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商於古道之”商於“的命名说一句话的古典文学

文物与《秦记》下的商鞅封地商（县）

作者：王国伟（笔名：zenmax 浮凸）

《中国历史地图集》战国时期另制《诸侯称雄形势图》

为商於古道之商於的命名说一句话

作者：王国伟

《中国历史地图集》战国时期另制《诸侯称雄形势图》

商於古道，是陕西省所命名的十大旅游项目，并排列第二，为秦时咸阳内史唯有的三条主道之一，即咸阳通往上雒（峣）、商（武）两地两关大道所连接丹水县商於古城，及南阳方向道路之间的区域，所发生的诸如“秦晋伐鄀”、“朝秦暮楚”、“哀公救楚”、“商鞅封邑”、“张仪诳楚”，以及《史记》《汉书》武关、峣关等发生的事件、诸多典故聚集区域的文化宝地，作为以战国为主题的古文化历史与山水景观一体的称谓。其商於古道的立意，根据历史文献、典故事件发生区域，与《中国历史地图集》“战国时期另制《诸侯称雄形势图》”的标注的区域基本吻合。

不过，在今网络普及的情况下，百科有“商於”的诸家编写的此条定义，商於古道旅游项目之名的关键名称“商於”，却不包含商鞅遗城、十五邑不包含秦岭秦界下与商同流域的上雒，商於成为了一含糊不清的名词。为此解注此“商於”在战国，及之后秦时的变化，一正商於古道、古道商鞅封邑、楚、秦商（县）的沿置关系之名，为陕西省政府所命名开发的“商於古道”旅游项目说一句话是很有必要的。

商於，为古代秦楚边境地域名。春秋战国时期，是楚国商密（今河南南阳市淅川县西南）、於中（今河南南阳市西峡县东）两地的合称，位于秦岭南麓、丹水与淅水的交汇处，为楚文化的发源地之一。[4  杨宽．《杨宽古史论文选集·春秋时期楚国县制的性质问题》附录一《楚国商县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79-80]

因战国时期，秦国封卫鞅于邬（今陕西商洛市），将邬地改名为商[6  《竹书纪年》：秦封卫鞅于邬，改名曰商。]。因当时邬与於同音，后世逐渐将此商与楚国的商於混淆。[4  杨宽．《杨宽古史论文选集·春秋时期楚国县制的性质问题》附录一《楚国商县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79-80]此后，商於演变为以秦岭“商”开始、以武关后“於”结束的“六百里”地的合称。[5王景. 楚怀王时期的楚秦关系研究[D].华东师范大学，2013,70-75]因张仪欺楚名典将“商”“於”合称，故商於亦成为意喻六百里边疆之地和军事、商贾要道及“计谋”“诈术”的代称。

【zenmax浮凸按】此文总结与2017年新发现的少习武关、以及路径方向、以及一些观点一致。但此处“古代秦楚边境地域名”应为战国。

春秋秦、晋楚相邻的边界，是《汉书》“秦岭山”前。即今所发现《岳麓书院秦简》中的秦上雒（峣）关，是为今蓝田葛牌位置的山，与今商州、柞水南秦“楚山”分界；亦是《图集》秦内史东南与故楚地的南界之山。

秦朝商县治邑被发现、今商鞅邑城（丹凤）遗址中春秋楚文物；战国秦楚文物、“商字”瓦当，佐证了春秋“商”至《汉书》商的沿置关系。（参阅拙文“文物与《秦记》下的商鞅封地商（县）”）

本文“因战国时期，秦国封卫鞅于邬（今陕西商洛市），将邬地改名为商”，其邬改商，是根据晋魏之人的魏史的《竹书纪年》所记载：“秦封卫鞅于邬，改名曰商。”所得出来的结论。但是，《史记》所摘录的《秦记》，是秦人、秦所记载的史书，其商君，不涉秦“焚”及“禁语”之列，因此司马迁《史记》所摘录《秦记》的可信度，远比魏人史记的可信度更高。所以应以《秦记》为准。《竹书纪年》“邬”即“於”（同音）；“改名曰商”是指卫鞅改名“商鞅”或“商君”，亦与《史记秦本纪》所摘录的《秦记》秦史记载的内容重合，符合文物与史载“二维证据”的事实。魏史商鞅的记载，并非指因卫鞅而改变商治邑之“商”的名称。

