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人种族主义偏见与北美印第安人形象建构的古典文学

如果说“高贵的野蛮人”和“邪恶的野蛮人”代表了自新大陆发现以来欧美主流社会所塑造的两种对立的印第安人形象的话，那么，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环境主义运动的兴起和西方社会对基督教环境伦理的反思，“生态的印第安人”成为北美土著的新形象。这一形象背后蕴含着如下观念：其一，印第安人是大自然的守护者和天生的保护主义者。很多印第安领袖都坚持认为只有他们才是大地的守护者。如20世纪30年代苏族领袖立熊（Luther Standing Bear）酋长就曾断言：“印第安人是天生的保护主义者，他们从不毁坏任何东西。”关于印第安人是自然的守护者的观点在白人社会中也有很多支持者。环境史学家唐纳德·休斯（Donald Hughes）、印第安史专家威尔伯·雅各布斯（Wilbur Jacobs）、政治家斯图尔特·尤德尔（Stewart Udall）等人都对印第安人与自然和谐的环境伦理推崇备至，发表过很多类似的言论。如雅各布斯称：“在研究了生物、物理和社会科学的大量证据后，我确信印第安人的确是保护主义者，他们是美国的第一批生态主义者。”其二，印第安人的环境伦理是一种尊重大地母亲、尊重其他生命形式、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生态智慧，与基督教白人以征服自然为特征的环境伦理形成鲜明对比。环境史学家卡罗琳·麦钱特（Carolyn Merchant）在研究了殖民地时期白人与印第安人对待自然万物的不同态度后指出：“对新英格兰的土著人来说，动植物是自然赐予人类满足自己需要的礼物；而对崇尚重商主义的殖民者来说，同样是这些资源，作为商品进行交换，就变成了金钱和个人财富的来源”。其三，印第安人的环境伦理是拯救当前世界环境危机的良药。斯图尔特·尤德尔曾称：“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今天的环境保护运动者发现：他们转向古代印第安人的土地智慧……去寻求启示。”印第安社会活动家德洛里亚教授（Vine Deloria，Jr.）也认为：如果白人社会想要生存下去，就必须“放弃其追逐名利的文明，回到一种简单的部落式的狩猎和采集生活之中”，即“选择印第安人的方式”。

“生态的印第安人”这一假说与其说是印第安人的生态伦理及其与自然关系的反映，不如说是白人社会对北美土著人的传统偏见与当前环境危机相结合的产物，是高贵的印第安人形象在当前全球环境主义时代的新版本，只不过这次批评的对象由腐化堕落的欧洲文明变成了以征服自然为特征的基督教环境伦理。因此，“生态的印第安人”形象的流传名义上是白人社会对印第安人传统生态智慧的推崇，其实依然是欧美基督教文化中根深蒂固的他者情结在作祟。不过与此前不同的是，北美印第安人不仅欣然接受白人社会所赋予的这一全新形象，还刻意宣传印第安人的传统生态智慧，并按照“生态的印第安人”的形象进行自我塑造。

其实，印第安人刻意塑造与白人不同的文化认同的尝试由来已久。历史上抵制文明开化政策的许多印第安领袖都曾经对白人文明进行批判，并倡导回归印第安人的传统生活方式。如美国建国初期印第安人领袖纽伦（Neolin）、哈萨姆·雷克（Handsome Lake）、特库姆塞兄弟（Tecumseh and Tenskwatawa）等都曾经做出过尝试，不幸以失败告终。自19世纪末以来，随着印第安人被赶入保留地和美加政府文化同化政策的推行，印第安人面临着文化灭绝的命运。不过，文明开化教育也使一部分印第安人借鉴白人社会的民族、权利等现代理念，并以此为武器来争取本族群的权利。许多印第安领袖开始有意识地宣传不同于基督教文化的环境伦理和大地崇拜观念，以此来激发印第安人的民族自豪感。如20世纪初期印第安社会活动家伊斯特曼（Charles Eastman）通过诸如《印第安人的心灵》（The Soul of the Indian）等畅销书描绘了一个与大自然相融合的印第安社会。他写道：“除了大自然以外，我们没有神庙和圣物”，印第安人是“大自然的人”。到20世纪60—70年代，随着印第安民族权利运动的兴起和全球环境主义运动的蓬勃发展，许多印第安社会活动家把“生态的印第安人”形象当作了与美加政府进行资源控制权斗争的工具。德洛里亚教授可以说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他一方面批判白人社会对于印第安文化的歪曲，另一方面又对印第安人的环境伦理进行神化，刻意塑造“生态的印第安人”形象。德洛里亚教授的许多观点并不是学术研究所得，而是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任何不赞同“生态的印第安人”假说的主张都会遭到他的激烈抨击。

