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泽克｜从具体普遍性到主体的古典文学

文｜齐泽克

译｜蓝江

摘自｜《读黑格尔》

四、从具体普遍性到主体

为了正确把握这种对未来的开放性，这种开放性将追溯性地决定我们现在行为的意义，我们应该从对黑格尔所说的“具体普遍性”的标准理解上更进一步：这种普遍性通过其自我和解产生其特殊内容，从而作为其自身的特殊物种之一出现。让我们首先说明一下具体普遍性是什么。1914年，当被问及哪个作曲家在他的时代是最伟大的，西贝柳斯（Sibelius，顺便说一下，他几乎是纳粹的同情者）毫不犹豫地回答。“勋伯格。但我也喜欢我自己的音乐。”

因此，即使是他，这个大保守派，也意识到了勋伯格实现的突破：虽然他只是其他作曲家中的一个，但勋伯格重新建构，从而定义了整个领域——在他的突破之后，像以前那样写音乐是不可能的；如果有人这样做，他的作曲就是一个伪作曲。这就把我们带到了具体普遍性的逻辑上：在一个由多种现象组成的复杂领域中，辩证分析的艺术在于发现一个过度决定整个领域的（现象）；这一个现象不仅仅是具体普遍性的典范案例，而且作为一项规则是其例外——因此，作为例外，它成为整个领域的关键。因此，在其普遍性中把握一个现象同时意味着把握其局限性。

让我们在这里举一个完全不同领域的例子。正确的黑格尔悖论是，在今天美国的具体情况下，真正提出“所有命都是命”这一普遍主张的唯一例外是说“黑人的命也是命”，因为黑人的压迫在今天是普遍压迫的症状点，是典型案例。当人们说“但为什么只有黑人的命才是命？所有的命都是命！”这样的扯平运动就切断了普遍压迫的边缘。同样，如果在希特勒的德国，人们说“但为什么如此关注反犹主义？其他种族也饱受压迫！”，人们就会混淆纳粹种族主义的真正可怕之处，这在反犹主义中得到了体现。而且，人们应该在此补充，今天的以色列在与巴勒斯坦人的关系方面也是如此：在今天的以色列，真正反种族主义的唯一途径是承认以色列国对待巴勒斯坦人的方式是种族主义的。这就是黑格尔的“具体普遍性”：总有一个特殊的物种，在这个物种中，属类在其“对立规定”中遭遇了自己——或者，正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经常引用的一段话中所说：“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 一切其他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

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马克思立即提供了一个例子。“在中世纪，甚至资本——不是指纯粹的货币资本——作为传统的手工工具等等，也具有这种土地所有制的性质。在资产阶级社会中情况则相反。农业越来越变成仅仅是一个工业部门，完全由资本支配。”

另一个例子。在处谈到新冠疫情的话题时，仅仅逐一分析不同的国家和描述疫情在那里的具体形式是不够的。这里就进入了黑格尔的抽象普遍性和具体普遍性之间的差异。当我们谈论全球新冠疫情时，我们通常把 “疫情”作为一个中性的普遍概念，它适用于所有国家。然而，很明显，这个普遍概念并不是真正的中立：它秘密地将新冠疫情在一些选定的国家（通常是西方发达国家）所采取的形式作为特权——这就是黑格尔所说的“抽象普遍性”。我们需要做的是分析新冠疫情在世界不同地区的互动中所采取的形式。疫情在西欧、在巴西、在中国等地的形式不仅仅反映了世界该地区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本身是通过全球互动出现的。例如，如果不分析拉丁美洲陷入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方式，不分析它是新殖民主义剥削的受害者，就无法理解拉丁美洲国家的新冠疫情的流行形式。这种相互依赖的具体网络就是黑格尔所说的“具体的普遍性”。

