所涵有的理想，是人人可以接受，融化在各自的生命里的。但是废名先生的作品，一种具体化的抽象意境，仅仅限于少数的读者，，他永远是孤独的，简直是孤独的。他那少数的读者，虽然少数，却是有了福的(耶稣对他的门徒这样说) 。

此段批评文字有理论的直觉，刀一般地切割着文本，透彻而爽快。汪曾祺看过他的文字，想必是心以为然的吧。李健吾欣赏沈从文的原因很多，不说教，在故事与诗境里拓展人性的丰富性，那是一般观念化写作者没有的东西。沈从文的文字没有学者腔，自然也没有文艺腔，他的天然的本色的存在，以及善意的内省，将乡村的未被污染的人性的美记录下来。李健吾惊异地发现，“沈从文先生在画画，不在雕刻”。画画，则不必分析与刻意，自然喷吐，随意挥洒，却又那么安静。雕刻就坏了，有着做作的一面。上世纪30年代后，许多文学是雕刻的，就不免呆相，被束住了什么。

这些看法，像是对半个世纪之后的汪曾祺所说的。后来的汪曾祺，走的就是“画画”的路，而非“雕刻”之径。如此说来，两人的心是近的。我们现在已无法知晓当年的情形，二人的交往、友情，都散失到时光的空洞里了。但我们能猜想彼此相知的惬意，至少在谈论沈从文时，两人的心是相通的。

李健吾对京派文人的认识很是特别。他谈到周作人、废名等人的创作，如今看来依然有趣。在内心深处，他是欣赏苦雨斋中的文人的。在谈到何其芳时，他讲到了周作人与废名：

冯文炳先生徘徊在他记忆的王国，而废名先生，渐渐走出形象的沾恋，停留在一种抽象的存在，同时他所有艺术家的匠心，或者自觉，或者内心的喜悦，几乎全用来表现他所钟情的观念。追随他历年的创作，我们从他的《枣》就可以得到这种转变的消息。他已然就他美妙的文笔，然别着眼三两更美妙的独立的字句。着眼字句是艺术家的初步功夫，然而临到字句可以单自剔出，成为一个抽象的绝句，便只属思维者的苦诣，失却艺术所需的更高的谐和。这种绝句，在一篇小说里面，有时会增加美丽，有时会妨害进行，而废名先生正好是这样一个例证。所以，纯就文学的制作来看，友谊不能决定它的类属。周作人先生有广大的趣味，俞平伯先生有关丽的幻想，而废名先生，原可以比他们更伟大，因为他具有想象，平适的语言，不幸他逃逸光怪陆离的人世，如今收获的只是绮丽的片段。

尽管文中有诸多批评的言辞；但你能感到其间的亲切口吻与精神的共鸣。无疑，他是民国间一流的鉴赏家。在上海编《文艺复兴》时，就凝聚了一批作家，钱钟书《围城》就是在此刊刊载的，此已成其得意之事，直到50年代，他依然认为钱钟书乃罕有人才，其学识与价值，非一般人可及。那判断至少比夏志清要早多年。一个亲历历史的人，有时能跳出历史嘹望日迹，眼光总要不同寻常的。

汪曾祺觉得，李健吾的批评，其实也是创作，那笔下涌动的，有波澜不惊的玄思，亦多吞云吐月的冥想。批评也是诗，以一种感情接纳另一种感情，在更自我的叙述里演绎着别致的叙述。而且多种对照里不乏哲思与史的意味，在嘹望了别人的同时，自己也成了其中的风景。批评家是远离作家的陌生人，一旦有会心的发现，亦可成为亲密的同路者。他不必认同，却可进入对象世界，将隐曲不明的说出，一任性情的流淌，揉碎、撕断诸多线条，看那图景未显的部分，及已显的存在隐含的因子。京派文人的文字，易被这样拆解，且趣味绵绵。周作人、废名、俞平伯都有文字后的东西。沈从文就对此羡慕不已，但他说不出自己的感受。李健吾在众人沉默的时代，说出了别人说不出的话。批评因他的存在，艺术化了，也就社会化了。

李健吾的批评文章，很容易使人想起朱光潜的美学观点，他们在许多方面是相近的，和激进的思潮总有些距离的。朱光潜在理论上建树很深，谈具体的作品的分析文章不及其理论叙述深切，是象牙塔里的存在。李健吾的批评有时候可以作为朱光潜美学思想的注解来读，它们是互为里表的。这些看--法不仅与沈从文的创作思想吻合，与汪曾祺的追求也不差。我们看这些人的文章，对比一下那个时期的一种流派的东西，就清楚了。

