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踪夏朝.夏代考古的文献解析4：惟彼陶唐，有此冀方——陶寺古城的建设与事变的古典文学

追踪夏朝 第四篇 夏代考古的文献解析

第四章 惟彼陶唐，有此冀方

——陶寺古城的建设与事变

作者|黄饮冰

核心提示

一、历史记载的“冀都”和“中国”（天子之国）平阳，即考古发现的“陶寺遗址”

二、陶寺城（平阳城）的考古展示

三、陶寺古观象台与《尚书.尧典》的记载不符，但是这个观象台与连山历的记载相符

四、陶寺城历经的历史变故

1、大约在公元前2700年前，炎帝历山氏设立了陶寺古观象台

2、大约在公元前2300年前，夏鲧在大夏高原西北建立石峁城；共工氏在同期建立了陶寺城

3、大约公元前2300年，颛顼与共工氏争帝战争爆发。共工氏战败，怒触陶寺观象台

4、公元前2145年，帝尧定居陶寺（平阳），即尧都平阳

5、历经尧舜禹三朝政权传承

6、夏启驱逐在陶寺摄政并准备继承帝禹大统的伯益，冀都陶寺被摧毁。历经300多年的陶寺城退出历史舞台

主题词冀都 陶寺

正文如下

一、历史记载的“冀都”和“中国”（天子之国）平阳，即考古发现的“陶寺遗址”

“冀都”一词，来自《竹书纪年》。《竹书纪年》记载“帝尧陶唐氏 元年丙子，帝即位，居冀。”。“帝舜有虞氏元年己未，帝即位，居冀。”。“帝禹夏后氏元年壬子，帝即位，居冀。”。“帝启元年癸亥，帝即位于夏邑，大飨诸侯于钧台。诸侯从帝归于冀都。”也就是说从帝尧开始“居冀”，帝舜、帝禹、帝启均“居冀”，即尧舜禹启均以“冀”为都，就是“冀都”。

“中国”一词，原本是“中心国”，天子之国为“中国”。考古发现在何尊铭文中有“中国”一词。《史记.五帝本纪》有“舜曰“天也”，夫而後之中国践天子位焉”，这里的“中国”就是指帝尧之国。

古籍记载的“冀都”和“中国”，就是考古发现的“陶寺古城遗址”。对于这个结论，目前基本没有分歧。也就是说，历史记载的“冀都”和“中国”与考古发现的陶寺古城遗址是匹配的。陶寺古城遗址就是尧都平阳。

在中国古语中，国即城。所谓城，应该有“城墙”，有多个“功能区”，才能组成“城”；都城，有王者居住的“宫殿区（宫城）”，宗教礼仪建筑（占卜、祭坛、观象台），王陵区，作坊区，仓储区，居民区等组成。从陶寺遗址的发掘看，陶寺遗址跟天子之都的气象是完全匹配的。

从陶寺遗址考古看，陶寺城的始建年代在公元前2300年。到了陶寺城的中期（公元前2150年前后），城中掌权人易人。始建的陶寺城规模不大，到中期陶寺城的城址扩大数倍，社会呈现更加繁荣昌盛的局面。这与《竹书纪年》记载的在公元前2145年帝尧以平阳为都的记载十分匹配。

陶寺文明持续300多年，大约到公元前2000年后，陶寺衰落，宫殿被毁、城墙被扒、祖坟被挖，这个巨大的变故实际上跟历史记载的“帝启与伯益的帝位之争”相匹配。《古本竹书纪年校辑订补》（范祥雍编）说“益干启位，启杀之”。帝启争得帝位，堕毁了陶寺城（平阳城），在帝禹之居的安邑城的废墟上，建立了新的安邑城，并以安邑城为夏朝都城。夏朝是以帝禹为合法性的基石，所以重建安邑城，以示夏朝承接的是帝禹的天命。

在帝禹承袭虞舜的帝位后，以平阳（陶寺）为帝都，并建立帝禹之居“安邑城”；因为“金雨”毁了安邑，帝禹又在晋阳设立帝禹之居“晋阳城”。晋阳城与石峁城的设立，说明在尧舜禹及启的时代，阴山以南的广大的大夏高原（秦晋高原）地区，均为夏朝控制，没有异族生活在大夏高原上。

二、陶寺城（平阳城）的考古展示

1984年发现一扁壶残片，扁壶外壁朱书两文字，早于甲骨文500年，这就证明陶寺时代是有文字的时代，文字是毛笔书写方式；1985年发现龙山时期最大的墓地，是黄河中游最大的王墓，说明陶寺有先王墓地符合王都形制；出土彩绘蟠龙纹陶盘；出土规模空前的城址；出土世界上最早的观象台；出土中国最早的石磬、陶鼓、鼍鼓组合器，可见礼乐；出土规模宏伟的宫殿；出土官方管理的仓储区和手工业区。王族墓地出土圭尺和圭表，组成世界上最早的天文观测仪器圭表系统。

