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研究专栏||朱崇科：《二十四孝图》与鲁迅的情感结构的古典文学

作者简介：朱崇科，男，1975年出生，山东人，中山大学中文系（珠海）教授、博导，新加坡国立大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20世纪中国文学、华文文学等。

摘 要：《二十四孝图》是一个主题繁复、形式杂糅的文本。在主题上，它立足于鲁迅自我的童年经验，在批判之余也指向了中国新儿童的生成期冀；同时，该文中也呈现出较强的现实介入与情绪反弹，主要就白话文、流言等议题进行解剖，而最终鲁迅还是相对克制，又回归了《朝花夕拾》散文的本体创设和情感结构梳理的整体基调。在《二十四孝图》中鲁迅也呈现出其悖论性：一方面置身传统又挖祖坟批判传统同时又不得不（无意识）践行传统，而另一方面，他也更因此期待又部分实践文化革新。关键词：《二十四孝图》；鲁迅；情感结构；传统
《二十四孝图》写于1926年5月10日，和之前的《阿长与〈山海经〉》（3月10日完成）风格似乎迥然不同。间隔了两个月的《朝花夕拾》创作，产生如此落差令人关注：从外在角度看，最重要的影响则是当年举国震惊的“三·一八惨案”，而且4月26日清晨，进步报人邵飘萍（1886-1926）被军阀张作霖杀害，这一切令人惊悚。根据鲁迅日记，为安全起见，鲁迅曾于26日“夜往法国医院”①避难，4月30日夜晚才返家。可以理解的是，上接《阿长与〈山海经〉》，后启《五猖会》（5月25日作）的《二十四孝图》呈现出一种略显突兀的现实性、激烈性与繁复性文体杂糅，而实际上《朝花夕拾》作为鲁迅精心创制的文本，无论是在情感控制上还是在个体（事务）限定上都有相当的克制性，而《二十四孝图》则是个罕见的例外。
相较而言，《二十四孝图》的意义指向相对清晰，虽然从儿童读物或教育的私我经历入手，但焦点尤其聚集在对传统道德的批判上，如人所论，“基本内容依然是对以'文言’为承载的朽旧虚伪、残忍肉麻道德的批判。可以说，正是上述种种原因，《二十四孝图》才会出现与《阿长与〈山海经〉》文风、内容迥异的状况。”②
需要指出的是，威廉斯的情感结构概念（structure of feeling）自有其意义指向和特点。在《漫长的革命》The Long Revolution一书中，他区分了它与“社会性格”（social character。主要是指一种理想价值观）的差异，作为对真实的再现，它既呼应主流社会性格，处理公众理想（public ideals），同时也处理其遗漏和后果。③同时值得反思的是，如果从“情感结构”（文化分析）的角度去重读《二十四孝图》，我们反倒可以发现更多突兀或悖论的合理性与可能的“新兴性”（“即往往是与处于支配性地位的社会性格相冲突的新兴因素”）④特征，鲁迅的情感层次安排、沉淀与再现恰恰因了现实冲击而临时偏执/偏至，但终究又回到主线上来；而同时，鲁迅先生的自我个案分析与整体文化观照相映成趣、传统反刍与现实关怀并驾齐驱，彰显出繁复的情感、意义与话语张力。毕竟，《朝花夕拾》的整体风格还是相对完整和独特的，如人所论，“'朝花夕拾’这个名字，则让人感到这似乎是一个饱经世间辛苦的人，在激烈的战斗与内心的悲怆之后，在暮色苍茫的时候，来回头看看自己的过去生涯，夕拾朝花，不免有一种明日黄花的凄艳之美……从'旧事重提’到'朝花夕拾’，反映了鲁迅对时间、人生、生命等根本问题的情感性追问，但他的这种追问，不是大喊大叫式的，而是沉甸甸地交织在他这十篇回忆性的散文里”。⑤而《二十四孝图》的某些情感性追问则显得激烈而颇富张力。

