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的“吃饭”往事(上/1)的古典文学

海

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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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的“吃饭”往事

Shanghai Style

巴金在武康路寓所，摄于1961年9月24日中秋节

#1

一个人的“微生活”研究，更能清晰地透视他的生命真实状态。然而，除了像理查德·艾尔曼《乔伊斯传》这样的巨著外，大多数的作家传记，关注的只是作家的著述、思想和生平活动中的“传奇”。不过，还原一个人的日常生活又谈何容易，它需要大量和完整的文献资料支持。在求“完整”未免有些奢望情况下，从一鳞一爪略窥全身也算望梅止渴吧。

本文尝试从1962年11月到1966年8月不到四年时间里的巴金(1904—2005)那些“吃饭”往事入手，打开巴金日常生活的一隅。巴金日记中所记的“吃饭”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巴金和家人们的日常餐食；二是朋友间的交际；三是作为公务活动的接待。为什么要关注“吃饭”往事？一日三餐乃人生存之本自不必说，单从日记上看，巴金这一时期的应酬和公务交际活动非常频繁，占用的时间已超过写作时间，成为他的主要生活内容之一。从这些活动中，我们既能看到文人之间的交游情况，又能够看出时代风云在他们身上的反映。巴金定居上海，这些上海的饭店和其他公共场所，对上海人而言，蕴含着丰富的共同的社会记忆，有着特别的社会学和历史学的价值。

巴金不是一位普通的作家，他是当时全中国最知名的几位作家之一，身兼数职：中国作协副主席，中国文联副主席，上海市文联主席，中国作协上海分会主席，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上海分会副主席，上海市中苏友好协会副主席，全国人大代表……职责所在，难免社会活动繁多。巴金所担任的各种职务都是义务的，不领国家一分钱工资，一家主要的生活来源是巴金的稿费。好在，巴金的著译量相当可观，仅靠稿费，生活也是有保障的。

以下，是我根据日记所记，统计的巴金三年的稿费收入：

1963年度

1964年度

1965年度

第一，这三个年度因社会活动繁忙和文坛形势紧张，是巴金一生创作和作品出版（发表） 的低产期之一（比如稿酬记录中没有他译作的稿酬，而巴金一些译作在以往重印率颇高，也有不少的收入）。第二，当年日记中是否有漏记的稿酬收入不得而知，比如1965年下半年几乎没有稿费收入记录，除了发表文章少之外，推测与他从七月初到十月下旬近四个月的时间在越南访问无法记录稿酬收入有关。第三，除当年收入之外，巴金尚有比较可观的存款，故支撑他和家人生活的不仅仅是当年的稿费收入。笔者曾见上海市作家协会编印的一份《黑老K巴金交代记录稿》（1976年8月16日），其中谈到稿费，巴金说1949年以前，因社会动荡、货币贬值等因素，他没有大量存款。“解放后，我的书开始销路大了，51年《家》出版社（应为'出版后’——引者），加上以后又再版，因此至64年为止，我先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就拿到共22万多元稿费，上海新文艺出版社拿到几万元，另外在解放初期一些小出版社也拿到一些，还有译时稿费，就像译了《父与子》后大约就拿了几千元，以及高尔基短篇小说与一本回忆录。《家》剧本上演后，我分到了几百元左右的上演税，解放后一共收入30万元左右，每月平均几百元收入。刚解放时比较少，后来逐步增多，直到62年文集出全后，收入也比较少了。平时我是不拿工资的，生活主要靠稿费和存款。”对整个家庭的生活花销，他说：“我家共有六口人，萧珊在《收获》《上海文学》做编辑，是义务劳动，不在机关编制内。初期，他（她）翻译了一些书拿过几千元稿费。58年来作协义务工作，两个小孩，一个上戏剧学院学习，一个初中毕业，还有两个妹妹，一个妹妹有工作，另一个妹妹要我负担，所以家里实际上是五口人，开支情况约四五百元；家里有一个保姆，工资二十七元。此外有电视机、电冰箱、收音机。平时买的书比较多。这次抄家抄掉二十多万元，现在留着点给我，每月化（花）一百元左右。”

如果这些数字不足以建立感性认识的话，不妨通过巴金留下的几份当年饭店的发票或饭（菜）票，感知一下当年的物价：

巴金留存的饭店发票(1)

巴金留存的饭店发票(2)

巴金留存的国际大饭店的菜券等

(1)上海市西菜咖啡商业工会-九层楼餐厅发票（西藏南路123号），日期是1955年10月30日。面筋0.25元，茄皮0.30元，合计0.55元。

(2)上海市西菜咖啡商业统一账单（代征娱乐税用）-国际大饭店（南京西路170号）二楼。羊1.08元，酒0.13元，合计1.21元。

(3)老半斋菜记酒楼（老闸区汉口路596号），共计四样酒菜，因字迹潦草不能识读。这四样酒菜的价格分别为0.14元、0.20元、0.35元、0.25元，合计0.94元。

