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居：安大简二《仲尼曰》解析（下） | 中国先秦史的古典文学

安大简二《仲尼曰》解析（下）

子居

【宽式释文】

　　仲尼曰：「古者恶盗而弗杀，今者弗恶而杀之。」

　　仲尼曰：「君子见善以思，见不善以戒。」

　　仲尼曰：「喜怒不时，恒侮。」

　　仲尼曰：「管仲善善在考讫。」

　　仲尼曰：「以同异，难；以异，易。」

　　康子使人问政于仲尼。曰：「丘未之闻也。」使者退。仲尼曰：「视之君子，其言小人也。孰政而可使人问？」

　　仲尼曰：「一箪食，一勺浆，人不胜其忧，己不胜其乐，吾不如回也。」

　　仲尼曰：「见善如弗及，见不善如遝。谨以避难，静居以成其志。伯夷、叔齐死于首阳，手足不弇，必夫人之谓乎？」

　　仲尼曰：「小人乎，何以寿为？一日不能善。」

　　仲尼曰：「颠于周还，吾所不果援者，唯心弗知而色为知之者乎？」

　　仲尼曰：「务言而惰行，虽言不听；务行伐功，虽劳不闻。」

　　仲尼曰：「说不说恒，恒侮。」

　　入《仲尼之耑语》也。仆介周恒。

一【一背】二【二背】三【三背】四【四背】五【五背】六【六背】

七　人人一人人人【七背】豫【八背】九【九背】

寡人聞聞聞命〓大。聞命大矣，未敢陞之，聞玉帛。【十二背】一一【十三背】

【释文解析】

中（仲）尼曰：「古者亞（惡）佻（盜）而弗殺，含（今）者【七】弗亞（惡）而殺之。」〔一五〕

整理者注〔一五〕：“此条简文与《孔丛子·刑论》「孔子曰：……故古之于盗，恶之而不杀也。今不先其教，而一杀之」句意近。两「亚」字，读为憎恶之「恶」。「佻」，读为「盗」。傅亚庶《孔丛子校释》引冢田虎解释《刑论》前两句说：「其盗则可恶之也，然其所以盗者，则由衣食之匮也，故教之生业而不敢杀。」（参傅亚庶《孔丛子校释》第八五页，中华书局二〇一一年）”[1]将《仲尼曰》与《孔丛子·刑论》相比较即可见，《孔丛子·刑论》的“先其教”内容，在《仲尼曰》中是不存在的，由于《孔丛子·刑论》前半句“古之于盗，恶之而不杀也”也没有提到“教”，或可考虑整理者所引《孔丛子·刑论》内容是《论语·尧曰》“不教而杀谓之虐”与《仲尼曰》此条的结合衍生版本。如果确如冢田虎所言“然其所以盗者，则由衣食之匮也”，那么对其盗窃行为的厌恶或憎恶自然都是并不合乎理性的，此种情况下应该厌恶、憎恶的理所当然是导致这种局面的统治者，那么对于盗窃者则“今者弗恶”就会是比“古者恶盗”合理得多的态度，从这个角度讲，把冢田虎的解释套入《仲尼曰》此条来理解显然难以讲通，因此整理者注所引对《孔丛子·刑论》的理解并不适合认为就符合《仲尼曰》此条作者之意。进一步分析，《仲尼曰》和《孔丛子·刑论》皆言“今”抓到盗窃财物者即“杀”，“古”时才“不杀”，这种修辞比较实际上有着明显的问题。即使是号称重刑的秦法，对盗窃罪也罕见判死刑的记述，多是判为城旦，如睡虎地秦简《法律问答》：“人臣甲谋遣人妾乙盗主牛，卖，把钱偕邦亡，出徼，得，论各何也？当城旦黥之，各畀主”、“甲盗牛，盗牛时高六尺，系一岁，复丈，高六尺七吋，问甲何论？当完城旦”、“夫、妻、子五人共盗，皆当刑城旦。”而《墨子·号令》：“诸盗守器械财物及相盗者，直一钱以上，皆断。”言“断”不言“斩”，可证即使是在战时这种特殊情况下，盗窃仍不是死罪，不难推知普通情况下盗窃更没有多少可能会被判死罪。《周礼·地官·司市》：“以刑罰禁虣而去盜。……巿刑，小刑宪罚，中刑徇罚，大刑扑罚。”以笞刑即为大刑，自然更不会涉及死刑。由此可见，《仲尼曰》所说的“今者弗恶而杀之”情况即使认为真实存在，理论上也应是作为历史中的特殊事件而存在的，但《孔丛子·刑论》的“今不先其教，而一杀之”却只能理解为常例而非特例，《仲尼曰》虽然没有可以明确表明其论述是特例还是常例的内容，但由其将“今者弗恶而杀之”与“古者恶盗而弗杀”对比，“恶盗而弗杀”是常例，则“弗恶而杀之”也当同样有常例意味。因之，《仲尼曰》此条与《孔丛子·刑论》都只是在虚构“不杀”与“杀”的极端对立来误导他人的选择判断，其洗脑意味显而易见。“古者”、“今者”见于同篇，目前可知最早者即战国后期的《墨子·尚贤上》：“今者王公大人为政于国家者……是故古者圣王之为政也……”之后有《商君书·开塞》：“故效于古者，先德而治；效于今者，前刑而法。”不难看出《仲尼曰》此条内容较《商君书》所言更为极端，因此《仲尼曰》此条内容当不早于战国后期，自然基本没什么可能是孔子所言。