一、自我童年与中国新儿童的生成

尽管《二十四孝图》指向繁复、文体混杂，但其作为鲁迅先生清算/梳理自己早期人生阅历的系列散文之一，其自我经历呈现却往往是全文的主体部分或成为不容忽略的底色。而其中的直接载体则是自我童年的书写，但同时颇有意味的是，由于鲁迅关注视野的宏阔性以及反思问题的锐利性，这种自我童年的状摹与反思往往又是有其超越性的。
（一）自我体验。《二十四孝图》中设置了儿童读物的几重境界，一开始则是慨叹中国儿童读物相较于发达国家同类文化产品的“粗拙”。首先是更符合儿童天性或成长阶段的图文并茂追求，尤其是图像的吸引力，“看那题着'文星高照’四个字的恶鬼一般的魁星像，来满足他幼稚的爱美的天性。昨天看这个，今天也看这个，然而他们的眼睛里还闪出苏醒和欢喜的光辉来。”⑥
其次是书塾外的阅读，所谓课外读物，也是难以满足此类要求，鲁迅呈现出其个性阅读的经验——虽然有图，但往往都是因果报应或顺应统治阶层理念的产品，“我能在大众面前，冠冕堂皇地阅看的，是《文昌帝君阴骘文图说》和《玉历钞传》，都画着冥冥之中赏善罚恶的故事，雷公电母站在云中，牛头马面布满地下，不但'跳到半天空’是触犯天条的，即使半语不合，一念偶差，也都得受相当的报应。”（页259）其中亦不难看出适合适龄儿童读物的匮乏，而更多是成人社会道德说教的顺便波及。
第三个层面，则是由家藏转移到私人藏书的层面，说明私藏《二十四孝图》的由来，这听起来像是某种进步，毕竟拥有了私人财产，可以肆意阅读，但实际上鲁迅对该书内容的大力批判却又和这份收获形成了丰富张力，“我于高兴之余，接着就是扫兴，因为我请人讲完了二十四个故事之后，才知道'孝’有如此之难，对于先前痴心妄想，想做孝子的计划，完全绝望了。”（页260-261）接下来鲁迅又以“老莱娱亲”“郭巨埋子”的故事为例加以批判，而为了增强批判效果，他还添加了《二十四孝图》的版本，“那时的《二十四孝图》，早已不知去向了，目下所有的只是一本日本小田海僊所画的本子”。（页262）中年鲁迅的介入又强化了有关故事说教的虚伪性，“然而在较古的书上一查，却还不至于如此虚伪。”而在批判郭巨埋子时作者又采用刘向的《孝子传》进行对比，总之借此彰显出有关说教的非人性，自然也不可能吻合儿童的整体心理与特征，如人所论，“强调'我’在童年时阅读《二十四孝图》的整体感受，叙述立场控制在童年的'我’经验感受上。为了使这种叙述立场更加明确，作者进而集中选择了自己阅读'老莱娱亲’与'郭巨埋儿’两幅图时的经验与体会，就把叙述立场从整体性向个体化聚焦。其中尤为典型的是，作者运用了'佯谬法’，即表面上是故作不解，实际上是一目了然。”⑦
（二）中国新儿童指向。毫无疑问，作为忧国忧民的“民族魂”，鲁迅先生自我的儿童体验显然也有更宏阔的指向，他的自我再现不过是提供了一个他卒章显志的个案，如人所论，“《朝花夕拾》的文本形式是有意味的，它披着回忆的外衣，指涉着现实的世相，隐含着的却是沉重的反思，时空的腾挪与个人的情绪因为互文而统一于理性的思考中，对个人生命经历的微观反顾延伸到对历史、文化的宏观考察。一方面它试图在片断的连缀中建构着一个完整的生活轨迹，另一方面，它又因视角的不断转换和'他写文本’的经常插入而消解着原有的构想。”⑧
《二十四孝图》的开篇就指出当今中国文化对儿童教育的严重滞后，“自从所谓'文学革命’以来，供给孩子的书籍，和欧，美，日本的一比较，虽然很可怜，但总算有图有说，只要能读下去，就可以懂得的了。可是一班别有心肠的人们，便竭力来阻遏它，要使孩子的世界中，没有一丝乐趣。”（页258）同时在叙述中却也不断强调中国儿童的可怜，“每看见小学生欢天喜地地看着一本粗拙的《儿童世界》之类，另想到别国的儿童用书的精美，自然要觉得中国儿童的可怜。”（页259）同时也彰显出鲁迅先生对中国未来的忧思。
同样鲁迅先生在进行此类批判时，也秉持了对儿童的整体文化关怀和性格标准，而这在批判“老莱娱亲”时尤其明显，“无论忤逆，无论孝顺，小孩子多不愿意'诈’作，听故事也不喜欢是谣言，这是凡有稍稍留心儿童心理的都知道的。”（页262）又言，“正如将'肉麻当作有趣’一般，以不情为伦纪，诬蔑了古人，教坏了后人。老莱子即是一例，道学先生以为他白璧无瑕时，他却已在孩子的心中死掉了。”（页262）鲁迅恰恰经由此标杆反衬出成人道德说教的伪善特征与无效性。
耐人寻味的是，鲁迅还对这种欺骗进行了消解，以时代的进步和个人阅历增长溶蚀对儿童的可能洗脑，“何况现在早长大了，看过几部古书，买过几本新书，什么《太平御览》咧，《古孝子传》咧，《人口问题》咧，《节制生育》咧，《二十世纪是儿童的世界》咧，可以抵抗被埋的理由多得很。”（页263）
简单而言，《二十四孝图》以鲁迅自身的儿童体验为基础，呈现出他对中国儿童的关切与爱护，通过比照，他看到了中国儿童读物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同时更釜底抽薪，指出表面上图文并茂的《二十四孝图》的内在虚伪与非人道，“图”不过是为了更好的传布伪善道德，也包括幼小的儿童阶层。而在这种批判和痛心背后，毋宁更体现出鲁迅对中国新儿童的寄望，毕竟破与立是事物的一体两面，教育儿童时能够遵循儿童的天性与成长规律，培养儿童时能够建立“诚与爱”的人际社会可能才是长久解决之道，而批判愚孝的强大与落伍传统也是题中应有之义。