(4)上海市酒菜商业统一账单-大加利酒楼（老闸区北京东路813号），日期是1955年12月6日，共六样酒菜，因字迹潦草不能识读。其中清楚的是干丝0.15元；其他几样价格分别为0.15元、0.30元、0.60元、0.39元、0.16元，合计1.75元。

(5)上海市梁烧酒商业同业公会统一发票-大隆绍酒楼（云南中路269号），日期是1955年11月27日。四样酒菜，价格分别为0.26元、0.20元、0.36元、0.15元，合计0.97元。

(6)东记同合馆（老闸区九江路677号），日期是1955年11月27日。两个菜，价格分别为0.13元、0.08元，合计0.21元。

(7)国际大饭店底层餐厅的菜饭票：高粱二两0.14元，盖浇饭0.35元（白饭，每碗4分），菜券0.40元各一张。

(8)上海市猪商业同业公会会员-鸿云斋鲜熟肉野味号（静安区华山路23号）。肉券两种，价格分别为0.30元、0.04元。

沙汀1963年5月15日日记中曾记上海从事理发行业的一对父子的收入：儿子，20岁，读过两年初中，学理发三年，每月工资51元；父亲的工资是81元，还有些许奖励。此时的生活成本反而降低不少，1949年前，他们住在弄堂房子的三楼亭子间，外加一个晒台，每月租金16元；1963年住复兴公园“一座二楼”，租金是3.20元。

相对于炮火连天、物价飞涨的战乱岁月，这一时期，巴金和他的朋友们收入稳定有保障，加上家庭和美、社会不再动荡，算是一生中难得的安稳岁月。巴金的生活相对优裕，然而也不难看出他的节俭。日记中虽然多次记道去衡山饭店吃西餐，但是，大多是朋友约请或请朋友，而对子女则不然。1963年4月1日，巴金写道：“六点一刻后和萧珊带小林、小棠到衡山饭店西餐部吃晚饭，算是践了半年前的诺言。”以现在的眼光，吃一顿西餐不是大事，而巴金却说“践了半年前的诺言”，可见，即便条件许可，他们也没有随随便便地花费。

#2

巴金早年的理想是当革命家，外国革命家的事迹和回忆录也对他影响很大。在革命者的眼睛里，单纯的个人生活享受是不应该的，他们的作品状写了很多人物内心的活动、思想上的交锋，却很少描摹日常细节。小说《家》《春》《秋》写了那么多大家庭的生活场面，却很少有物质享受的细节，这与《红楼梦》意趣迥然不同，就是编一本像“知堂谈吃”“雅舍谈吃”这样的书，在巴金这里恐怕也找不到多少材料。可是，这并不意味着，巴金是一个没有生活趣味的人，他只不过不喜欢在公开文字中晒一些谈论个人的生活细节罢了。

好在，仍然有可以追踪的蛛丝马迹。在晚年，巴金回忆1937年在西湖边上，与师陀、卞之琳的“西湖之约”时，曾点出四样菜名：

师陀当时还不曾用这个名字，我们都叫他做芦焚，这是他接受《大公报》文学奖时用的笔名，他笑着说：“我们也订个约，十年后在这里见面吧。”我说：“好，就在杭州天香楼，菜单也有了：鱼头豆腐、龙井虾仁、东坡肉、西湖鱼……”

这是他们当年吃的菜吗？巴金记得这么清楚，这几样莫非正是他的所爱？

巴金的弟弟李济生（纪申）写过哥哥“难忘家乡味”，他透露巴金在饮食上的一些喜好，基本上是围绕着川菜来的：素炒豌豆尖、樟茶鸭、夫妻肺片，还有四川人做的香肠、腊肉、酱肉。干浇鱼块、干煸牛肉丝、麻婆豆腐、水煮肉片、蒜泥白肉等，都是巴金常常想吃的。晚年住在医院里，他想吃的是鱼香肉丝、眉州蹄髈、干煸牛肉丝。吃粥时喜欢佐以唐场豆腐乳、皮蛋等。为协助巴金工作，曾有很长一段时间住在巴金家中的李舒（巴金的侄孙）也提到巴金所好：巴金喜欢吃九妹琼如做的“拌面”。——九妹琼如做川菜在日记中曾几次被提到：“回家刚过六点。济生夫妇已到我家，今晚他们和琼如、瑞珏请我在家吃晚饭，琼如下厨做四川菜。饭后边看电视节目，边聊天。”1965年的一天中午，巴金也请九妹做川菜待客：“朗诵演唱会十一点后结束，十一点半前回到家里。休息约一刻钟。杜宣、以群、金公、同生先后来，我和萧珊请九妹做几样四川菜约他们来吃中饭。饭后在客厅闲谈。”李舒还提到过巴金见到川菜的喜笑颜开，有一次有个亲戚做了三道菜：回锅肉、水煮牛肉、麻婆豆腐，巴金吃得津津有味。除此之外，巴金还记过“喜欢”东湖招待所的麻婆豆腐。