中（仲）尼曰：「君子見善㠯（以）思，見不善㠯（以）戒。」〔一六〕

　　整理者注〔一六〕：“此条简文与《论语·里仁》「子曰：『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句相近。《太平御览》卷四〇二引「见贤」上有「君子」二字，与简文合。简文「善」与《里仁》「贤」意思相通。《论语·子路》「善人为邦百年」，皇侃疏：「善人，谓贤人也。」《礼记·内则》「献其贤者于宗子」，郑玄注：「贤犹善也。」简文「以」与《里仁》「而」同义，「以」犹「而」，「而」犹「以」（见《经传释词》卷一、《经词衍释》卷七等）。简文「戒」与《里仁》「自省」意思相近。《论语》邢昺疏解释上录文字说：「此章勉人为高行也。见彼贤则思与之齐等，见彼不贤则内自省察得无如彼人乎。」”[2]由于“见贤……见不贤……”句式在先秦文献中别无用例，因此可知整理者所引的《论语·里仁》部分更可能是相关内容在先秦文化演变过程中的一个终结点而非起始点或中间节点。在《论语·里仁》之前，则有《晏子春秋·外篇第七·有献书谮晏子退耕而国不治复召晏子》：“晏子相景公，其论人也，见贤而进之，不同君所欲；见不善则废之，不辟君所爱。”和《礼记·大学》：“见贤而不能举，举而不能先，命也；见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远，过也。”的“见贤……见不善……”句式，很容易看出《晏子春秋》此节与《礼记·大学》二者成文时间当接近，且皆早于《论语·里仁》彼条内容，是由于整理者已提到的“贤”、“善”互通，才由“见贤……见不善……”句式演化至“见贤……见不贤……”句式的。由此再往前追溯，则有清华简《管仲》：“管仲答曰：君子学哉，学乌可以已？见善者焉，见不善者戒焉。”可见“见贤……见不善……”句式的前一个“贤”字也是“善”字的代换。《管仲》篇的内容为荀子所继承，《荀子·修身》：“见善，修然必以自存也；见不善，愀然必以自省也。善在身，介然必以自好也；不善在身，菑然必以自恶也。”非常明显是对“见善者焉，见不善者戒焉”这样的内容的转述，而非《论语·里仁》“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的转述，而《论语·里仁》的“内自省也”才应当很可能是受《荀子》影响而形成的，《荀子·王霸》的“然后皆内自省，以谨于分”句更可强化这个形成过程的推断。清华简《管仲》整理者读“”为“墨”，释为“效法”，笔者《清华〈管仲〉韵读》曾以同韵部角度考虑认为“'’字或当读为'服’”[3]，现在若再考虑的话，则“”盖即“默”字，又或作“嘿”，《管仲》篇作者此处当是使用了一个自己很熟悉内容，即《墨子·贵义》：“嘿则思，言则诲，动则事。”也就是说《管仲》篇作者因为对《贵义》篇的熟悉而直接将“嘿则思”省为了前字“默”，《仲尼曰》则承袭了后字“思”。管子学派与墨家的密切关系，笔者《清华简八〈治邦之道〉解析》等多篇文章已言及，此不赘述。至此，“见善……见不善……”句式追溯到了《墨子》，《墨子》中“见善……见不善……”句式可见于《墨子·尚同中》：“凡闻见善者，必以告其上；闻见不善者，亦必以告其上。”《墨子·尚同下》：“是以民见善者言之，见不善者言之；国君得善人而赏之，得暴人而罚之。”其论述直接源自墨家核心十论中的“尚贤”观。回顾前文各例，可以看出存在着修身与举贤两条演化路径，而现存《墨子》中只有举贤这一条路径，由此或可推测，在《墨子》或《管子》的佚篇中，很可能还存在这“见善……见不善……”句式的修身路径源头论述。笔者在《清华简〈管仲〉韵读》中已提到“清华简《管仲》的成文时间最可能为战国后期末段或战国末期初段”，在《安大简二〈仲尼曰〉解析（上）》中也提到“安大简《仲尼曰》更可能是成文于战国后期末段至战国末期”，因此《管仲》篇与《仲尼曰》篇的“见善……见不善……”从句式到内容在时间段上都是基本平行的，这自然同样可以证明《仲尼曰》此段内容并非出自孔子之口。

