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子清生平考3的古典文学

张子清生平九大问题的粗浅考析（三）

刘德云

六、脚踝子弹是否取出

对此问题，史学界有子弹已取出和未取出两种观点。大多数史料称张子清的子弹未取出，但笔者认为已取出，依据：一是杜修经回忆。杜修经，1907--2007，湖南慈利人，1928年5月、6月作为湖南省委巡视员两度上井冈山，在毛泽东、朱德、陈毅等陪同下看望过张子清。1971年6月井冈山革命博物馆采访杜修经，他说：“张子清同志我见过，在井冈山上。那时已经负了伤，子弹已经取出来了，护士用盘子端着那颗子弹给我们看。那是一颗开花子弹，铜头都裂开了。一次战斗中，张子清同志从山上往下冲，一颗子弹刚好（打）在他脚腕旁边。他当时穿的是皮鞋，子弹就在骨头里，很长时间都没办法取出来，伤口我看了，还是肿起的，忘记是伤在那个脚。”从1998年开始，常德市委党史办应国斌先生采访杜修经，2005年7月出版《杜修经访谈录》，有关章节记载：“在大井，我们看望正在接受治疗的张子清同志……他单独住在一位老百姓的家里。我们见他时，他已经动了手术，医生还将取出来的子弹拿给我们看。在张子清那里，我们呆的时间比较久。”杜修经当时因机械执行湖南省委命令，造成八月失败，使红军损失过半，新中国建立后被毛选(卷一)点名批评，也因此成为党史“知名”人物。“文革”期间，他一度被打成反党分子，在常德师专从事养猪、掏粪及其他苦力劳动。因此以杜修经的“特殊”身份，井冈山革命博物馆采访时他不可能信口开河，加上“开花子弹”、“穿的皮鞋”等细节是难于杜撰的。两次不同采访，前后相隔二十多年，但回忆的内容是相同的。所以杜修经的回忆可信度极高。二是医护人员的回忆。在井冈山红军医院中，护士肖明曾长期与张子清打交道，他在《回忆红军医院》一文中赞扬张子清风格高尚，写了他伤势很重，但没说子弹没取出来。三是知情战友的回忆。和他走的比较近建国后还健在的有何长工、鄢辉等人，在1952年何长工的《回忆井冈山上的战友张子清同志》、1974年鄢辉的《张子清烈士的革命经历》、1977年井冈山革命博物馆采访鄢辉记录中，都没有张子清脚踝子弹未取出来的记载。四是有关部门的结论。1987年12月，湖南、江西的5家出版社联合出版《革命先辈的故事》丛书，其中专门介绍张子清事迹的是单行本《不落的星》，该书由永新作家李前撰写，记载的是张子清子弹已取出。李前在后记中写道：“在收集素材与写作过程中……许多老红军、老赤卫队员，特别是张子清的亲属，以及各地博物馆、纪念馆、档案馆、文化馆的同志，给我提供了大量的资料与工作上的方便；江西人民出版社、湖南人民出版社、江西日报社的有关同志，对本书的写作与修改，进行了许多具体指导。”炎陵县委党史办王锡堂先生经考证认定子弹已取出，于2012年2月《党史文汇》刊载了《张子清浴血井冈》一文。2018年3月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回望峥嵘读初心》一书，录入《病榻受命---张子清身负重伤守井冈》这一故事。该书编著者为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等3个部门，他们经反复考证，也认为张子清子弹已取出。

七、是否担任过湘赣边界特委书记

对该问题，有肯定与否定两种观点。

先看肯定观点。1929年1月7日柏露会议确定红五军与三十二团守卫井冈山。1月13日毛泽东在下庄组织召开前委会议，任命张子清为红五军参谋长，何长工任宁冈中心县委书记兼三十二团党代表，从红四军中抽调陈伯钧、陈毅安等一批得力干部协助红五军守山，这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史》等正史的明确记载。但《何长工回忆录》另载，在下庄会议上张子清被任命为特委副书记：“张子清同志对井冈山情况也熟悉，在人们心目中有一定威信，又因他腿部受伤，行军不大方便，留下来任边界特委副书记，特委书记是邓乾元。”《何长工传》也是几乎一模一样的记载。也就是在红四军下山前夕，张子清担任红五军参谋长与特委副书记两个职务。因当时形势紧急，仅是会上口头任命，没有留下文字资料，只可能存在于回忆录中。