二、现实介入与文学平复

如前所述，《二十四孝图》具有强烈的现实介入性，彰显出与《朝花夕拾》的情感结构整体风格不同的溢出性，但最终又相对圆融的楔入整体，这就呈现出鲁迅先生对现实的高明的消化与再现能力。
（一）杂文品性。相当令人惊讶的是，《二十四孝图》从一开始就展现出强烈的情绪宣泄，甚至是诅咒式风格，其中的关键词之一就是“白话文”，开篇伊始气势如虹——“我总要上下四方寻求，得到一种最黑，最黑，最黑的咒文，先来诅咒一切反对白话，妨害白话者。即使人死了真有灵魂，因这最恶的心，应该堕入地狱，也将决不改悔，总要先来诅咒一切反对白话，妨害白话者。”（页258）而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还以重复/排比的句式加以强调，“只要对于白话来加以谋害者，都应该灭亡！”（页258、259各一）不必多说，这种话语风格呈现出不可遏抑的现实性、批判性与战斗性，符合鲁迅先生对“生存的小品文”的认知与界定，“生存的小品文，必须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但自然，它也能给人愉快和休息，然而这并不是'小摆设’，更不是抚慰和麻痹，它给人的愉快和休息是休养，是劳作和战斗之前的准备。”⑨某种意义上说，《二十四孝图》中间弥漫着杂文品格，不是沾沾自喜、自娱自乐，因此其中的批判性也就具有刚烈直接的战斗风格。
需要指出的是，鲁迅先生对“白话文”的强势捍卫其实不只是一种简单的语言更新/替换立场表明，而其实背后更是一种“立人”的崭新范式或框架确认，一方面是打破传统文化/古典语言对国人的束缚乃至桎梏，而另一方面他更着眼于新儿童的生成，所以他更强调以白话文和图文并茂的形式/内容吸引并培养新儿童，而他们则是中华民族的未来，也是中国能够和其他强国一起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生力军。《二十四孝图》中现实介入的另一焦点元素则是“流言”，尤其是和绅士/教授们捆绑在一起的混淆视听和污蔑。如果上溯其不远的外在影响，那么“三·一八惨案”、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事件甚至是更早的与《现代评论》派的论争痕迹历历可见，而实际上，在写于1926年5月6日（《二十四孝图》创作4天前）的《五花的蔷薇之三》中鲁迅对流言/谣言自有其态度，“谣言这东西，却确是造谣者本心所希望的事实，我们可以借此来看看一部分人的思想和行为。”⑩
表面上看，我们很容易把鲁迅对教授们的批判归结为小家子气或私人恩怨或心胸狭隘，因为这种批评中难免顺手一击，“虽然人间世本来千奇百怪，教授们中也有'不尊敬’作者的人格而不能'不说他的小说好’的特别种族。”（页258-259）甚至说，“无所谓'绅士’，也没有'流言’”。（页260）实际上，我们要在枝蔓之外看到鲁迅批判的超越性与宏阔性，也即某些教授们恰恰是白话文和新文化运动的反对者/对立面，或者是通过制造流言/造谣变成了凶残虐杀的饥饿的利益者的帮凶角色。鲁迅先生甚至借助阿尔志跋绥夫的经历来说明流言的杀伤力，“其实这论法就是谋杀，他就这样地在他的人生中寻出欢喜来。”（页260）
（二）回归本体。论者指出，“鲁迅是铁骨铮铮的战士，《朝花夕拾》就可以见出横扫腐恶的战士英姿；鲁迅是深邃的思想家，往事的回忆中便投射着现代理性的目光；鲁迅是富于喜剧才华的杂文家，散文里也不时闪射出杂文的讽刺锋芒。”⑪《二十四孝图》中亦呈现出类似的多元包容性特征，而更大的特征是，在《二十四孝图》书写的推进中，鲁迅慢慢克制了自己的情绪溢出与批判力度，而尤其是涉及到儿童心理与情感结构时，他的笔触或内心会变得柔软，甚至偶尔会有幽默感，比如二十四孝实施的难度和层次性显然不同，“其中自然也有可以勉力仿效的，如'子路负米’，'黄香扇枕’之类。'陆绩怀橘’也并不难，只要有阔人请我吃饭。'鲁迅先生作宾客而怀橘乎？’我便跪答云，'吾母性之所爱，欲归以遗母。’阔人大佩服，于是孝子就做稳了，也非常省事。'哭竹生笋’就可疑，怕我的精诚未必会这样感动天地。但是哭不出笋来，还不过抛脸而已，一到'卧冰求鲤’，可就有性命之虞了。”（页261）
而在消解《二十四孝图》中愚孝的腐蚀功能时，他除了借鉴文献与其他资料进行辨伪以外，也从儿童心理学的角度加以把脉与蚕食，甚至以时代整体认知氛围的更新将之边缘化和进行内容置换，到了结尾，缺乏人性甚至是害人的尽孝在推行时可能会起到反效果，因为我们总不能以牺牲（自己的）现有去成就（长辈的）过去，鲁迅写道，“我想，事情虽然未必实现，但我从此总怕听到我的父母愁穷，怕看见我的白发的祖母，总觉得她是和我不两立，至少，也是一个和我的生命有些妨碍的人。后来这印象日见其淡了，但总有一些留遗，一直到她去世——这大概是送给《二十四孝图》的儒者所万料不到的罢。”（页263-264）《二十四孝图》尚且如此，整本的《朝花夕拾》的整体基调也就具备了“安魂曲”的风格，“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朝花夕拾》是鲁迅的'安魂曲’。许多人在《朝花夕拾》里所感受到的是在鲁迅其他作品中不容易见到的温馨、慈爱，或者像我曾经说过的，是鲁迅心灵最柔和的一面的显示，恐怕都是缘于这样的心理动因。”⑫