虽然不是所有的印第安人都赞同“生态的印第安人”形象，但在土著权利和文化复兴运动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北美土著人开始把宣扬与基督教文化不同的环境伦理当作彰显其文化独特性和争取民族权利的工具，“或许印第安人已经把自然热爱者这一形象当成了标榜他们是印第安人的一种途径了。”正是在环境主义者和印第安民族权利运动的双重推动下，历史上高贵的印第安人在生态主义时代变成了“生态的印第安人”。因此，这一形象在20世纪60年代的流行，所折射的是当代北美主流社会对于环境问题的忧思，是“生态的思想召唤了印第安人的形象”。

然而，“生态的印第安人”形象仍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对印第安人刻板化、片面化认知的本质，只是白人文化中的他者观念在生态主义时代的再现。无论上述形象所传达的印第安人的环境伦理的真实性还是各个部落之间环境观念的差异性，均不在上述形象传播者的考虑之列。即便是基督教环境伦理果真如他们所批判的那样，完全以征服自然为特征、与印第安人的所谓的与自然和谐的伦理观形成截然对比，这些也没有被纳入其使用者的严格学术考察之列。西部史学者理查德·怀特指出：印第安人及其环境伦理变成了“批判白人社会的工具，至于真实的印第安人或者印第安人的信仰与行为（对白人社会来说）是无关紧要的”。与此前不同的是：美加两国的许多印第安部落为了实现其利益诉求，刻意按照上述形象进行重新包装和自我塑造。因此，无论是推动这一形象传播的欧美主流社会的环境主义者，还是印第安部落的领袖，依然没有摆脱白人与印第安人双方之间他我二元对立的传统思维模式。

在漫长的历史变迁中，北美各地区的印第安人的生活环境差异很大，在与自然界的交互作用中形成了各不相同的环境伦理。有的狩猎部落的确在万物有灵论的基础上形成了少杀、慎杀的朴素保护传统；而有的部落则信奉：对所遇到的猎物不猎杀干净，是对猎物的不尊重，甚至认为猎物会越杀越多。如18世纪在哈德逊湾周围与印第安人有所接触的约瑟夫·罗布森（Joseph Robson）和亨利·埃利斯（Henry Ellis）等人都曾留下过许多类似的记载。其实，北美印第安人并“不比其他民族更具生态智慧”。他们与其他地区的人一样，“需要养活家庭……从树木和渔业中赚钱……可不幸的是高贵并不能支付账单”。《生态的印第安人》（“Beyond the Ecological Indian”）一文的作者——考古和环境史学家夏帕德·科莱克（Shepard Krech III）指出：“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印第安之乡在文化、权力、历史经历和记忆方面，从来都不是一个完全一致的地区，那些这样认为的人们杜撰了一个像'生态的印第安人’这样的巨大神话。”

“生态的印第安人”假说为当代社会塑造了一种生态守护者的形象，这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改变欧美主流社会对印第安人的种族偏见，对当前的环境保护和印第安人争取权利运动有所推动，但效果有限。这一形象建立在否认印第安人的文化多样性的基础上，与以前流行的“高贵的”印第安人和嗜血的野蛮人这两种对立的形象一样，是没有历史且一成不变的静止形象。地球上生命的历史就是一部生物及其周围环境相互作用的历史。印第安人被塑造为大地守护者的形象固然可以把环境破坏的责任推给白人，但也等于否认了印第安人的历史作用，否认了他们丰富的历史和文化变迁。甚至当前土著社会为了改善生存状况，对自然资源进行的开发利用都有可能与这种不食人间烟火的呆板形象发生冲突。一旦土著族群谋求经济发展的行为与主流社会所认可的“生态的印第安人”标签不相符合的时候，上述形象就变成了对印第安人进行讨伐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