1929年1月30日上午湖南敌军率先攻破黄洋界、八面山，五大哨口顿失其二，井冈山已无法守住，红五军按既定方案突围。本来特委的职责是组织动员各方力量协助守山，如守山失败则组织革命力量疏散隐蔽，这时意外发生了。据1929年3月17日边界临时特委《致江西省委并转湖南省委》的信：“未经几时，特委负责人因敌人猛烈搜山之故以及许多事实困难，即冲散各地，特委组织遂由此破产，至今特委书记邓乾元同志未知逃散何方”。陈正人，1907--1972，江西遂川人，曾任遂川县委书记，1928年5月任湘赣边界特委委员，10月任特委副书记。他在1940年6月5日在延安写的《正人自传》中说：“当时特委书记邓乾元因畏避严重斗争，曾借故离开特委”。邓乾元抛开职责，跟着红五军一起下山，撤离到遂川边境时，被冲散脱队，于是来到宁冈，找到何长工等，商讨办法。1974年10月井冈山革命博物馆采访何长工时，何长工说：“敌人上山后，邓乾元还在我们那个蓬子时住了两个晚上，他同我讲他要下山。我作不了主，就开了会，决定由张子清代理特委书记”。采访鄢辉时，鄢辉也说“当时党决定他任湘东（赣）特委书记”。宁岗会议决定请张子清代理特委书记，此即张子清担任该职的由来。

还有一个旁证。在担任特委书记期间，张子清做了一件舍己为人之事。井冈山被攻破后，国民党敌军已在根据地各路口设卡盘查，并开始规模宏大的逐片域清乡与逐山头搜捕。张子清组织游击队、伤病员百来人，悄悄向200多里外的九龙山进发，准备与鄢辉汇合。潜行到酃县十都时，无法越过敌人哨卡。张子清设计让中轻伤病员、赤卫队化装通过，自己等重伤病员则就地隐藏，最后绝大多数人胜利转移出去。为什么留下重伤病员呢？重伤病员行动不便，拖累他人，但就地隐藏极可能面临死亡。结果七八个重伤病员，活下来的只有张子清，其他几个不是被敌人搜山捉去杀害就是牺牲在暴雪封山的饥寒之下（*1928年冬井冈山连续下了40多天大雪），张子清的设计舍己救同袍之举在幸存者中记忆深刻。上世纪五十年代张子清的警卫员蔡连祥等曾到长沙看望吴雪梅，言及此事，感激连连。

再看否定观点，主要是陈正人的看法。1970年他在《毛泽东同志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伟大实践》中说“张子清在主席率领部队离开井冈山以后，一直在小江区（那是我们的第二个根据地）养病，没来过井冈山。在养病期间，他是只休息，没有担任过什么职务，也没有担任过红五军参谋长。”关于张子清担任红五军参谋长之事，正史已作结论，此不赘述。陈正人为何否定张子清担任过特委书记呢？主要是两个原因。一是陈正人不知。据《我的母亲彭儒》一书记载，井冈山保卫战打响后，陈正人协助守卫双马石哨口。红五军撤离后，《陈正人传》记载“陈正人和妻子彭儒、王佐农三人一起，摆脱敌人的追赶，转入深山老林，隐藏在群众搭建的守野猪的草棚里”，2月初到达荆竹山，历尽艰辛，于3月11日到达永新。荆竹山在井冈山西边，宁冈在井冈山西北边，两地最近距离约120里。陈正人无法越过重重哨卡到达宁冈，无法参加宁岗会议，不可能知晓张子清代理特委书记。二是代理时间短。1月30日张子清组织队伍转移，2月初藏入山洞，前后约6天时间，代理期刚好与陈正人错开。毫不知情之下，陈正人提出上述观点只能说是一场误会。

综上所述，张子清确实担任过特委书记，时间很短，卓有成效。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