当然，事情在这里变得更加复杂：在一个普遍性的特定历史形式中，只有一种特定的形式，这种普遍性在它的抽象性中是这样出现的——对马克思来说，劳动的例子“明显表明，即使是最抽象的范畴，尽管它们对所有时代都有效——正是因为它们的抽象性，但就这种抽象性的具体特征而言，它们本身同样是历史关系的产物，并且只为这些关系和在这些关系中拥有它们的全部有效性。”但我们在这里感兴趣的是，同样的具体普遍性逻辑如何适用于种族主义——让我们改一下马克思的话：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种族主义决定其他一切种族主义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在今天的美国，它是反黑人的种族主义，而在纳粹德国，它是反犹主义的种族主义，而在今天的以色列，它是反巴勒斯坦的种族主义。

另一个例子。早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在南斯拉夫（当时斯洛文尼亚是南斯拉夫一部分），人们广泛地容忍和实践所谓的性革命，即使在今天，我还记得它的一个奇特景象。我不得不去拜访我的一个学生朋友，借一些讲义；他住在一个高层学生区，在入口处寻找他的名字时，我发现在一块黑板上贴着一张管理部门的纸条，或多或少地写着以下内容。我们收到一些住在这里的学生的投诉，说他们隔壁房间的群交狂欢在晚上实在太吵了，以至于他们不能安静地睡觉或学习，所以请你们在晚上进行群交时，注意不要发出太大的声音……让我印象深刻的是，管理层并不反对群交本身，只是想保护附近房间的人免受群交的噪音的干扰。在这一点上，尽管我很矜持，但这张纸条在我看来，就像隔壁房间寄给正在施行酷刑虐待的人的纸条一样。“你的受害者的痛苦的尖叫声扰乱了我的睡眠，所以你能不能在做你的工作时减少噪音——比如说，如果你把你的受害者的嘴塞住呢？”顺便说一下，这样的事情是不是也是许多自由主义者对军队和警察的暴行的真实信息——做吧，但得小心点，我不想知道……

回到我的青年时代。当时，性革命只限于年轻一代，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必须在比较保守的家庭面前持续他们的性活动。我遇到一个同学，一个来自保守家庭的美丽而非常性开放的女士，她把性开放和高雅尊贵的形式结合得非常完美。她公开宣布的人生目标是结婚生子，但在那之前（她一直在推迟，在她35岁之前），她喝酒、吸毒和做爱（同时与许多男人发生性关系，等等）。

然而，在这一切中，她无条件地遵循一个规则：只谈做爱，不谈感情，有多个不同的性伴侣，与每个（或几个）做爱，甚至不需要做一整夜，而只是玩几个小时，她决不允许自己永远只有（作为一个规则）一个性伴侣（虽然她承认，她有时反复与同一个男人睡觉——但每次见他们就玩几个小时，而且从来不过夜）。对于这项禁令，人们应该给予严格的伦理地位：滥交（甚至不是完全的）一夜情，是防止坠入爱河和形成永久“非法”联系的保证。(如果她怀孕了，这里的“保守派”父母就会组织堕胎以挽救家庭的荣誉）。她认为自己是一个反叛的非传统主义者，并激烈地拒绝了我关于她是最终的守旧者的说法……（今天，在一些圈子里有一个更严厉的禁令：“罪”是公开承认单一的爱情激情，甚至是谨慎地实践它。

在我们这个放任自流的多个性伴侣时代，私人的激情联系往往被禁止为排他性和“二元”：真正的越轨行为是今天这种激情的排他性联系，而不是滥交）。但这里还潜藏着另一个悖论：人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这位女士或多或少地系统地违反了她的普遍规则，与一个男人睡了不止一次——真正的例外是她真正遵守她的普遍规则的罕见情况。这并不意味着普遍规则是不可操作的——它的可操作性恰恰是通过在其例外/违反中实现自身的规则，所以它的普遍性只出现在例外中的例外。

然而，如果我们想掌握主观性是如何通过具体的普遍性出现的，我们应该更进一步，在一个普遍性的物种中包括它自己的普遍否定。回到我们的“黑人的命也是命”的例子：对于正在进行的关于“黑人的命也是命”（为什么我们不应该宁可说“所有命都是命”？等等）的争论，唯一有效的答案是2020年秋季在美国流传的一个奇妙的野性的模因（meme）；它描绘了斯大林手中拿着一张海报，上面写着“没有任何命都是命”。(我在此撇开关于澳大利亚斯大林谋杀案的论战，它催生了这一版本的模因)。这个挑衅性模因中的真理内核是，有些东西比赤裸裸的生命更重要——这不也是那些抗议警察对黑人施暴的人的最终信息吗？