留学欧洲的一些学者，在审美方面讲究超功利的创作，对实用的精神和浅薄的模仿持保留的态度。朱光潜在上世纪40年代有一篇《流行文学三弊》文章，发表在《战国策》杂志上，其中的观点颇符合李健吾和汪曾祺的口味。作者说，目前文坛的问题是：一陈腐，二虚伪，三油滑。讲到陈腐的问题，他写道：

谈现在流行的文学作品——尤其是所谓“宣传”品——我们常嗅到“善书““感应篇”之类的气息。著善书，说圣谕以及写八股文的精神和方法，在任何时代都是要不得的。而现在还在那里滋长和蔓延，这是我们最为新文学危惧的。尽管传统派批评家呐喊着要永恒性与普遍性，每个艺术作品的境界必定是独到的，新鲜的。没有创造，就没有艺术。所谓创造，并不是根据一个口号，敷衍成一篇文字，贴上“诗”“小说”或“戏剧”的标签，而是用适当的语言表现出一个具体的境界和亲切的情趣，这是资禀和修养的结晶，不是支票或头衔所能买到的。

这一段话很像是周作人所说的，和李健吾、沈从文、汪曾祺神似得很。他的文章，似乎在为一批人的理念发言，与浪漫诗学真的距离远了。他还写过对含泪的文学的看法，也有意思。他以为只会煽情的文章不是好的文章，应当警惕。文艺作品在感伤里久久盘旋，使人流泪，不是艺术的极致，文学里有超出我们的泪水的更高的境界，那大概是理性与智性的混杂。此话也易令人想起沈从文传统的色调，在审美上是独立文坛的。但他们又和梁实秋这些白碧德主义的追随者不一样，不是狭隘的唯美主义的拥护者。梁实秋在讲到审美的时候，把文学中的情感经验和道德因素排斥出去，是很有问题的，朱光潜在《与梁实秋先生论(文学的美)》中，批评了梁氏的观点，以为过于褊狭了。按照梁实秋的看法，沈从文、汪曾祺的小说都有问题，因为把精神体验的极端的意绪表现出来，是不合乎白碧德新人文主义的精神的。可是李健吾、朱光潜却一致认为，创作中的历险，未尝不好，独到性才是文学的追求之一。对于他们来说，沈从文的经验，实在是重要的。

无疑，这样的观点在那时候被淹没到动荡社会的呐喊里。乱世之音哀以怨，谁去注意那些精美的存在呢?汪曾祺不久就意识到，自己的那些文字，和李健吾的抒怀，终究要被无情的大潮卷去。血和泪的文学，是青年钟情的存在，而他们这些书斋里的情调，仿佛是脆弱的幼林，存活下来不易。

文坛那时候流行的是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周扬、胡风的批评文字。50年代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批评观一统天下。胡适被批，俞平伯被批，胡风被批，最后只剩下周扬、姚文元了。对那些批评家，汪曾祺都隔膜得很，但也不去争论。他业余时间看的是另类的文字，趣味没有多少改变。每每想起李健吾那样的人，一定是无奈的叹息。

沉寂了多年之后，李健吾的批评因为汪曾祺等人的介绍，开始引起青年作家的注意。我也是在80年代才注意到这个批评家的文字的。汪曾祺对当代的批评家不以为然是一定的。大概是缺少学问和诗意的缘由，多显得无趣。其实，汪曾祺自己也能写一手漂亮的批评文字，他谈林斤澜、邓友梅、铁凝，文字都好，散文的美和理论的沉思都有，在文体上是别具一格的。有一次我在他家里做客，谈到当代的批评和他自己的批评文字，他对周围的批评风气并不满意。那次谈话还提及李健吾，他一脸敬重的样子，说，李健吾的感悟好，还有西学的底子，自然高于别人。而我那时侯看到他写的评论短文，也没有一点时风样子，古雅、散淡、形象，夹着悠然的美意。真的就像民国时的书评，学识和诗趣进放其间，深切而美丽。作家的书评写得好的，一是茅盾，二是王蒙，三是孙犁，汪曾祺可谓紧随其后吧。读他的书，其实能看到一个时代的某种风气。那是一代人的风尚，我们看了，除了感叹，还有神往的地方。这在别的作家那里，是很难见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