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在党的七大前后的古典文学

新中国成立后，邓小平曾多次高度评价党的七大，说它是“建党以后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最重要的一次代表大会”，是“我们全党成熟的标志”。七大在延安召开之际，邓小平正在千里之外的冀鲁豫地区进行调查研究，没有出席这次盛会，但他对七大的筹备、七大路线的形成都作出了独特的贡献，并且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毛泽东在《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的选举方针》中说，“中央委员会是我们党的领袖”“现在有地方影响、将来可能有全国影响的同志，要提拔他们到中央委员会来”。邓小平就是这样被提拔上来的“现在有地方影响、将来可能有全国影响的同志”。

精心组织晋冀鲁豫代表团七大代表推选工作

由于战争环境等多种原因，七大的召开曾多次延期。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再次作出召集党的七大的决议，1939年中央书记处两次发出要求各地选举七大代表的通知。此后，各根据地、边区开始推选七大代表，并陆续派往延安。1943年10月，邓小平负责全面主持北方局、八路军前方总部工作，在这一重要岗位上，他积极配合和协助七大的各项准备。

在筹备七大的过程中，随着党员数量的增加，中央决定增加部分七大代表名额。1943年10月9日，毛泽东致电邓小平等，询问各地区增派代表情况。邓小平于10月23日复电作了周到细致的汇报，不仅有新增名额的情况、代表启程时间、出发地，还提供了备用名单请中央审查。在邓小平直接领导下，北方局所属太行、太岳、冀南和冀鲁豫4个区委分别落实了新增代表名额。晋冀鲁豫代表团105名代表，有45%以上是在邓小平领导期间推选产生的。邓小平对代表们的行程安排得非常仔细，让靠近延安的太岳区参会代表自行前往延安；而对分散在晋冀豫、冀南等地的代表，则组织他们先到北方局所在地的太行集中，再统一安排前往延安，以确保代表能够全部到齐。

妥善接待途经晋冀鲁豫地区的各地七大代表

华南、华中、华北各抗日根据地的七大代表到延安，都要经过晋冀鲁豫地区，不仅路途遥远而且需要经过敌人的多道封锁线，十分危险。为确保途经代表的安全，邓小平作了周密安排和妥善接待。

当时，敌人在平汉铁路两侧挖了宽4米、深3米的封锁沟。冀南军区派部队护送华中代表越过平汉铁路到达冀西后，邓小平听取了他们的汇报，并派出部队继续护送。在关心代表们的身体健康和安全保证之余，在自身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邓小平还给途经的华中地区代表每人发了布鞋布袜、棉衣棉裤和绑腿布等十分珍贵的日用品，亲切接见他们，嘱咐他们好好休息。

党的高级干部奔赴延安时，毛泽东常常亲自致电邓小平要求做好安全保障工作。1943年12月，新四军军长陈毅从华中赴延安参加七大，长途跋涉到达八路军前线指挥部麻田镇。邓小平按照毛泽东的要求请他“略作休息，以免过劳”。在邓小平的周密安排布置下，途经晋冀鲁豫地区的七大代表的安全都得到了切实保证。

积极贯彻党的七大路线

党的七大确定的路线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这条路线是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的抗日战争实践经验的总结。邓小平作为一名有“地方影响”的高级干部，在领导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实践中对这条路线的形成作出了独特贡献。

他积极贯彻党的人民战争路线，在创建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过程中，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1945年6月6日，他在冀鲁豫分局召开的群众工作会议上说：“今后的群众工作，仍以发动群众为中心，务求减租减息的政策贯彻到底。”并强调防止脱离群众的倾向。正因为人民的力量得到广泛动员，为最终战胜民族的敌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刘邓率领的129师等部，从刚开始的只有1.4万多人，到抗战结束时根据地的主力部队已近30万人，民兵达到40万人。

他积极贯彻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牢牢抓住彻底消灭日本侵略者的中心任务。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明确提出要“彻底消灭日本侵略者，不许中途妥协”。邓小平主持北方局和八路军前方总部制订了华北八路军1945年攻势作战计划。同时，在1944年9月起就陆续派遣多支部队挺进河南，开辟豫西、水东、豫北抗日根据地。七大召开期间，他和宋任穷等指挥冀鲁豫部队收复卫河以东的大片土地，使冀鲁豫根据地南北连成一片。他指挥冀鲁豫部队渡过黄河，自北向南打开豫中等地抗日新局面，巩固了华北与华中抗日根据地的交通联系，取得了对日大反攻的有利阵地。

邓小平在领导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各方面建设中，努力实践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理论，按照建设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的目标和原则，积极推进各方面的建设，创造了公认的业绩。

对毛泽东思想这一科学概念的形成作出贡献

党的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了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毛泽东思想这一科学概念的形成经历了一个过程。包括邓小平在内的一大批党内同志对这一科学概念的形成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1943年7月17日，邓小平在《新华日报》（华北版）发表文章指出，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化的马列主义”，是指引中国革命免遭挫折、免遭失败并胜利发展的旗帜，强调要始终“坚信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是能够领导着我们走向胜利的”。10月10日，他在北方局党校整风动员会上发表讲话，强调了毛泽东作为全党领袖的重要性，阐述了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事业的指导思想的意义。他指出，自遵义会议后，我们党的事业在“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即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之下”“一直是胜利地发展着”。一定要使“全党思想更加统一，意志更加集中，全体同志更能团结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周围，一心一德地去完成中国革命的事业”。

邓小平突出的政绩和工作能力，得到毛泽东和党内同志的认可。他在七大无记名投票中当选为中央委员的结果一公布，毛泽东便电告他：“望接电即赶回总部”。邓小平接电后立即离开冀鲁豫边区回太行区。6月29日赴延安，出席了七届一中全会二次会议。

七届一中全会后，党中央发出通知，撤销中共中央北方局，成立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邓小平任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书记、晋冀鲁豫军区政治委员。不久，邓小平等人从延安返回太行前线，和刘伯承等认真贯彻执行七大路线，指挥晋冀鲁豫军区部队进行邯郸战役、上党战役，迎来了抗战胜利后人民解放事业发展的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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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刊载于《学习时报》2022年9月30日第5版

本期编辑：王 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