黑人（和那些支持他们的人）要求的不仅仅是生存，他们要求的是作为与白人完全平等的自由和平等的公民得到尊严的对待，为此他们准备冒很大的风险，包括（有时）他们的生命。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聚集在一起抗议，即使参与集体抗议会增加传播或感染新冠病毒的风险。主体性只有通过这种否定才能进入普遍空间——而这种否定也使每个星丛（constellation）向其不确定的未来开放。

换句话说，要看到主观性是如何进入普遍性的，我们必须通过引入例外的例外的方式，使例外加倍。让我们再举一个完全不同的流行文化的例子。在电视剧《神探科伦坡》（Columbo）中，第五季的最后一集“向准将最后致敬”（1976年）扮演了例外的角色，它颠覆了该剧的标准模式（首先我们详细看到了谋杀是如何完成的；然后科伦坡到达现场，立即知道谁是凶手，所以我们在结尾得到的不是对探案的答案，而是科伦坡如何证明凶手有罪的解释）。受害者（“准将”）是一个自视甚高的百万富翁，他对自己醉酒后的小圈子和抓狂的家人深恶痛绝。当我们看到女婿在海上处理准将的尸体时，似乎很明显他就是凶手。

然后，他也死了，形式瓦解了，一切似乎都不对劲，科伦坡因超凡的冥想而转过头来，在码头的木板路上尝试摆出莲花的姿势。最终，所有的嫌疑人都被召集到一个房间里，这样凶手就可以被揭穿了，阿加莎·克里斯蒂式的，对该剧的标志性装置进行了嘲弄。一个很好的辩证细节是，这里的例外（在《神探科伦坡》系列剧集中），即《神探科伦坡》通用公式的崩溃，采取了回归经典侦探小说公式的形式，也就是说。也就是放弃了定义科伦坡系列的公式：我们不知道谁是凶手，科伦坡在识别凶手时出了问题.……难怪在这一集的最后一个镜头中，科伦坡跳上一艘船，向大海划去，大概是为了与他的妻子团聚，但效果就像他逃离了他的工作（电视剧中的警官），因为游戏已经结束。而在某种意义上，游戏已经结束了——尽管《神探科伦坡》又延续了七季，但它们失去了平衡，在不同的表达公式之间摇摆不定——一旦电视剧出现了极限，人们就不能假装它没有发生……

我们在这里得到了一个普遍性、特殊性和单一性的三合一的案例：标准的侦探小说公式设定了普遍标准，神探科伦坡公式是一个特殊类型，它否定了普遍公式的一些关键特征，因此是它的一种例外（我们从一开始就知道谁干的，等等。在《最后的敬礼》中，我们得到了一个例外中的例外（特殊的神探科伦坡通用公式崩溃了），而这种崩溃是在回归普遍性（标准的侦探小说公式）的幌子下发生的——而且，移到一个更普遍的层面，只有在这种例外中的例外的幌子下回归普遍性，结构才会被主体化。只要我们处理的是一个普遍性的内在自我运动——一个将自己划分为其普遍类型，成为标准类型之一——我们就仍然在名义上的自我表述的“唯心主义”领域内。

比如说，就一个国家而言，它把自己分为三个产业：普遍产业（国家官僚机构）、特殊产业（农民）和个人产业（商业和工业生产）。但是，如果这个名义上的结构要获得实际的个体性，就必须增加另一个时主：君主，在他身上，这个自然决定的偶然性个体与普遍性直接相吻合。一般来说，人类的身份是由他们的实践活动所“中介”的，他们通过他们的培养（Bildung），通过努力工作使自己成为他们所是的人，而君主是这种普遍性的例外；他生来就是他的是之所是，因此，他的身体（体现）了他所立足的国家普遍性。这意味着（国家或民族的）普遍性在他身上“自己解放（befreit sich）”，把自己从单纯的名义上的必然性中释放出来（entlaesst sich），成为一个实际存在的活生生的人类个体。

