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的许昌城，为何成了乐器研发中心？的古典文学

宋大晟编钟

在北宋音乐史上，范镇有着特殊的位置。他多次参与音律审定，执着乐议数十年，并在归隐之后，以私人身份完成大乐铸造。他的音律理论与实践，丰富了北宋礼乐文化的内涵。

退隐许昌之后，他以全部的精力，投入一项新的事业——核定乐理标准，铸造了一套全新的宫庭乐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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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祐三年（1088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宋哲宗与太皇太后率群臣来到延和殿，试听范镇创制的新乐。

早在宋初，就有人指出大乐音声过高，竟比唐音高出五律。其后，不断有人予以纠正，但在方式方法上多有歧见。范镇自宋仁宗时屡次参与音律审定，直至人生暮年融会贯通，并以私财铸乐，奉献宫廷。

朝廷赐诏嘉奖道：“惟我四朝之老，独知五降之非。审声知音，以律生尺。究观所作，嘉叹不忘。”

值此盛事，新科进士以《延和殿奏新乐》为题献赋，主考苏轼率先垂范。

“天听聪明而下就，时风和协以徐回。歌工既登，将叹贯珠之美；韶音可合，庶观仪凤之来。”苏轼将范镇新乐称为“元祐新声”，并高度评价“虽退身而安逸，未忘心于论讨”的范镇：“道欲详解，事资学博。倘非夔、旷之徒，孰能正一代之乐？”

此时，81岁的范镇已病体难支，乐奏三日之后，逝世于颍昌。

据说，辞世前数日，范镇原本花白的眉毛和胡子全部变黑了，面目郁然如画。

他完成了数十年来的心愿，可以无悔地辞别人间。

宋大晟编钟图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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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说：“吾与景仁，兄弟也，但姓不同耳。”范镇说：“司马君实与予莫逆之交也，惟议乐为不相合。”二人在乐律上见解不同，争执了三十余年。

《汉书》称：“以上党羊头山黍（秬黍，一种黑米）度为尺，可定黄钟。”黄钟，是区别五音十二律的基础。

有人主张先用秬黍定尺度，再制黄钟；有人则主张直接用秬黍先定黄钟律管，再生尺度。

皇祐四年（1052年），范镇上书要求以后说改定雅乐，招来司马光的坚决反对。

后来，两人以围棋定胜负。司马光负，暂缓争论。

熙宁六年（1073年），已告老的范镇带着八篇乐论，自许昌到洛阳看望司马光。时隔21年，二人争论数天没有结果，便以投壶定胜负。

司马光胜出，欢呼道：“大乐还魂矣！”

元丰三年（1080年），朝廷命范镇与刘几审议雅乐。因与刘几见解不合，范镇拒绝领功：“此刘几乐也，臣何预焉！”

元丰五年（1082年），范镇回到许昌继续音乐研究，与司马光通过书信讨论了三年之久。司马光坚决反对他上奏乐论：“光宁可为景仁屈服，景仁所论为是，光所论为非，不愿景仁上此奏也。且景仁所论果是，但存文字传于后世，必有施行之时，何必汲汲自荐于今日也。切告切告，不可不可。”

范镇拒绝了司马光的建议。郊庙礼乐牵涉着天人和谐，国家兴衰，他必须有所担当。

韩维一度参与乐议，赋诗取笑二人的执着：

“少年议乐至颠华，作得文章载满车。

律合凤鸣犹是末，尺非天降岂无差。

劳心未免为诗刺，聚讼须防似礼家。

一曲银簧一杯酒，且于闲处避风沙。”

时在洛阳的范纯仁见证了这一争执，建议不必分出胜负，

“辨璞待炎火，知松须岁寒。

善教已乃孚，大器久始完。

人虽不我合，留俾后世看”。

宋听琴图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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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范镇决定自铸乐器时，司马光表示坚决反对：“将来有人看到景仁铸乐不符要求，难免会质疑：景仁是贤者，怎么会制作这样的器物误导世人呢？”

范镇没有听从。他募工制成周釜、汉斛时，曾对人说：“这是律度之祖，知此则可以知乐。”

在铸乐的过程中，范镇克服着种种困难，也承受着难言的痛苦——他的两个儿子相继丧亡。

元丰五年（1082年），被范镇称为“吾家千里驹”的三子范百岁离世，只有29岁。

元祐元年（1086年），其次子范百嘉在司马光面前突发急病被抬回颍昌，于次年二月辞世，时年39岁。

范百嘉辞世，身后有十余未成年子女，留下沉重的家庭负担，也给老年范镇带来巨大的精神创伤。

侄孙范祖禹特意告假前来探望：“亲叔祖端明殿学士镇行年八十，居颍昌府，多苦腹疾，近以次子丧亡，忧伤尤甚，臣之私情所不安。”

就是在这样的情境下，范镇以个人之力，完成大乐铸造。铸乐用铜来自太常寺，但其余花销，皆由自己承担。

吕希哲《吕氏杂记》称：“范蜀公躬亲砻错型范之事，亦已劳矣，费私财亦数千计，逾年然后成。”

但据范镇与司马光的通信，铸乐过程持续了三年以上。

时人记载，范镇所制石磬声色沉闷，石料就近取自阳翟县山中。而太常寺上佳石料堆积如山，他根本不知道。

这一事实表明，官方对范镇的铸乐大业支持有限。

大宋礼乐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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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宋一代，涉及黄钟标准音高问题的讨论有十几次，参与者二十余人。

在后世看来，无论是范镇主张的以律生尺，还是司马光支持的以尺生律，将解决问题的关键寄望于几粒黑米，均是舍本逐末。

范镇新乐被认为是一家之学，并未得以应用。

北宋末年，有一个叫魏汉津的人提出以皇帝指节为尺度设定音律，无人敢有异议，从而解决了缠讼多年的难题。魏汉津曾跟从范镇铸乐，执行的正是范镇标准。

当时，王得臣向友人请教：“乐之高下不合中声，何以察之？是以积黍定管，生律而知耶？”

友人答道：“不然。凡识乐者，惟在于耳聪明而已。今高乐，其歌者必至于焦咽而彻；下乐，其歌者必至于晻塞而不扬。”

事实上，北宋屡次审音，起决定作用的均为乐工与歌工。

景祐年间，李照主持审音，歌工嫌其定音太浊，难以歌唱，遂私赂铸工更改了铸造标准。

魏汉津提出按宋徽宗中指长度、径围定律，最终只采用了长度，再由乐工随声调整。

后人感慨道：“学士大夫之说，终不能胜工师之说。是乐制虽曰屡变，而元未尝变也。”

范镇付出巨大心力得来的新乐，犹如昙花一现。他视如生命的大业，以荒诞的形式得以完善。

后世不会忘记范镇的音乐实践。

这是他高贵情怀的体现，有所捍卫，不懈以求。

这也是无法摆脱的悲剧——自以为找准了方向，却一直身在歧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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