在上海，巴金和家人多次选择“洁而精”的饭菜也充分体现了川人不忘本味。“洁而精”是一家川菜馆，1927年开在麦赛尔蒂路（今兴安路，靠近妇女儿童商店），最初叫洁而精川菜茶室，后改名洁而精川菜馆。1958年，它从兴安路搬到雁荡路82号（近南昌路）。1963年5月17日下午，巴金、萧珊、九妹去大众剧场看川戏，“散戏后和萧珊、琼如在后台谈了一阵。后来她们又陪我到'洁而精’吃晚饭”。1964年清明时节，给继母扫墓后，他们家人也是去“洁而精”：“明日是继母的诞辰，瑞珏、济生约好今天九点后同去万国公墓祭扫。十一点后离开公墓去'洁而精’午饭，瑞珏作东。”1963年8月22日，靳以的儿子“大蜀”来看住在巴金家中的马宗融的儿子马绍弥，“留他在我家吃午饭，并打电话到洁而精餐馆叫了五样菜来”。打电话叫“洁而精”的菜，好像是巴金家的“传统”，后来的日记中也有类似记录：“明天是小林十八岁生日，萧珊打电话到'洁而精’叫了四样菜来，家璧、萧荀、瑞珏都在这里吃晚饭。”也有朋友请巴金等人去“洁而精”吃饭：“五点师陀来，六点一刻家璧来，他们请我去'洁而精’吃晚饭。”不到一个月后，“十二点一刻后到洁而精餐馆，家璧请之琳、辛笛和我在那里吃中饭”。1964年春节期间，巴金请朋友在这里相聚：“六点罗荪、以群乘车来，接我和萧珊去洁而精餐馆。今天我们公请菡子夫妇。闻捷、杜宣、叶露西、周玉屏、小刘已先到。”

巴金走南闯北，口味不会限于一地，吃西餐也多次出现在他的日记中，衡山饭店西餐部、“红房子”都是他爱去的地方。吃沱茶，也喝咖啡，这才是巴金。“今天是继母的生忌，再过三天清明节又要到了，弟妹们请了半天假，上了两处坟，回来瑞珏请我们到衡山饭店吃午饭。我又请大家喝咖啡。”1963年，卞之琳来访，辛笛夫妇请他和巴金夫妇在“红房子”吃饭；第二年，巴金夫妇还请过冰心。不过，沈从文好像不太喜欢“红房子”，1956年巴金在这里请他吃饭，他是这么向夫人张兆和报告的：

蕴珍作主人，戴一眼镜比小龙的还老气。穿的还是大红毛衣。一开始即用铁盘盘装半蛤一盘，约十六个，系镶嵌到凹凹洋铁盘中的，图案和唐镜图案相似，说是好吃，不如说是好看，因为内容压缩大致还不及五分之一小香肠！用小叉叉吃，手续也近于游戏。其次是牛尾之汤，味道浓而咸，好吃，只是热些。再其次是烤鱼，章大胖（指章靳以——引者注）吃烤牛里脊，巴金吃烤蘑菇，蕴珍吃炸鸡脯一类……各不相同，我都尝了一点点。再其次是咖啡一杯，其中只放若干滴淡牛乳。煮咖啡是永玉家中式，也是当面表演，白衣伙计从古炼金士圆形玻璃球中倾出的。我只觉得吃得胀胀的，因此也忘了这是第一等上海饭。上街时，才听王畸说可能是三四元一份！早知道如此，我倒不妨正式建议，吃吃什么味雅点心，省钱省费。事实上呢，二十个路摊上水饺也一样好。……吃过后，在路上才知道这还是上海最最著名的馆子。全部不过八座桌面，进门时门小得很，章靳以从外边走进，那就只有天知道如何来维持正常交通了。

口味真是人各不同，难以统一啊。巴金大约不清楚沈从文这般感受吧，只想着要请老朋友在最好的馆子里用餐。二十三年后，他们又聚“红房子”，巴金平静地写道：“五点雇车去衡山宾馆（小林同去），接从文夫妇吃饭。在电梯口见到许杰、施蛰存两位，同许到从文房内坐了一会，同从文夫妇乘所雇车去'红房子’，辛笛夫妇早到，饭后和从文、兆和同车到常熟路（小林、端端先返家），看见他们上了十五路车。”同一年的春天，巴金与卞之琳也在“红房子”重聚过。可惜，朋友们的欢笑声中，再也找不到巴金夫人萧珊了。（未完待续）

本文选自《海派（第2辑）》

本文作者：周立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