中（仲）尼曰：「憙（喜）（怒）不寺（時），恆（侮）。」〔一七〕

　　整理者注〔一七〕：“此条简文在传世文献里尚未找到相应的文字。「憙「见于《郭店性自》简二和《上博一·性》简一，整理者读为「喜怒」。焦氏《易林·观之大畜》：「喜怒不时，霜雪为灾。」《孔子家语·五仪解》：「孔子对曰：……若夫智士仁人，将身有节，动静以义，喜怒以时，无害其性，虽得寿焉，不亦可乎？」《春秋繁露·王道通》：「喜怒时而当则岁美，不时而妄则岁恶。」《春秋繁露·天容》：「其内自省以是而外显，不可以不时，人主有喜怒，不可以不时。」可以参看。「」，此字在楚简文字里或用为「侮」，如《老子》「其次侮之」，《郭店·老丙》简一「侮」作「」。疑「恒」读为「恒侮」。「恒」，《易·需》「利用恒」，孔颖达疏：「恒，常也。」「侮」，《礼记·曲礼上》「不侵侮」，陆德明《释文》：「侮，轻慢也。」大概是因为「喜怒不时」，所以常常受到轻视。《郭店·成之》简二四至二五：「是以上之亘才（在）信于众。」「恒」从「亘」声。《成之》「亘」与本简「恒」似无关系。”[4]“喜怒”系于“时”的辞例，时间上接近《仲尼曰》的出土文献有马王堆帛书《十问》：“喜怒不时，不明大道，生气去之。”传世文献有《庄子·内篇·大宗师》：“凄然似秋，煖然似春，喜怒通四时，与物有宜而莫知其极。”《文子·下德》：“动静调于阴阳，喜怒和于四时。”《文子·自然》：“古之得道者，静而法天地，动而顺日月，喜怒合四时。”《韩诗外传》卷三：“然后气藏平，心术治，思虑得，喜怒时。”不难看出“喜怒”系于“时”主要是阴阳家及道家所持之说，据《春秋繁露·王道通三》：“天有寒有暑，夫喜怒哀乐之发，与清暖寒暑其实一贯也，喜气为暖而当春，怒气为清而当秋，乐气为太阳而当夏，哀气为太阴而当冬，四气者，天与人所同有也，非人所能蓄也，故可节而不可止也，节之而顺，止之而乱。人生于天，而取化于天，喜气取诸春，乐气取诸夏，怒气取诸秋，哀气取诸冬，四气之心也。四肢之答各有处，如四时；寒暑不可移，若肢体；肢体移易其处，谓之壬人；寒暑移易其处，谓之败岁；喜怒移易其处，谓之乱世。明王正喜以当春，正怒以当秋，正乐以当夏，正哀以当冬，上下法此，以取天之道。……是故春喜、夏乐、秋忧、冬悲，悲死而乐生，以夏养春，以冬藏秋，大人之志也。”《春秋繁露·天辨在人》：“天无喜气，亦何以暖而春生育；天无怒气，亦何以清而冬杀就；天无乐气，亦何以疏阳而夏养长；天无哀气，亦何以瞠阴而冬闭藏。”《春秋繁露·阴阳义》：“春，喜气也，故生；秋，怒气也，故杀；夏，乐气也，故养；冬，哀气也，故藏。”更可以非常明确地判断春喜、夏乐、秋怒、冬杀这种“喜怒以时”说当是阴阳家所创。即使加上整理者注所引内容，各文献也皆是时间上属于战国末期至汉初，是目前未见早于战国末期而将“喜怒”系于“时”的辞例，故不难判断，《仲尼曰》此段内容盖以成文于战国末期可能性最大，因此自然也非孔子之言。

