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吴五人辅政大臣团的安排有何奥妙？的古典文学

太元二年（252年）二月，东吴大赦，并改元神凤，应该也有以祥瑞为孙权祈福之意。

然而在病榻上躺了几乎半年之久的孙权却始终没有好转的迹象，如今他感到自己大限将至，身后之事的安排已经刻不容缓了。

在全公主等人的干涉下，幼主继位已成定局，他只能被迫接受这一现实。

年幼的孙亮既然无法亲政，那么辅佐他的托孤大臣自然必不可少，于是一个规模空前庞大的五人辅臣团便出炉了。名单分别为大将军诸葛恪，中书令孙弘、太常滕胤、荡魏将军吕据、侍中孙峻。

然而孙权没想到的是，从他死后的第一天开始，托孤大臣们的矛盾便爆发了，在之后的数年里，五人之间发生了血腥的火并，最终竟然全军覆没。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这样惨烈的结局呢？让我们先分析一下辅政班底的几位成员吧。

在这五个人中，孙弘是寒门，孙峻是宗室，吕据是江北武人，诸葛恪和滕胤是江北士人，虽说他们属于不同的群体，但其中没有一人属于江东士族。

这说明在二宫之争中，江东士族已经遭到了彻底的打压，他们的领袖陆逊被逼死，而朱据、张纯、顾谭、顾承等代表人物也是处死的处死，流放的流放，遭到了沉重的打击。

这一结果是孙权和全公主等人都喜闻乐见的，因此辅政大臣中没有江东士族的身影也就顺理成章了。

至于江北士人，虽然他们一度也是孙权的斗争目标，但从总体上来看，孙权对他们的打击程度要轻得多，这也是从当初吕壹案开始延续下来的政策。

虽然江北儒学士人在很多时候和江东士族政治立场相同，令孙权非常头疼，但在那个察举制盛行的时代，地方上势力大小是很重要的。所谓“乡举里选”，在地方上没有根基的话，家族势力的扩张要受到很大限制。

江东士族在本地发展了上百年，根深蒂固，而江北流寓士人家族毕竟南渡时间尚短，且又脱离了乡里，自然在官员选拔方面很难和江东士族竞争。孙权正是看到了这一点，于是从中找一些比较符合心意的人加以提拔，争取分化士大夫群体，而诸葛恪就是其中的代表。

也就是说，分析东吴这个五人辅政班底，必然要从诸葛恪入手。

从出身来看，作为诸葛瑾之子，诸葛恪自然也是一位儒学士人，然而此人的作风却和这个群体格格不入，算是一个异类。

诸葛恪从小就才思敏捷，著名的“诸葛子瑜之驴”的故事广为流传，从那之后他的神童之名也无人不知。

而诸葛恪长大后更是能言善辩，有一次孙权问他:“你父亲和你二叔谁更优秀啊？”。

诸葛恪毫不迟疑：“当然是我父亲”。

孙权问：“这是为何?”

诸葛恪回答：“因为父亲知道辅佐明主，而我叔叔不知道”。这无声之屁拍得孙权心花怒放。

之后有一次蜀汉使者前来拜见，孙权对他说：“诸葛恪爱骑马，回去告诉你家丞相，给他侄子选一匹好马吧。”诸葛恪听了以后立刻拜谢。

孙权说：“马还没到你急着谢什么呢？”

诸葛恪回答：“蜀国就是陛下的马厩，您发话了，马还能不到吗？”又是一顶高帽送上去了。

诸如此类的事还有很多，总之诸葛恪毫无疑问是个反应极快，异常聪明的人。

然而有时候诸葛恪的聪明却没有用在正经的地方，他特别喜爱插科打诨，对别人进行嘲弄，好好的青年才俊，却弄得像一个宫廷俳优，这一点老臣张昭还有蜀汉使者费祎都曾领教过。

不过他这个不拘小节，轻视礼法的作风偏偏很对寒门出身的孙权的胃口。孙权热衷于滑稽嘲戏，对诸葛恪非常喜爱，于是这位江北二代便成了孙权进行提携的首选，黄武时期以后逐渐在政坛上崭露头角。

当初孙登被立为太子后，诸葛恪立刻成为太子宾友，对他政治地位的提升有很大帮助。

除此以外，孙权还重视培养诸葛恪处理具体军务的能力，命他掌管军中粮谷文书。然而诸葛恪虽然聪明，但性格轻佻粗疏，有些华而不实，这等繁杂细致的事务非其所长，于是孙权便让他去领兵了。

其实诸葛恪务有自己的想法，他渴望建功立业，树立威望，达到这一目的最便捷的途径就是征讨山越，陆逊、贺齐、朱桓等名将都是以此起家的，而在这方面的建树诸葛恪首屈一指。

山越是困扰东吴多年的问题，尤其是丹阳郡，这里是东吴国都的所在地，而且又临近曹魏统治区，容易被敌国煽动，再加上地势险阻，易守难攻，是东吴的心腹大患。

如果直接进剿，险峻的山区是他们的主场，最后大概率收效甚微。因此诸葛恪并不急于进攻，而是采用釜底抽薪之计。

山里是无法种粮食的，耕地只能在平原，诸葛恪先按兵不动，等到秋收的季节立刻出击，抢收山民的粮食。

这样一来，对方出来对抗不是东吴官军的对手，不出来的话眼睁睁面临断粮的困境，久而久之就纷纷投降了。

这一次征讨行动成效极大，诸葛恪仅用一年多就基本解决了问题，山越从此以后不再成为威胁。他收编山民，得到精兵数万，大大增加了东吴的兵员。

孙权对他的表现极为满意，拜为威北将军、都乡侯。以征讨山越获此殊荣是非常少见的，从此诸葛恪成了东吴政坛上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