几十年以来，通过对陶寺古城遗址的考古分析，陶寺古城的都城建制、宫室建制、礼仪建筑建制、库府建制、住宅等级建制、丧葬礼仪制度、礼乐制度、天文历法、度量衡、工官管理、铜礼器建制等，可以分析出陶寺古城在制度建设层面对上古中国做出了巨大贡献，对中华文明的影响深远而流长。即陶寺造就了后世中国的王朝基础制度，形成了基本而稳定的制度传承根基。

尧舜禹时期，上古中国的政治首都是平阳（陶寺遗址）。

相关详细材料（参考文献：陶寺遗址展现的古代文明（考古中国），人民网，2022年7月23日）：

考古探明陶寺遗址的中期城址约280万平方米，呈典型的“回”字形，具备双城制结构，分布有宫殿区、大型礼制建筑、手工业区、王陵区、仓储区、普通居民区等，功能齐备。2019年以来的最新考古，确认了宫城内面积近8000平方米的宫殿建筑是史前时期所发现的最大的夯土建筑基址，有主殿、附属建筑、庭院、廊庑等遗存，结构复杂、布局规整。

陶鼓、鼍鼓、石磬形成组合，随葬在早期王墓中，显示八音初备。陶鼓、鼍鼓属于八音里的革，石磬属八音里的石，陶埙属于八音之土，铜铃属于八音之金，木柷属八音之木。鼍鼓和石磬是同一组乐器，配组方式为鼓二、磬一，并伴有一件土鼓。鼍鼓上口蒙有鳄鱼皮，整体形制呈圆柱形。鼓腔利用天然树干刮去树皮、掏空内腔并烘干后，外施彩绘。鼍鼓高约110厘米，一般直径约50厘米，个别的下部直径达90厘米以上。

陶寺晚期水井里还出土一件完好的骨质口簧，与近年陕西石峁皇城台出土数量较多的口簧相一致。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礼乐器，包括漆木筒的鼓、石磬、铜铃、陶埙，显然是陶寺文化礼乐器的继承与发展。说明土鼓与鼍鼓、特磬等重器，在距今4500年前后的龙山时代中叶，已由单纯的祭器转变为标志地位的礼乐器。

陶寺早期的王族墓地位于宫城外东南，约有上万座。已发掘清理的千余座墓葬表明，当时的阶级分化已经相当明显。大型高等级墓葬内，可见棺底铺满朱砂的木棺、丰富而精致的陪葬品；中型的也有木棺，随葬成组的陶器、少量木器，以及一些精美的玉石器和猪下颌骨等；小型的则仅可容身，多数没有葬具，也没有任何随葬品。

陶寺遗址的王族墓地分别出土了一件圭尺和立表，这是目前考古发现世界最早的圭表仪器实物资料。圭表用来测量太阳的影子。水平置于地面并标有刻度的是圭，垂直于地面的柱是表，正午时刻太阳照在表上，投下的影子被圭上的刻度标记出长短。夏至日影最短，冬至日影最长。经过10余年研究发现，在陶寺文化时期，圭表能够用于太阳历法的制定，还可测量寻找“地中”。陶寺圭尺第十一刻度标长度为40厘米，合陶寺1.6尺，是4000年前晋南地区的地中标准刻度。

陶寺圭表系统还可以与步测结合，以陶寺古国都城为地中测量，确定陶寺当时所在的东亚大陆的东南西北四至点，被称为“四表”，并据此创立他们的“天下观”，即“东、西、南、北、中”的政治地理五方。陶寺都城的功能区划与微地貌环境相配合，在一套完整的观念指导下完成，即“天地定位，山泽通气，火水相射，风雷相搏”，而东南、西北、正南、正北、西南、东北、正西、正东八个重要方位已经用来代表不同的功能板块。

陶寺中期，一座中型贵族墓中随葬的骨耜上契刻“辰”字，表明墓主的职官为农官。甲骨文体系由此至少可以追溯到距今4100年前的陶寺中期。陶寺晚期的一件扁壶，正面鼓腹部朱书一字符，酷似甲骨文和金文中的“文”字。背面另有一个朱书字符，如何释读，有多种说法。有学者释读为“易”，也有学者释读为“邑”，还有的学者释读为“尧”。尽管存在分歧，但学界普遍认为这是与甲骨文最接近的文字。近年来我们又在陶寺宫城内发现另两件陶寺晚期扁壶残片朱书“尧”字的残笔。

陶寺扁壶上的朱书文字“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