春秋

春秋时的商於，指代楚国的商密、於中之地（今河南淅川、西峡一带）。[4  杨宽．《杨宽古史论文选集·春秋时期楚国县制的性质问题》附录一《楚国商县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79-80]

【zenmax浮凸按】此处表示不确。因为商於之名来自战国。商密之名记载于春秋《左传》。其原属地范围即《士山盘》铭文中属“下鄀”之地。不过此“下鄀”包含了秦商县地域。

旧说春秋时代楚的商县即是汉代弘农郡商县，亦即战国时代卫鞅的封邑。《左传》文公十年载：楚在城濮之战失败后，司马子西（即斗宜申）自杀未死，楚成王“使为商公”，子西“沿汉泝江，将人郢”，楚成王把他改为工尹。杜注：“商，楚邑。今上雒商县。”商县在今陕西省商县东南商洛镇。江永《春秋地理考实》对杜预之说表示怀疑，认为“楚成王时楚地未至商州，其使子西为商公，或在商密之地。”

【zenmax浮凸按】旧说以杜注：“商，楚邑。今上雒商县。”是准确的。江永《春秋地理考实》对杜预之说表示怀疑，认为“楚成王时楚地未至商州，其使子西为商公，或在商密之地。”此划分的地域有误。秦上雒县与商县，在秦雒、商遗城、文物未发现前，过去依《汉书》，两县为汉置县。所以此处的“商州”指郡级别，与“文革”后的本地志（无考证）误以为此汉二县应为秦商大县的意义相同。秦上雒县与商县，在秦雒、商遗城、文物未发现后，此两地由《士山盘》记载始，两地域分属茽、鄀两区域。而秦商县的发现，使商县之名从春秋至战国秦的沿置关系得以澄清。并且，在秦晋蜜月期的《左传》鲁僖公二十五年 （公元前635年）秦晋联合伐鄀。至周襄王二十年（公元前632年）晋、楚两国在卫国城濮（山东鄄城西南）地区进行的争夺中原霸权的首次大战，虽楚战败，但楚的势力范围东北已至卫国城濮；又从《士山盘》中的下鄀与《商雒鼎铭》下鄀同地。《商雒鼎铭》“商雒”，指隋朝后的商洛县，即秦汉商县，包括上雒未搬迁的旧城池，但不包括新上洛新城，即除过上雒城池以外的上雒（今名商州区）地域。

所以，秦晋伐鄀，即清华简《系年》第六章“秦晋焉始会好，戮力同心。二邦伐鄀，徙之中城，围商密，止申公子仪以归。”秦抓捕了楚来增援的申公子仪（斗克），到楚发怒追秦至被晋侵占的：本属于楚所附庸的下鄀之地，即《商雒鼎铭》的下鄀，以及此下鄀与茽之后的雒分“界”处，使下鄀疆界得以领土完整，以泄堂堂申公被抓之愤是可能是有可能的。此推论与今发掘的商鞅遗址有春秋文物相吻合。（商鞅封邑考古队 《陕西丹凤县秦商邑遗址》《考古》2006年第三期、王子今等《陕西丹凤商邑遗址》 《考古》1989年第七期 《商洛考古文集》p426）

商密原为鄀之国都，在今河南淅川西南。《左传》僖公二十五年载：“秦晋伐鄀。楚斗克、屈御寇以申息之师戍商密。”杜注：“鄀本在商密，秦、楚界上小国。”刘文淇《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肯定江氏之说，认为商密“界湖北之西，滨近汉水，其东南行，由今襄阳、荆门以至荆州，与传'沿汉泝江’合”。这个见解是正确的。[4  杨宽．《杨宽古史论文选集·春秋时期楚国县制的性质问题》附录一《楚国商县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79-80]