在接下来的二宫之争中，诸葛恪面临着人生第一次重大考验。他这么聪明的人，不会不清楚孙权的真实态度，可要他支持鲁王，却同样不现实。

在太子党中其实有两类人，一类是陆逊、朱据、顾氏兄弟那样全力支持太子的，他们也付出了很大代价；而另一类则只是名义上支持太子，实际上没出什么力的人，诸葛恪就属于这第二类人。

诸葛恪与太子孙和之母王夫人都是琅琊的同乡，肯定早有往来交情，而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诸葛恪是孙和太子妃张氏的舅舅。再加上儒家立长的传统，虽说诸葛恪有轻视礼法的一面，但他毕竟读了这么多年圣贤书，在大是大非上很难改变。

为了不触怒孙权，诸葛恪采取了比较消极的态度，史书中并无他支持太子的明确记录便是一个佐证。而在这一点上，滕胤和诸葛恪非常类似，同是孙权的女婿，滕胤和朱据做法完全不同。

不仅如此，诸葛恪还想耍个小聪明当骑墙派，他的儿子诸葛绰竟加入了鲁王党。

这种鸡蛋不放在一个篮子里的小把戏自然瞒不过孙权，他之前的态度其实已经可以让孙权满意了，孙权只是希望他和江东士族划清界限，并不需要他支持鲁王，诸葛恪这么做有点弄巧成拙了。

在得知孙权希望自己管教一下儿子的态度后，诸葛恪有些害怕了，他唯恐失去孙权的信任，干脆横下一条心将诸葛绰毒死，全琮没做的事让他给做了。

这就有点多此一举了，因为诸葛绰若没有父亲的授意，岂敢和鲁王交往，孙权一眼就能看出诸葛恪是丢卒保车。虽然孙权和诸葛恪是同一类人，为了自己牺牲一个儿子丝毫不在乎，但诸葛恪如此不择手段却让他有些担忧。

因此后来诸葛恪虽然依旧官运亨通，接替陆逊成为大将军镇守武昌，但却没有进入权力中枢的迹象。

而在孙权临终之际，虽然诸葛恪辅政的呼声很高，但孙权对此却仍然表示犹豫。此人为了权势可以不惜杀子，会不会不是金日磾反而是王莽呢？

然而这个时候孙权已经无法像之前那样一言九鼎了，他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全公主等人的控制，之前重立孙和一事在全公主等人的阻挠下被迫作罢，这次选辅政大臣孙权也没法一个人说了算。比如孙峻就极力要求诸葛恪担任辅政，这应该也是全公主的意思。

不过这就奇怪了，作为原鲁王党成员，应该是和身为太子党的诸葛恪是水火不容的，为何反而要将其拉入辅臣中来呢？

其实这就涉及到全公主的利益，因为她的最终目的就是在弄权的同时将太子党一网打尽。

孙峻是自己的提线木偶，吕据只是个杂号将军，在鲁王党中本来也不是什么大人物，而孙弘就有点麻烦了。这个人是孙权的亲信，虽然在某些事上和自己有过合作，但终究无法掌控他，他的存在对全公主来说是个制约

而更麻烦的就是诸葛恪，他跟孙和关系那么密切，又是地方上的实权人物，只要他在一天，全公主就一夕不能安寝。假如诸葛恪拥立孙和谋反怎么办？一旦事成，自己就死无葬身之地。

思来想去，全公主等人决定支持诸葛恪成为辅政大臣，让他进入中央后不仅在失去地方上势力会更好对付，同时也能挑唆他和孙弘的矛盾，这样就能坐收渔利了。

孙权无奈，只好接受了这一安排，并诏令诸葛恪一统诸事，其地位相当于首辅。

诸葛恪受命即将从武昌前往建业，临行前，大司马吕岱或许想到了什么，于是对诸葛恪说：“世事艰难，希望你每遇到什么事都要反复思考十次。”

这话让诸葛恪很不以为然，他回应道：“古人说三思而后行，现在你让我十思，是不是看不起我啊？”

吕岱一看诸葛恪根本听不进去，也就摇摇头不说话了。

当时吕岱已经年过九旬了，姜还是老的辣，他一眼就看出了诸葛恪此行的凶险。建业的水太深，诸葛恪长期在地方领兵，缺乏名望，这个首辅没那么好当。

若他驻扎武昌，全公主等人还会心生忌惮，但他入京后岂不成了砧板上的鱼肉？搞政治是丝毫大意不得的，以诸葛恪粗疏的性格，不反复思量能行吗？

吕岱用一生的智慧好意劝诫，奈何诸葛恪丝毫听不进去，他或许还在为自己能得到这么多支持而沾沾自喜，殊不知最后的悲剧命运已经注定了。

这便是五人辅政的格局，虽说表面上以诸葛恪为首，但能否坐稳这个位子终究是要看实力的，局面其实始终牢牢掌握在全公主的手里，诸葛恪躲过了二宫之争却躲不过接下来这场劫数。

不过这些孙权已经看不到了，神凤元年四月，这位一代雄主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他年少临危继位，坐断东南纵横捭阖，完美解决了兄长去世后留下的乱局。

他壮年开拓进取，面对魏蜀大军压境临危不乱，通过隐忍和谋略取得荆州，完成了榻上策的第二步。

他老年残酷多疑，为了手中的权力不惜掀起残酷的政治斗争，为国家的衰败埋下伏笔。

曾经从善如流的少年英主在权力的浸染下，最终堕落成一名独裁暴君，这似乎是历史的惯性，也是令人惋惜的悲剧。

然而比悲剧更悲剧的是悲剧仍在继续，二宫之争并不会因为立储之争尘埃落定而结束，甚至在孙权去世后依然余波未平，魔鬼被放出了牢笼后便再也无法控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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