中（仲）尼曰：「（管）中（仲）善〓（善，善）才（哉），【八】老訖。」〔一八〕

　　整理者注〔一八〕：“「中」，见于《上博五·季》简四，即「管仲」。「中善〓才」，当读为「管仲善，善哉」。「老讫」，寿终。《说文.老部》：「老，考也。七十曰老。」「考，老也。」段玉裁注：「凡言寿考者，此字之本义也。」《诗·大雅·棫朴》：「周王寿考，遐不作人。」郑玄笺：「文王是时九十余矣，故云寿考。」《汉书·元帝纪》：「黎庶康宁，考终厥命。」颜师古注：「考，老也。言得寿考，终其天命。」《玉篇·言部》：「讫，毕也。」《增韵》：「讫，终也。」《论衡·治期》：「人之温病而死也，先有凶色见于面部。其病，遇邪气也。其病不愈，至于身死，命寿讫也。」《论语·宪问》：「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丨』」邢昺疏：「孔子闻子路言管仲未仁，故为说其行仁之事，言齐桓公九会诸侯，不以兵车，谓衣裳之会也，存亡继絶，诸夏乂安，皆管仲之力也，足得为仁，余更有谁如其管仲之仁。再言之者，所以拒子路，美管仲之深也。」《宪问》：「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髪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此条简文与《宪问》对管仲的赞美一致，意思是说管仲仁善，得以寿终。《史记·伯夷列传》：「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积仁絜行如此而饿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然回也屡空，糟糠不厌，而卒蚤夭。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盗跖日杀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竟以寿终。」或说此条简文见于《论语·八佾》：「子曰：『管仲之器小哉！』」其后尚有一大段文字（见下），为简文所无。朱熹《论语集注》：「管仲，齐大夫，名夷吾，相桓公霸诸侯。器小，言其不知圣贤大学之道，故局量褊浅，规模卑狭，不能正身修德以致主于王道。」古文字「老」或用为「孝」，「孝」「小」音近古通（参高亨、董治安《古字通假会典》第七二五页「孝与小」条，齐鲁书社一九八九年）。「讫」「器」古音亦近（参《古字通假会典》第五二五页「乞与气」条、第五二六页「气与器」条）。疑简文「老讫」读为「小器」。《法言·先知》：「齐得夷吾而霸，仲尼曰小器。」此条简文的意思是说：管仲善良是善良，但是器量狭小。传本《论语·八佾》在「管仲之器小哉」后多出的一段文字，是以「俭」和「礼」二事以证明管仲的「小器」：「或曰：『管仲俭乎？』曰：『管氏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俭？』『然则管仲知礼乎？』曰：『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可以参看（李家浩）。”