【zenmax浮凸按】“商密原为鄀之国都，在今河南淅川西南。”但并不代表下鄀国的辖地，从文物，下鄀为今商及古商密两地。

战国

公元前340年，秦国封商鞅于於商[2-3：  2《史记·楚世家》：三十年，秦封卫鞅於商，南侵楚。3  《史记·商君列传》：卫鞅既破魏还，秦封之於商十五邑，号为商君。]，此於商（陕西商洛）与楚国的商於（河南丹淅）并非一地。[4  杨宽．《杨宽古史论文选集·春秋时期楚国县制的性质问题》附录一《楚国商县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79-80]

【zenmax浮凸按】这个於商、商於的观点是值得探讨的。商与商於、或於商两地是可取的。如果是一地，秦按楚或先秦的治邑沿置关系，就不会在商鞅封邑地置商县，而在商密地设置丹水县了。

汉代弘农郡商县原名为於或邬，是秦孝公分封卫鞅在此地之后改名为商的。《水经注·漳水》和《路史·国名纪己》引《竹书纪年》说：“秦封卫鞅于邬，改名曰商。”商又称为於商。陈逢衡《竹书纪年集证》说：“於读为乌，当即邬也，旧止名邬，今改名日商，故谓之於商。”这个解释是正确的。[4  杨宽．《杨宽古史论文选集·春秋时期楚国县制的性质问题》附录一《楚国商县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79-80]

【zenmax浮凸按】这个论点是错误的。这个论点是基于《汉书》前没有发现秦商治邑，不知《汉书》的西汉商县是沿置了秦统一后的秦商县，秦商县沿革战国商鞅时先秦商县的结论。

更重要的是：对《史记》载录《秦记》的误解，未知《秦记》是秦史，而对《竹书纪年》“改名曰商”，实为卫鞅改名商君之意的曲解。

既然此地（陕西商洛）是封给商君以后改名为商的，可知后人把此地说成是商代始祖契的封邑，或说成是春秋时楚的商县所在，都是出于附会。

【zenmax浮凸按】此附会是对的，但前提“商君以后改名为商”是错的。商君去封邑之前，秦史记载既有商的存在，商君卫鞅本姓卫。随商治邑商、商县而姓商。（参阅拙著文“文物与《秦记》下的商鞅封地商（县）”）

《史记·商君列传》载：“卫鞅既破魏还，秦封之於商十五邑，号为商君。”《集解》引徐广之说，谓即弘农商县，这是正确的。《汉书·地理志》弘农郡商县下也说：“秦相卫鞅邑也。”《索隐》和《正义》都把於、商说成两地而合称於商，是错误的。《正义》说於“在邓州内乡县东七里”，在今河南西峡东，它和在今陕西商县东南商洛镇的商，相距二百五十里以上，当时商君的封地不可能如此广大。[4  杨宽．《杨宽古史论文选集·春秋时期楚国县制的性质问题》附录一《楚国商县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79-80]

【zenmax浮凸按】此立意是对楚国商县不在今址秦、汉商县之地，是未知秦商县治邑的存在，并非《汉书》始于西汉情况下的错误推断。

当时地名於商之外，又有地名商於。商君受封于邬当年，秦国确实从武关南下侵楚，侵占了楚国的商於地区。[2]因此，到楚怀王年间，就有张仪诈归商於之地之举。《史记·张仪列传》和《楚世家》都说张仪欺骗楚怀王，“请献商於之地六百里”。《张仪列传》索隐把商於解释为二地的合称，说商与於相距二百余里，也是错误的。《楚世家》集解说：“商於之地，在今顺阳郡南（内）乡、丹水二县，有商城在於中，故谓之商於”，这是正确的。《水经注·丹水》也说：“丹水迳流两县（指内乡、丹水两县）之间，历於中之北，所谓商於者也。故张仪说楚绝齐，许以商於之地六百里，谓以此矣。”所谓“有商城在於中”，这个商城即是商密，在今淅川西南，於在今西峡东，两地很近，因此可以称为商於。这个商城正是春秋时代楚的商县所在，前人因为对两个商城分辨不清，对於商和商於的解释也常误合为一。[4杨宽．《杨宽古史论文选集·春秋时期楚国县制的性质问题》附录一《楚国商县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79-80]