三、置身传统与文化革命

论者犀利指出，“我们如果童年时期曾遭到严重的羞辱，可能会将这种羞耻感带入成年以后的生活。这就好比我们内心深处依然潜藏着自己父母的形象……我们需要解决好'陈旧的’父母的形象给我们带来的羞耻问题，然后才能完全地拥抱全新的父母的形象。”⑬类似的，文化上的童年和父母传统之间的关系结构亦值得我们深切反思。
《二十四孝图》立足于鲁迅自己的童年阅历，深觉有关儿童成长阅读读物和生长环境的不足、刻板乃至伤害性，在文本中鲁迅自然有其更高的精神追求与文化关怀，而不容忽略的是，书写此文的鲁迅恰恰也有自己设身处地的现实语境与超克实践之间的悖论/张力，而似乎也恰恰因为此悖论与尴尬也让他更确定了文化启蒙与革命的决心与操作。
（一）传统的恶与韧。论者指出，“在创作《二十四孝图》时，鲁迅也写作了《古书与白话》《再来一次》，它们构成互文关系，散文与杂文都指向文言白话之争的新老旧账，以及背后的章士钊和陈西滢们。”⑭更深切地说，鲁迅的批判矛头指向了文化传统中的糟粕部分。有时甚至采取了文化象征的策略，比如吃人文化的深远性远超个体的残暴范围，“无论他是甚么人，他的吃小孩究竟也还有限，不过尽他的一生。妨害白话者的流毒却甚于洪水猛兽，非常广大，也非常长久，能使全中国化成一个麻胡，凡有孩子都死在他肚子里。”（页258）而在此文中，鲁迅也彰显出他一贯的文字入木三分的杀伤力，“在中国的天地间，不但做人，便是做鬼，也艰难极了。”（页259）同时，却也反证传统的罪恶、强大与无处不在。
更令人难堪的是，即便是要求全民实行孝道，亦难以真正推广，在“我”拿到长辈赠送的图文版《二十四孝图》后，“自从得了这一本孝子的教科书以后，才知道并不然，而且还要难到几十几百倍。”（页261）这是说明孝道的实施难度问题。同时加以批判的是其科学性与实际效能问题。《二十四孝图》所涉及的其他文献一方面可以更正、修订或减轻《二十四孝图》的负面影响，而另一方面却也反证了其不合理性，而实际上《二十四孝图》的劝谕功能也很有限，“现在想起来，实在很觉得傻气。这是因为现在已经知道了这些老玩意，本来谁也不实行。整饬伦纪的文电是常有的，却很少见绅士赤条条地躺在冰上面，将军跳下汽车去负米。”（页263）
某种意义上说，《二十四孝图》彰显出书写主体内心的痛苦与焦灼，这也可以部分解释他为什么具有那么强烈的现实批判性和呐喊风格，但整体而言，虽有溢出，但大致上也符合《朝花夕拾》的整体风格特征，如果是介入现实，形成文字时已经经过多重的洗涤与淬炼，而变得文学化，同时在意义指向上也变得具有超前性和部分哲思风格，如人所论，“它既不是那种起因于心境老化的单纯的怀旧，更不是减轻创作疲劳的消遣。