耗羡归公与养廉银：雍正皇帝刚柔并济，将官场腐败现象整饬一新的古典文学

作者｜兰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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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即位后，以铁腕手段追讨国库欠款，大批贪渎官员被革职抄家。但他深知，一味刚猛治理不好国家，所以他也有软的一手，这便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耗羡归公”和“养廉银”。

耗羡，是指火耗和羡余。

火耗出现于明朝。张居正当政时，曾推行“一条鞭法”，规定的将田赋、徭役及其他杂税合并征收银两。

张居正此举，本意是为了减轻民众负担，但是老百姓手里大多是碎银，需要熔化铸成银锭上缴国库，而在这个重铸的过程中，难免会有银两损耗，因而需要额外缴纳一部分，收多收少，取决于地方官吏。

羡余的历史更久远。唐朝中期，一些地方官为讨好皇帝或上司，会以税收盈余的名义进贡，其实质是税外对普通百姓的勒索。比如白居易在《重赋》就说：“号为羡余物，随月献帝尊，夺我身上暖，买尔眼前恩。”

在雍正之前，清朝官员薪资很低。康熙朝初年，一位御史曾向皇帝反映：如今一知县，每月俸禄仅三两，全家老小只能粗茶淡饭。有些贪污的县官，起初仅仅是想改善家人生活，应对官场应酬，后来越贪越多，索性做个贪官。

到康熙晚年，官员贪污行为愈演愈烈。身为阿哥的雍正对此看在眼里，决心等自己当了皇帝，非要整治整治这些贪墨的官员不可！

所以，即位不到一个月，雍正便下令追讨国库欠款。此外，他还有软的一手，他命令各地督抚如实汇报自己的真实收入。

见识了新皇帝的铁腕手段，督抚们老老实实地上报了：

广东巡抚年希尧汇报，自己每年除了一百五十五两的合法收入，还有六万五千的灰色收入。

山东巡抚黄炳奏报，自己所在的衙门，每年要收受十一万两。

两江总督查必纳说，两江总督衙门每年要收二十万两。

收到了如上汇报，雍正帝非常满意。在年希尧的奏折后面，他批复道：“览尔所奏，朕心甚悦。全无真语，一无粉饰。”

看到这里，您也许奇怪，雍正为什么不怒反喜呢？因为他有着丰富的行政经验，很清楚官员俸禄太低，远远不够应付他们的各项支出。

还是以地方督抚为例，虽然他们已经算得上是封疆大吏，但他们每年合法收入却只有一百五十五两，远不能覆盖他们的实际支出。

身为省部级高官，养家糊口，出行起居，人情往来，都需要自己掏腰包。为了开展工作，他们需要请一批幕僚为自己办事，而请这些幕僚的钱，需要督抚自己负担；此外，部分地方政务，如地方每年的阅兵，朝廷是不报销费用的，其经费要督抚自筹。

这样杂七杂八算下来，每年的实际支出，需要在两万多白银。

为了维持体面的生活和政务的进行，官员们必须征收耗羡。

鉴于这一情况，雍正打算实行耗羡归公：就是各地将耗羡收入按一定比例上缴中央，然后中央再统一管理和分配。

雍正二年，皇帝下令各省依据本地情况推行耗羡归公——还特意强调耗羡归公后，其收率不能增加。

耗羡收上来了，一部分银两留作地方办公经费，一部分用来弥补亏空，其余的钱，要为官员发放养廉银。

所谓养廉银，顾名思义，就是培养官员廉洁之风的银子。

耗羡归功后，地方官失去了一项生财之道，为防止他们贪污，雍正决定按官职高低、事务繁简、用度多寡，向官员发放一笔丰厚的生活补助费：总督每年的养廉银为两万两，巡抚为一万五千两，布政使为一万两左右，按察使为八千两，道府为五千两，州县官员一多千两。

这样的数额，是他们俸禄银的数十乃至百倍，足够当时的官员过上体面的生活 了。

地方官发放了养廉银，京官虽然表面风光，但是俸禄低，生活成本高，难以养家。如果不解决他们的薪资问题，恐怕他们还会向地方官员索取财物。

考虑到这一点，雍正也给京官涨了工资。汉人小京官，每年领十二石禄米，大多不够一家食用。雍正三年 (1725年)起，给他们增加俸银禄米。三年后，又下令对吏、户、兵、刑、工尚书、侍郎，兼管部务的大学士发放双倍俸禄。

除了文官，武将也有数目可观的养廉银。

养廉银出现前，官场上陋规横行。比如康熙晚年，江西巡抚白潢就向皇帝汇报过本省的陋规情形：

节礼，下属在节日（当时普遍有“三节两寿 ”的说法，即春节、端午、中秋三节，长官及夫人寿辰）要送礼 ，每年大约收能到五万两。

漕规，粮道衙门送，每 年四千两。

关规 ，税关衙门送 ，每年两千四百两。

盐规 ，盐商送的，每年一万两 。

钱粮平头银 ，布政使衙门送，每年八千两。

雍正元年，发出上谕，禁止朝廷钦差接受地方官馈赠，地方督抚亦不得以此为由搞摊派。

“于应取之外，稍有加重者，朕必访闻，重治其罪 ”。这是推行养廉银后，雍正警告官员们手莫要乱伸。

在皇帝的严令下，取缔陋规运动效果显著。广东巡抚年希尧 ，对下属的节礼，一律拒收；广西巡抚孔毓殉，也对节礼“尽行不收”；河南巡抚田文镜，以身作则的同时，严厉约束家属和工作人员，不得收取任何礼品，哪怕本地土特产也不行。

对那些心怀侥幸，肆行贪墨的官员，雍正一经发现，必予以严厉惩处。巡察御史博济向驿站勒索，被革职；山东蒲台知县朱成元被人揭发向上司行贿，雍正下令严加审讯，将一众贪官绳之以法。

耗羡归公与养廉银，是治官与治财相结合的重大举措，充分体现了雍正的能力和魄力。耗羡归公，充盈了国库，完善了财政制度，减轻了人民负担；养廉银制度，让官员收入变得透明化、制度化，此后半个世纪，贪污大案明显减少，其中就有养廉银制度的功劳。

不过，到了乾隆后期，又出现了李侍尧、王亶望、和坤等大贪污案，这里面有官员的欲壑难填，也有继任者的举措失当。

随着美洲白银的大量涌入，物价差不多涨了三倍。但乾隆非但没有提高养廉银数额，反而常常把本就不多的养廉银挪作他用；嘉庆继位，面临着财政困境，也会经常扣发官员的养廉银；道光一度进行深化改革，可他的能力胆魄远不及其曾祖，在官员们的极力反对下，他的雄心壮志彻底付诸东流。

参考资料：《清史稿》《清世宗实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