【zenmax浮凸按】此是过度对“商於”、“於商”顺序不同，以及《竹书纪年》“改名曰商”的解读，除不知秦商县治邑的存在；亦不知春秋至西汉商鞅封邑城文物出土，有战国“商”字瓦当的佐证。

商於、於商的范围，《中国历史地图集》“战国时期另制《诸侯称雄形势图》”中的商於之地域范围的标注是准确的。

汉唐以降

至迟到司马迁提出“商於六百里地”的说法之时，汉代人已经有把商君的商（武关内，陕西商洛）与楚国的商於（武关外，河南丹淅）混为一谈的趋势了（因楚国丹淅的商於并无六百里之广）。

但南北朝时期，仍有一些学者对两个商作了较好的区分。如上节所引，北魏郦道元《水经注》：“丹水径流两县（南乡、丹水），历于中北，所谓商於者也。故张仪说楚绝齐，许以商於之地六百里，谓以此矣。”刘宋裴胭《史记集解》：“商於之地在今顺阳郡南乡、丹水二县有商城在於中，故谓之商於。”由此可以看到南北朝学者所指的商於之地，位置是在丹水与淅水的交汇处，商於并没有分开，还是一地之名，属于楚国。[5王景. 楚怀王时期的楚秦关系研究[D].华东师范大学，2013，70-75]

【zenmax浮凸按】司马迁摘录《秦记》“提出'商於六百里地’的说法”出自秦史。是反映战国状态下封商鞅对商与於两地域合一的治理，但并不代表两治邑地名称的改变。而郦道元本身就不认可《秦记》是秦人的记载，更不知秦治两地分别有治邑名称的存在，所以，郦道元把商鞅封邑地锁定在《水经·浊漳水注》中的衡水又北，邬县古城东。王莽改曰秦聚。此结论当然是错误的。

到唐时期，商於之地开始一分为二，成为了“商”和“於”两地，“於”西走入了淅川，而“商”则北移到了商洛。唐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引《地理志》：“丹水及商属弘农，今言顺阳者是。魏晋始分置顺阳郡，商城、丹水俱隶之。”又引刘氏言：“商，今商州，有古商城，其西二百余里有古於城。”唐张守节的《史记正义》引《括地志》：“商洛县则古商国城也。到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所说的商於之地，已直言商於就是商洛，干脆连丹淅的范围也不要了：“商州，上洛郡，今理上洛县。古商於之地，禹贡梁州之城。……战国时其地属秦，卫鞅封于商邑，后属内史理。汉元鼎四年于此置上洛县属，地理志云上洛属弘农郡。”[5王景. 楚怀王时期的楚秦关系研究[D].华东师范大学，2013,70-75]

到清时期则出现了折中的看法，以顾观光为主，认为“自今陕西西安府之商州，迤逦而东，至河南南阳府之内乡县，皆古商、於地矣。”在这一段历史地理的沿革中，我们可以明确看到一条清晰的脉络：清人自然是承袭了唐宋以来的观点，而又无法抹去商於原本属楚的历史记载，故而才有了一套商於连绵两省地势广阔的说词。[5王景. 楚怀王时期的楚秦关系研究[D].华东师范大学，2013,70-75]

【zenmax浮凸按】今承上启下的秦朝商县遗城、秦封泥“商丞之印”文物；《岳麓书院秦简》商（县）治邑的存在，佐证了此两商地域为古鄀一地，由晋分一为二；由楚合二为一，又分置。秦按战国的分置沿革继续建两县治，即：商鞅封邑后的秦置商县，与古商密、战国商於城之地所建的秦丹水县，诠释了商鞅封邑地商县与商於、於商地理名称混淆、不解之疑惑。

综上，陕西省十大旅游项目之二的“商於古道”的立意与《中国历史地图集》“战国时期另制《诸侯称雄形势图》”的标注区域，即武关外战国“於邑”的秦楚界城池、道路之间的区域基本吻合(附图)。亦与今其古道商鞅封邑所发掘的商文物、《岳麓书院秦简》中秦内史四关，其中商於古道占据两关，以及关外的延伸的道路区域吻合。

编辑：校队：王 羿

敦煌博物馆王国伟爨书展品（武关道发现记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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