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荣而伟大”的汉武帝时代，为何各地出现“生子辄杀”的惨案？的古典文学

文/格瓦拉同志

汉武帝刘彻在位54年间（前141-前87年），凭借着祖父汉文帝、父亲汉景帝两代人留下的丰厚“家底”大展宏图：对外，北击匈奴，南灭百越，东并朝鲜，西通西域、西南夷，使汉朝的版图得到极大地扩充；对内，加强中央集权，削弱诸侯势力，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又实行盐铁官营、币制改革，都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由于汉武帝取得的成就非凡，因而被后世称为“千古一帝”。

汉武帝画像

正因为汉武帝在开疆拓土、沟通中西、创设制度等方面的“丰功伟绩”，所以很多国人对他顶礼膜拜，在他们眼中，那是一个中国空前伟大强盛、自豪自信的时期，在不吝赞美之余，长恨此生不能生活在那个“虽远必诛”的时代。然而，站在当时人的角度来看，生活在汉武帝时期，不管贵贱贫富，都没有多少活路可言，那真是一个令人苦不堪言的坏时代。

这绝非笔者胡说八道，而是有其历史依据。例如，按照东汉史学家班固所著《汉书·贡禹传》的记载，汉武帝统治期间，各地都长期存在过“生子辄杀”的惨剧，也就是说婴儿刚一出生就要被父母以各种办法弄死，并且这种现象很普遍。那么问题来了，既然汉武帝时期被后世吹嘘为“光荣而伟大”的时代，当时为何各地会频繁上演“生子辄杀”的惨剧？

汉武帝时期对外战争形势图

“自禹在位，数言得失，书数十上。禹以为古民亡赋算口钱，起武帝征伐四夷，重赋於民，民产子三岁则出口钱，故民重困，至於生子辄杀，甚可悲痛。宜令儿七岁去齿乃出口钱，年二十乃算”。见《汉书·卷七十二·王贡两龚鲍传》（注：“禹”即贡禹，汉成帝在位期间曾官至御史大夫）。

一切，还要从汉武帝的横征暴敛说起。

熟悉秦汉史的朋友都知道，在建国后的70多年间，汉朝的统治者们承秦末战乱之弊，为解决人口锐减、财政枯竭的大问题，实行与民生息、厉行节俭的国策，通过减免农业税、裁兵归农等措施，大力恢复社会生产。尤其是在文帝、景帝时期，“三十税一”的制度保证了农业生产和人口生育的积极性，人口数量激增，大量荒田得以开发，社会呈现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汉文帝画像

生产上的繁荣景象，极大地充实了财政，使得国库中出现大量盈余，其规模达到令人咋舌的程度。据《史记·平准书》记载：“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

正所谓“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好大喜功的汉武帝上台后，利用祖上留下的丰厚“家底”，不仅大修宫室、求仙封禅，还推行穷兵黩武、四处扩张的政策，几乎连年对外作战，使汉朝的版图和威望都达到顶峰。然而，封建王朝都是以农立国，根本支撑不起频繁大兴土木和连年战争的巨额支出，结果没几年时间，汉朝庞大的财政盈余便被挥霍殆尽，并且还产生巨额亏空。

汉武帝时期修建的大型宫殿群-建章宫平面图

面对着如滚雪球一般扩张的财政赤字，为维持帝国运转、皇帝的个人享受和继续对外战争，现实迫切需要汉武帝加大对各阶层，尤其是对民间的搜刮。综合各种史料来看，汉武帝对于民间的搜刮真可谓竭泽而渔、不遗余力，具体到占帝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阶层，便是大幅提升“口赋”的征税标准。

“口赋”即人头税，分为“口钱”和“算赋”两种，征收对象分别是未成年人和成年人。汉朝初年，“口赋”的征收标准是：7-14岁的未成年人，每人每年须向国家缴纳“口钱”20钱；14-56岁之间的成年人，每人每年须向国家缴纳“算赋”40钱。然而，到了汉武帝时期，“口钱”起征的年龄下调到3岁，每人每年增至23钱；“算赋”的征收对象不变，但金额却猛增至每人每年120钱，足足是先前的3倍！

汉朝农民驱使耕牛耕作版画

根据史料记载，汉代的赋税约有20多种名目，主要的是田税和口赋，此外还有各种名目的徭役。虽然田税税率极低，但口赋和徭役却很沉重，以至于景帝时期重臣晁错在《论贵粟疏》中谈到，当下一个五口之家的农户，每年辛苦耕种一百亩，在年景好的时候也不过刚够温饱了，至于在灾荒之年，难免会有流离之苦。

在宽徭薄赋的文景时期，农民辛苦忙碌一年，仅能过上温饱生活，在他们手里，一文钱恨不得都要掰成八文花。如今，农民们被汉武帝如此狠心地加税，立时有种被抛入地狱的感觉。与此同时，由于大兴土木或连年征战，农村的丁壮大多沦为官家的奴隶或战争的“炮灰”，从事农耕的多是老幼弱病之人，加税在他们身上，无异于要断绝他们的活路。

农民既拿不出钱来完税，又轻易不敢造反，在衣食难以为继的困境下，除了自寻短见以外，便是拿家中的幼儿“出气”，一出生便将他们无情抛弃或杀害。这一幕幕人间惨剧在各地频频发生，以至于到了汉元帝时期，御史大夫贡禹在奏疏中不无沉痛地谈及该问题，并恳请朝廷减轻赋役，将“口钱”的起征年龄提高到7岁，“算赋”起征年龄提高到20岁（见上文所引史料）。

汉武帝晚年懊悔自己的错误，但悔之晚矣

总之，由于穷奢极欲、穷兵黩武和横征暴敛的“三管齐下”，到了汉武帝晚年，江山已被他搞得千疮百孔，生计无着的农民掀起的暴动席卷海内，大有摧毁帝国的势头。此时，汉武帝才对自己的愚蠢政策感到懊悔，于是下令停止战争、减轻赋税，意在缓解百姓的困苦。然而，这“德音”来的实在太晚，帝国已无可挽回地走向下坡路，再也没能完全振兴起来。

参考书目

司马迁（西汉）：《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版。

班固（东汉）：《汉书》，中华书局1999年版。

司马光（宋）：《资治通鉴》，中华书局201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