[5]整理者所提出的两种读法中，前一种“老讫”与“善”完全无关，先秦文献也未见“老讫”一词或者“老”、“讫”并称的情况，整理者的解释“意思是说管仲仁善，得以寿终”，但管仲是病死的，而得病在先秦往往归因于鬼神为祟，这与整理者的“仁善寿终”说未免不协，故读为“老讫”难以获得合理的解释。第二种读为“小器”说，不仅两个字都要改读，而且“老”读为“小”恐怕也非常违背人们的常规认知，这样的通假与“虎”读为“鱼”、“兔”读为“鼠”还有什么区别？前半句尚言管子之善，后半句却突然转变为说管子“小器”，这在句意上也异常突兀难晓。故笔者认为整理者第二说当也不可取。至于《论语》中的“子曰：管仲之器小哉”等内容，且不说这些内容很可能是孔子后人借孔子之口刻意对邻国的著名人物管仲挑三拣四，即便这些内容真是孔子说的，由史实所记诸事比较管子和孔子的话，管子治齐而齐国成就春秋霸业，反观孔子治鲁，虽然《论语·子路》里有“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这样牛皮吹上天的话，但实际行政则三年时间就把鲁国搞得内忧外困，孔子自己都不得不弃官出逃才保住性命，由此也不难知道就孔子这种行政认知水平，显然是根本没资格对管仲说三道四的。笔者认为，《仲尼曰》此段内容或当读为“仲尼曰：管仲善善在考讫。”先秦文献中“善善”之说习见，如《管子·山权数》：“齐之公过，坐立长差，恶恶乎来刑，善善乎来荣，戒也，此之谓国戒。”《鹖冠子·学问》：“贵贱无常，时使物然，常知善善，昭缪不易，一揆至今。不知善善，故有身死国亡、绝祀灭宗。”《荀子·强国》：“夫尚贤使能，赏有功，罚有罪，非独一人为之也，彼先王之道也，一人之本也，善善恶恶之应也，治必由之，古今一也。”又《新序·杂事四》：“昔者，齐桓公出游于野，见亡国故城郭氏之墟。问于野人曰：「是为何墟？」野人曰：「是为郭氏之墟。」桓公曰：「郭氏者曷为墟？」野人曰：「郭氏者善善而恶恶。」桓公曰：「善善而恶恶，人之善行也，其所以为墟者，何也？」野人曰：「善善而不能行，恶恶而不能去，是以为墟也。」桓公归，以语管仲，管仲曰：「其人为谁？」桓公曰：「不知也。」管仲曰：「君亦一郭氏也。」于是桓公招野人而赏焉。”所记很可能是《管子》佚文，故或也可归于先秦言“善善”之例。且《仲尼曰》此条读“善〓”为“善善”还可以联系于前文的“君子见善以思，见不善以戒。”据《周礼·地官·州长》：“三年大比，则大考州里，以赞乡大夫废兴。”贾公彦疏：“州长至三年大案比之日则大考州里者，谓年年考讫，至三年则大考之。言大者，时有黜陟废兴故也。”《周礼·地官·小司徒》：“及大比六乡四郊之吏，平教治，正政事，考夫屋，及其众寡、六畜兵器，以待政令。”《周礼·地官·乡师》：“岁终，则考六乡之治，以诏废置。”《周礼·地官·县师》：“三年大比，则以考群吏，而以诏废置。”是“管仲善善在考讫”可以理解为管子对“善者”的善待在考核完成之后，也即管子只以实绩考核来判断贤良并加以善待，而不是以个人好恶或他人臧否为标准，这样的观点可以参考《管子·君臣上》：“因其业，乘其事，而稽之以度。有善者，赏之以列爵之尊，田地之厚，而民不慕也。有过者，罚之以废亡之辱，僇死之刑，而民不疾也。”