它反映了一种复杂得多的思想状态，一种深刻得多的内心痛苦。它是鲁迅身陷仿徨，却又不甘彷徨时的寄托，是他淘取来冲刷自己受伤心灵的净水。他现时的情绪，必然会异常有力地控制回忆画面的组合和文字描写的气氛，甚至径直登上回忆的前台，不仅以自己深沉灼蕴蓄创造出新的意境，而且和往昔的生活背景形成强烈而富于特色的对比。这应该说是《朝花夕拾》最主要的特点。”⑮
而令人警醒的是，少年鲁迅在淘气时也曾在曾祖母面前假装跌倒，虽然在《二十四孝图》中他猛烈批判“老莱娱亲”的虚假性，他写道，“大约旧本也差不多，而招我反感的便是'诈跌’。”（页262）根据有关鲁迅的传记或回忆录，“终日无语的老闲人像一尊威严的菩萨，端端正正，从早到晚笔挺地坐在房门东首的紫檀椅上，一动也不动。鲁迅兄弟觉得有趣，偏要拿她老人家开心。哥儿俩便走到她的身旁，扑的一声假装跌倒，躺在地上，老菩萨终于心疼而不能沉默了，连忙叫唤着：'阿呀，阿宝，这地上很脏呢。’老菩萨一开口，这对恶作剧的小闲人，快活得一下子从地上蹦跳起来，跑掉了。”⑯刘再复先生将此细节故事归结为周氏兄弟发泄多余的精力，这种解释中规中矩，但其间或许也可以反映出文化传统的韧性与复杂性，周氏兄弟的诈跌实际上也有“老莱娱亲”的影子。（二）刨祖坟与“正革新”。某种意义上说，《二十四孝图》呈现出鲁迅先生相当清晰与立体的文化革命理路。其中一个方向是指向儿童，而儿童题材既是鲁迅自身成长阶段的体验，同时又将自己摆进去进行反思与清理，以期生成新儿童的目标，如人所论，“在《二十四孝图》这一文本中，原本处于旁观者地位的叙述人突然通过一种'扮演行为’登上了文本舞台中心：他将自己化身到了所要批判的情景中，希望以身临其境的表演表达愚孝之不理、不情、不伦的荒谬性，作者的目的在于塑造一个自小便反叛封建旧道德的启蒙者形象。但是恰恰是这种'扮演行为’无意间打开了读者记忆的闸门”。⑰而其中所采取的文化革命策略之一就是“刨祖坟”，因为妨碍儿童成长的恰恰是既得利益者与他们赖以生存的传统糟粕。
剖析《二十四孝图》中强烈的批判性与革新欲望，其实也和鲁迅的内在性格息息相关，有学者敏锐的指出，“在鲁迅深邃的情感世界中始终存在着一个鲜为人知的情感角落，那就是他对黑暗世界的凝视甚至眷恋……在鲁迅的作品即使是明亮的文本之中，读者总能看到一种黑暗底色，总能感觉到一种阴暗的影子在飘忽。或许正是不断对黑暗的凝视，使鲁迅磨砺了尖锐的目光，使他能清醒地看到现实的另一面，并让自己从紧张的压抑的现实沉沦之中解放出来。”⑱所以，《二十四孝图》既是对鲁迅个人情感结构的梳理，同时又是对新国人目标的呼唤，和鲁迅一贯的“立人”思想一脉相承。