所有偶然的经验性内容在其固有的理性结构中逐渐升华（Aufhebung）为偶然的经验性实体（谁是君主，是由自然偶然的出生决定的）的辩证过程的这一最终反转，使国家的理性总体得到了身体体现，即。在这个理性总体获得实际存在的过程中，是什么给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带来了最后的唯物主义翻转：直接现实在其概念结构中的升华/中介过程并不是真理的最后话语：普遍性本身必须再次体现在一个偶然的物质元素中——只有在这一点上我们才从客观结构转向活生生的主体性。

这个最后的反转也给谢林的 “无法升华的残余物”（unaufhebbare Rest）的概念带来了新的反折：不是经验性的内容，它抵制概念性的升华，而是这个理性总体性本身的体现。“无法升华的残余物”不是（甚至像布兰顿认为的那样）经验上的“粗野的直接性”（brute immediacy），它继续抵制主观的概念性把握，而是主体本身的实际性，它不能被升华，因为它是作为升华过程本身的最后翻转而出现的——抵制概念性调解的是它自己以某种“粗野的直接性”为幌子的实际存在。

因此，对黑格尔的批判应该集中在他自己在从他的前提中得出后果时是如何不顾后果的——例如，正如弗兰克·鲁达（Frank Ruda）所详细阐述的那样，贱民概念是社会结构中必要的“无法升华的残余物”，它是无份之份（part of no-part），一个在社会结构中没有具体地位的群体。黑格尔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当然，这种忽略是不中立的）：恰恰是这样，由于在社会结构中缺乏一个特定的位置，贱民代表着人的普遍性——在一定的社会中，人的地位可以直接从贱民的地位中解读出来。这给我们带来了 “国王是贱民”的无限判断，作为“精神存在是一块骨头”的另一个版本，即作为“国家即国王”的必要补充：一个民粹主义的小丑-国王（对马克思来说，这个小丑-国王是拿破仑三世），其真正的基础不是某个阶级而是贱民，一个没有阶级的阶级……

同样，这就是我们如何从单纯的概念性的具体普遍性走向主体：在具体的普遍性——即通过普遍性的自我运动来衔接特殊性——上，黑格尔增加了另一个元素，在这个元素中，对立面直接重合在一起，现实的“无法升华的残余物”与普遍性本身重合在一起。只有在这个时候，普遍性才会以实际的生活主体的名义解放自己。但让我们在这里退一步，提出一个更基本的问题：那么，如果对我们来说，唯物主义是什么？乔姆斯基的立场是，在现代性的早期，唯物主义就已经崩溃了，因为没有实体的概念可以充分掩盖科学对物质本质的发现。

心身问题，笛卡尔的双实体理论，确实随着牛顿而崩溃了——因为物体崩溃了。牛顿感到沮丧的是，我们没有明确的物体或物质的概念，物理学不得不承认显然是神秘的非物质的引力和排斥力、远距离作用等等。常识上的物质概念与奠定早期现代科学世界观基础的机械因果关系理论一起崩溃了。

黑格尔对这一思路的反驳是，我们所谓的“物质”在根本上是在抵制概念时说把握的东西——当我们试图把它挤进一个明确的概念框架时，物质是“消失”的东西。这就是黑格尔将自然（即物质实在）作为理念的外在性所要达到的目的：物质实在不仅是观念的外在性，它也是自身的外在性，这意味着它无法被观念所把握。物质实在是观念本身的外在性，是它的实在。这是否意味着，随着概念上的充分把握，物质自然就消失了呢？恰恰相反。

这并不是说，在黑格尔的逻辑学的结论中，观念完成了它的循环运动，然后，在一个单独的行为中，它自由地决定将自己外化——这两个时刻是同一个时刻，完成的时刻就是彻底外化的时刻。黑格尔自己把逻辑领域指定为“阴影区域”，一个缺乏实质性实在的区域，而正是随着从逻辑过渡到自然，我们进入了实在区域——我们“从数位到实在的它”，从概念结构到实在。这并不意味着某个神秘的X被添加到概念结构中，它只是意味着 “观念”作为“观念”被完全实现了，它的自我和解的循环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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