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切离今天到底有多远！”的古典文学

艾登在克里姆林宫斯大林办公室里（从左至右：艾登、斯大林、莫洛托夫、迈斯基、切尔斯顿和李维诺夫）

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的三次清洗浪潮于1937年底开始，在慕尼黑会议之后势头增强，在1939年5月初李维诺夫的职务被解除，以及随后对外交人民委员部的清洗时达到顶峰。斯大林决心拆散旧派系，最重要的是，消除当时盛行的对他和对各党派与国家机构中的掌权者的双重忠诚。

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尤其容易遭受攻击，因为其中的核心人员是由契切林和李维诺夫亲自录用的，他们受世界各地文化影响，通晓多种语言，思想独立，很多是沙皇时代的革命知识分子。这类人尤其意味着通过直接接触诱人的资产阶级环境而造成污染。老干部将被新一代领导人取代，这批新领导没有“因为参与革命而自视甚高”，他们的升迁要归功于斯大林本人。

外交人民委员部由于被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官员渗透，至少百分之六十二的高级外交官和行政官员被清除，只有百分之十六留任。全面的大清洗和生存本能使外交官们在秘密和公开的场合相互对抗。其次，同样重要的是，大恐怖给国外留下骇人的印象。迈斯基对李维诺夫的副手克雷斯廷斯基被处决感到震惊。取代克雷斯廷斯基的是波将金，这是一个狡猾又雄心勃勃的外交官，他在李维诺夫面前“卑躬屈膝，阿谀奉承”，但在上司视野之外，至少没有人怀疑他会成为一位出色的外交人民委员。

迈斯基对他的兄弟哀叹道：“去年冬天和今年夏天，我在国际事务中感到非常不安，这严重影响了我的健康。更重要的是，我今年的忙碌程度比以往提升了一半。……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对我的神经、注意力，以及我的日常工作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他的话间接证明了当时难熬的形势，这是典型的抑郁情绪。当镇压的浪潮开始拍打外交人民委员部的大门时，驻欧的整个苏联外交使团也被这种抑郁情绪笼罩。小心谨慎显然已成为当时的规则……

李维诺夫的下台将苏联的外交政策引向了一个新的方向。这种转变应该放在斯大林主义体系的大背景下考察。这个过程导致第一代苏联外交骨干被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除名，这些骨干大部分是从沙皇时期的革命知识分子中吸收的。他们很快就被缺乏经验的外交官取代。这些外交官充满热情，是受过教育的斯大林主义青年，他们受到信赖，特别是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刻，他们可以遵循克里姆林宫的路线。新手们被刻意剥夺了参与决策的机会，他们的回旋空间受到限制。

在外交人民委员部朴素的办公室拜会李维诺夫

……

这两类革命者特有的针对个人的反感和嫉妒加剧了他们之间的隔阂。“你以为我们都是傻瓜！”在李维诺夫被解职并离开斯大林的办公室时，莫洛托夫对他嚷道。……斯大林政府不再容忍具有独立思想的大使继续存在。迈斯基之后会发现，贯彻莫洛托夫对大使角色的看法是极其困难的，即“只传达他们被告知要传达的东西”。“集中式外交”规定，“大使不能采取任何主观行动……在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斯大林，而不是某个外交官”。一年后，西兹反思说，“那个精明的世界主义者李维诺夫”被撤职使得苏联的政策落入斯大林及其心腹的手中，他们是“地方主义者”，并认为妥协是“虚伪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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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叶若夫回忆起他如何意外地与李维诺夫在梅拉诺的疗养院度过了一个晚上。在跳完狐步舞后，李维诺夫嘲笑他：“我们在这里消遣、去饭店和跳舞，如果被他们发现我们在苏联做这些事，真的会引起骚动。这里没有发生什么特别可怕的事情，但是，你知道，我们没有文化，我们的政治家根本没有什么文化……如果我们的政治领导人与欧洲政治人物建立了私人关系，那么我们与其他国家关系中的许多棱角可能变得平滑。”

迈斯基最终被判决流亡海外。他的回忆录里记载，在紧随《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而来的大清洗的阴云下（当时他在莫斯科的根基还很浅薄），迈斯基称自己受研究“社会主义和欧洲工人运动”的愿望驱使而产生了移民的想法。然而，流亡对他的吸引力似乎更深远，展现出他的世界性倾向以及可追溯到童年的巨大好奇心；童年时的他常常陪伴父亲穿越遥远的西伯利亚执行任务，他父亲相信“没有什么比旅行和见识新的地方、人群、民族和习俗更有助于孩童的成长”。这个家庭迁居到圣彼得堡一年后，九岁的伊万仍着迷于“在涅瓦河畔花岗岩码头上伫立，观察芬兰船只复杂的操作、外国船只的运载和四处轻快穿梭的深蓝色甲壳虫似的小型芬兰汽船”。

伊万 · 米哈伊洛维奇 · 迈斯基

流亡进一步提升了他对欧洲（尤其是德国）文化持久的仰慕，正如他在给母亲的信中坦言：“我仍然对身处海外感到非常高兴。我感觉自己的心智和精神在这里得到快速而有力的成长。实际上，我最感谢的是那些迫使我离开俄罗斯土地的境遇。”多年后，他对萧伯纳坦承：“我喜欢旅游，我游历过欧洲和亚洲很多地方……每当看到人们登上火车、轮船或飞机时，我都能感受到浪漫的光晕。”

缔造大联盟。迈斯基以伏特加与丘吉尔碰杯

在瑞士稍作停留后，迈斯基移居到慕尼黑，当时那里聚集了俄罗斯移民和艺术家，特别是康定斯基及其社交圈。尽管与俄罗斯革命运动有联系，迈斯基仍然参加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及贸易协会的活动。他在慕尼黑大学取得了经济学硕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也进展顺利，但战争阴云聚集德国致使他出人意料又命中注定地移居伦敦。这种漂泊不定的生活符合他的天性：到德国后再去了解英国的生活方式和人民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我不会介意最后住在慕尼黑还是伦敦。在去往英国的路上，我会在巴黎停留一个星期，看看这个城市……然后我会从那里直接前往英国首都。我怀着极大的兴趣和期待去往新国家，就让我们看看这些期待是否会变为现实。最后，我认为生活最主要的魅力在于感受印象的不断变化，没有什么能比从一个地方快速移动到另一个地方的旅行更有助于此。

7月11日

有时，我想摆脱当前的血海，在思想中前往遥远的未来，到那时，人类天赋的光辉将不会消耗在发明最复杂的自我毁灭的手段上，而是用于真正有创造性和建设性的行动上……

这就是我今天的心情。这就是我一直在思索的问题。

在二十一世纪或是二十二世纪，当共产主义的旗帜遍插世界各地时，统一全人类的问题也就提上日程了。这不是说要完全消除民族差异，不，那是非常困难的，甚至可能并非好事。让世界充满多样性，有不同的性格、不同的面孔、不同的歌曲和不同的品味。如果没有了差异，生活将非常乏味，人类的发展也会停滞不前。

与此同时，有必要找到一种方法，将斑驳的民族之流汇聚成一条奔腾不息的人类长河。有必要创造各种各样的生命形态，使民族差异丰富人类的共同生活，而不是将其划分为相互敌对的部分。当然，共产主义将会为统一全人类打下坚实的经济基础，但是“过去的痕迹”仍可能存留在人们的脑海中。也许我们应该想出一些特别的措施加速推动建立统一的人类家园。

当然不是像纳粹那样的做法）呢？

这一切离今天到底有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