结语

王瑶先生指出，“《朝花夕拾》在平静朴素的叙述中渗透了作者真挚的感情，在简洁洗炼的文笔中有深长的韵味，虽为个人回忆，但有丰富深刻的社会内容。在为数众多的现代散文创作中，它的艺术成就是创造性的，并且具有一定的典范意义。”⑲《二十四孝图》亦然，虽不无文体的分裂性，但它也具有相当的经典性特征。
《二十四孝图》是一个主题繁复、形式杂糅的文本。在主题上，它立足于鲁迅自我的童年经验，其实在批判之余也指向了中国新儿童的生成期冀；同时，该文中也呈现出较强的现实介入与情绪反弹，主要就白话文、流言等议题进行解剖，而最终鲁迅还是相对克制，又回归了《朝花夕拾》散文的本体创设和情感结构梳理的整体基调。在《二十四孝图》中鲁迅也呈现出其悖论性：一方面置身传统又挖祖坟批判传统同时又不得不（无意识）践行传统，而另一方面，他也更因此期待又部分实践文化革新。

注释：

① 鲁迅《日记十五》，《鲁迅全集》第15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18页。

② 龙永干：《纷扰语境中“记忆”呈现的形态及意义：也论〈朝花夕拾〉》，《鲁迅研究月刊》2015年第6期，第6页。

③ RaymondWilliams, The Long Revolution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9年版，P.85.

④ 具体可参雷磊、王萍：《雷蒙·威廉斯“情感结构”理论探源》，《中国社科学报》2018年6月26日第7版。

⑤ 彭斌柏：《重读〈朝花夕拾〉》，《鲁迅研究月刊》1991年第4期，第30页。

⑥ 本文所用文本出自《鲁迅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59页。下引只注页码。

⑦ 郑家建、赖建玲：《〈朝花夕拾〉：“回忆”的叙述学分析》，《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2年第9期，第95页。

⑧ 贵志浩：《记忆遮蔽下的文化反思——〈朝花夕拾〉的互文性解读》，《鲁迅研究月刊》2011年第4期，第27页。

⑨ 鲁迅：《小品文的危机》，《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92-593页。

⑩ 鲁迅：《无花的蔷薇之三》，《鲁迅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05页。

⑪秦弓：《〈朝花夕拾〉解读》，《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6期，第28页。

⑫钱理群：《文本阅读：从〈朝花夕拾〉到〈野草〉》，《江苏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第104页。

⑬[美]罗纳德·波特-埃夫隆（Ronald Potter-Efron）、帕特丽夏·波特-埃夫隆（Patricia Potter-Efron）：《羞耻感》Letting Go of Shame,王正林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8年版，第147页。

⑭ 王本朝：《旧事何以重提：〈朝花夕拾〉的杂感笔法》，《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2017年第9期，第109页。

⑮王晓明：《伟大人格的投影——读〈朝花夕拾〉》，《名作欣赏》1982年第6期，第19页。

⑯ 刘再复：《鲁迅传》，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第7页。

⑰ 陈建芳：《回忆的诗学：重读〈朝花夕拾〉》，《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6期，第72页。

⑱ 郑家建、赖建玲：《悲欣交集——〈朝花夕拾〉的情感结构》，《东南学术》2011年第6期，第250页。

⑲ 王瑶：《论鲁迅的〈朝花夕拾〉》，《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1期，第13页。

【本文原刊于《中文学刊》2022年第5期，感谢朱崇科老师授权转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