中（仲）尼曰：「㠯（以）同異戁（難），㠯（以）異易―（易易）。」〔一九〕

整理者注〔一九〕：“此条简文在传世文献里尚未找到相应的文字。《国语·晋语五》「今阳子之貌济，其言匮，非其实也。若中不济而外彊之，其卒将复，中以外易矣」，韦昭注：「易，犹异也。」疑简文「以异易易」第一个「易」即此义。孔子曾说过，要「通乎物类之变」（《说苑·辨物》）、「通于物类之变」（《孔子家语·颜冋》），疑此条简文即说「物类之变」。如此，简文意谓：把同类之物变成不同性质的很困难，把不同类之物变成不同性质的比较容易。或说简文应断作「以同异，难；以异易，易」。第一个「异」指区分、分别，《礼记·乐记》：「乐者为同，礼者为异。」郑玄注：「异谓别贵贱。」第二个「异」是「同」的反义词。第一个「易」指改变；第二个「易」是「难」的反义词。简文大意是：因为相同而区别起来困难，因为相异而改变起来容易。大概是谈礼乐之用的（黄德宽）。”[6]《仲尼曰》此条网友枕松读为“以同异，难；以异，易。”并言“句意为：根据相同点来区分，是困难的；根据不同点（来区分），是容易的。”[7]所说当是。“同异”之辩是先秦时期名家的主要辩论内容之一，《墨子·经篇》：“同异而俱于之一也。同异交得放有无。”《墨子·经说》：“同：二名一实，重同也；不外于兼，体同也；俱处于室，合同也；有以同，类同也。异：二必异，二也，不连属，不体也；不同所，不合也；不有同，不类也。”《庄子·外篇·骈拇》：“骈于辩者，累瓦结绳窜句，游心于坚白、同异之间，而敝跬誉无用之言非乎？”《庄子·外篇·秋水》：“公孙龙问于魏牟曰：龙少学先王之道，长而明仁义之行；合同异，离坚白；然不然，可不可；困百家之知，穷众口之辩：吾自以为至达已。今吾闻庄子之言，茫然异之。不知论之不及与？知之弗若与？今吾无所开吾喙，敢问其方。”《庄子·外篇·胠箧》：“知诈、渐毒、颉滑、坚白、解垢、同异之变多，则俗惑于辩矣。”《庄子·杂篇·天下》：“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若获已齿、邓陵子之属，俱诵《墨经》，而倍谲不同，相谓别墨；以坚白、同异之辩相訾，以觭偶不仵之辞相应。……大同而与小同异，此之谓『小同异』；万物毕同毕异，此之谓『大同异』。”《荀子·礼论》：“礼之理诚深矣，坚白、同异之察入焉而溺。”《荀子·修身》：“夫坚白、同异、有厚无厚之察，非不察也，然而君子不辩，止之也。”《荀子·儒效》：“若夫充虚之相施易也，坚白、同异之分隔也，是聪耳之所不能听也，明目之所不能见也，辩士之所不能言也，虽有圣人之知，未能偻指也。”《荀子·正名》：“物有同状而异所者，有异状而同所者，可别也。状同而为异所者，虽可合，谓之二实。状变而实无别而为异者，谓之化。有化而无别，谓之一实。此事之所以稽实定数也。此制名之枢要也。后王之成名，不可不察也。”《韩非子·显学》：“今兼听杂学、缪行同异之辞，安得无乱乎？”《淮南子·齐俗》：“公孙龙折辩抗辞，别同异，离坚白，不可与众同道也。”皆记录了这个先秦时期名家所引发的主要论题。由此不难判断，《仲尼曰》此条当是作者在跟风参与当时热门话题，自然是出自“同异”之辩流行之后，故明显不会是春秋末期孔子所能言。“以同异难，以异易”实际就是说以同别异很困难，以异别异很容易，同指共性，异指差别，代入一下就是通过列举各自的共性来区分事物的不同很困难，通过指出事物的差别来区分事物间的不同则很容易，这是对于如何有效区分界定概念的一种观点，属于形式逻辑范畴。整理者注没有涉及到这个内容，因而释读和理解多有相隔。

康子（使）人（問）政於中（仲）尼。曰：「丘未之䎽（聞）也。」（使）者退。中（仲）尼曰：「見〈（視）〉之〓（君子），亓（其）【九】言〓（小人）也。竺（孰）正而可（使）人䎽（問）？」〔二〇〕

整理者注〔二〇〕：“此条简文见于《论语·颜渊》：「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文字出人较大。「康子」，即季康子，鲁季桓子之子，名肥，谥号康，《上博五·季》简二、一一、一四作「庚子」。战国文字「见」「（视）」二字因形近往往混用。疑此「见」是作为「」字来用的（李家浩）。「视之君子，其言小人也」，意谓：看他样子像个君子，听他说话却是个小人。或认为简文「中尼」脱重文符号。”[8]“孰正”的“正”当读为“政”，即前文“使人问政”的“政”，推测整理者就是因为将“孰正”的“正”字读为了原字，所以才有“此条简文见于《论语·颜渊》”的误判。《晏子春秋·内篇杂下·田无宇请求四方之学士晏子谓君子难得》：“田桓子见晏子独立于墙阴，曰：'子何为独立而不忧？何不求四乡之学士可者而与坐？’晏子曰：'共立似君子，出言而非也．婴恶得学士之可者而与之坐？’”《韩诗外传》卷十：“吴延陵季子游于齐，见遗金，呼牧者取之。牧者曰：'子何居之高，视之下；貌之君子，而言之野也。吾有君不君，有友不友，当暑衣裘，君疑取金者乎？’延陵子知其为贤者，请问姓字。牧者曰：'子乃皮相之士也；何足语姓字哉！」遂去。延陵季子立而望之，不见乃止。”两则故事与《仲尼曰》此条的共同之处就是，都认为被言说的对象有君子的外貌，但言辞则与外貌不合，至于故事则各不相同。《韩诗外传》的故事又见于《论衡》，且《论衡》中的故事与《韩诗外传》有异，且加上了王充对故事真实性的批驳否定，《论衡·书虚》：“传书言：「延陵季子出游，见路有遗金。当夏五月，有披裘而薪者，季子呼薪者曰：『取彼地金来。』薪者投镰於地，瞋目拂手而言曰：『何子居之高，视之下，仪貌之壮，语言之野也！吾当夏五月，披裘而薪，岂取金者哉？』季子谢之，请问姓字。薪者曰：『子皮相之士也！何足语姓字！』遂去不顾。」世以为然，殆虚言也。夫季子耻吴之乱，吴欲共立以为主，终不肯受，去之延陵，终身不还，廉让之行，终始若一。许由让天下，不嫌贪封侯。伯夷委国饥死，不嫌贪刀钩。廉让之行，大可以况小，小难以况大。季子能让吴位，何嫌贪地遗金？季子使於上国，道过徐。徐君好其宝剑，未之即予。还而徐君死，解剑带冢树而去。廉让之心，耻负其前志也。季子不负死者，弃其宝剑，何嫌一叱生人取金於地？季子未去吴乎？公子也；已去吴乎，延陵君也。公子与君，出有前後，车有附从，不能空行於涂，明矣。既不耻取金，何难使左右？而烦披裘者？世称柳下惠之行，言其能以幽冥自修洁也。贤者同操，故千岁交志。置季子於冥昧之处，尚不取金，况以白日，前後备具，取金於路，非季子之操也。或时季子实见遗金，怜披裘薪者，欲以益之；或时言取彼地金，欲以予薪者，不自取也。世俗传言，则言季子取遗金也。”比较《论衡》与《韩诗外传》的文字可知，《论衡》之文并非取自《韩诗外传》，而当是二者都源自共同的“传书”。以《论衡》的逻辑来分析《晏子春秋》相关内容，则“独立于墙阴”而不是“学士可者而与坐”非常明显也不似晏子所会有的行为，《晏子春秋》中其它章节多有记载晏子与各色人等的交流，并未见有晏子刻意特立独行远离他人的情况，因此《晏子春秋·内篇杂下·田无宇请求四方之学士晏子谓君子难得》部分更像是战国后期、末期编造出来的内容。与此二者类似，“使人问”式的内容，先秦文献未见早于战国后期、末期的记述，考虑到不会是因为此前没有使者，则可推知是否“使人问”应该是在士阶层崛起后产生特殊的对待诉求的反映，因此不难判断《仲尼曰》此条的成文是在此种观念传播开之后，也即不会早于战国后期，更可能是在战国末期。延陵季子、晏子、孔子三段故事使用了类似话语的内容，其故事并无其它相似之处。《仲尼曰》孔子故事中径称“康子”而非称“季康子”，故其成文背景当是在鲁地；延陵季子故事中季札为吴人，故事则言其游于齐，因此背景是齐文化背景或吴文化背景不能准确判断；晏子故事则毫无疑问是齐文化背景。齐、鲁、吴三国相邻，又皆近于东海，故可推测是先有“貌似君子而言非”这样的流行话题在沿海地区流传，然后才被三段内容的作者编入各自的故事，三段故事分别展示出了各自的文化差异。延陵季子故事中体现出的是齐地或吴地的隐逸思想，对金钱和权贵的蔑视。晏子故事中体现的是对四乡学士的不屑，其虽未明说但实际所指者盖即游于稷下的学人。孔子故事中体现出的则是作者对身价的执念，毫不掩饰的势利眼倾向。整理者隶定为“见”的字，原字形作“”，“目”形下很明显是立人形的讹变，而非跪人形的讹变，因此“”字当即是“视”字而非“见”字，故整理者注所言“战国文字「见」「（视）」二字因形近往往混用。疑此「见」是作为「」字来用的”云云当非是。没有重文符号完全可以通读，故整理者注中提到的“或认为简文「中尼」脱重文符号”亦当非是。

中（仲）尼曰：「一（簞）飤（食），一勺（漿），人不（勝）丌（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