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宪章‖《马克思与20世纪美学问题》序的古典文学

【按：之所以发表这篇旧文，在于看到网上关于“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的讨论。此讨论也是旧话重提，使我回想起当年我也曾在不同语境对这一命题有过调侃、质疑。尽管我没有专题文章参与当年的讨论，但是仍使原有的朋友关系变得疏离。这里发表的只是我相关调侃、质疑中的一处；在另外几处，我还嘲笑他们所说的“审美意识形态”是一个“偏正结构”——他们最关心的是能攀附后者以便“上保险”，并非力主在前者身上用功。】 《马克思与20世纪美学问题》已是汪正龙博士第三部个人专著了。看到这部书稿，首先让我想起30多年前自己的相关研究。当时，“马列文论”是南京大学文艺学专业的优势和特色，我在包忠文教授的提携下，先后参加了由他主持的《马列文论选读》、《马列文论百题》的编注和撰稿，受益匪浅。参与这些工作不仅使我有幸结识了许多学界前辈，而且在耳濡目染中领会到他们的治学经验，从而为后来的学术研究打下了基础。回顾自己1970年代开始步入问学之门，除《鲁迅全集》外，马克思主义论著是我用功最勤的方面，通读了其中绝大部分原典。我的体会是，马克思和鲁迅发现和阐释问题的方法，堪称现代人文学术的至高境界，无出其右者，让我终生受用。可以说，马列文论既是我的学术起点，也是我的学术导师，只是后来有了另外的兴趣，没能在这一论域继续前行。就此而言，正龙教授延续了南京大学文艺学的这一传统，使这一学术薪火得以绵延至今；就眼前的这部书稿而言，显然将其提升到了一个全新的境界。
马克思之所以成为马克思，首先在于他的现实关怀，所以才可能深刻地影响现实。马克思的现实关怀不是“隔岸观火”、“袖手旁观”，而是零距离介入到现实中，充任鲜活现实的积极分子；他不是现实矛盾的裁判员或调停者，而是有着非常明确的立场和目的，这就是立足于最广大社会民众的期盼，成就全人类的解放和人的全面解放。就此而言，马克思的现实关怀就是人文关怀，现实的人文关怀构成了马克思美学的灵魂。我们之所以强调马克思美学的这一特点，显然是有感于当下这一研究领域的偏颇，那就是不从现实出发而从本本出发的教条主义。那么，美学研究的现实关怀是什么呢？显然是最广大的文艺参与者对于美的期待。这应当是当代美学研究的立场和目的，由此出发提出和分析问题才是马克思主义的。但是，当下的许多研究并非如此，例如能否将文学定义为“审美意识形态”，曾经讨论得好不热闹，对立的双方各从马克思那里引经据典，我们要问的是：这是最广大的文学参与者所关心的问题吗？我们的作家、读者和文学专业的学生们关心这个问题吗？显然是否定的。最广大的文学参与者不仅不关心文学是否审美意识形态，甚至根本就不关心文学的定义是什么，他们最关心的是“好作品”，关心如何创作好作品，如何欣赏和理解好作品，而这方面的研究却只有微弱的声音。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去关心他们最关心，而偏偏关心他们不关心的问题呢？显然是“本本主义”的产物，教条主义的思维惯性使然。正龙的研究显然没有沿袭这一套路。单就其所选择的若干问题来看，例如异化（物化）与批判理论问题、感性问题、自然与生态问题，以及形式和语言符号问题等，就是很有现实针对性的问题。他所针对的就是广大文学参与者最关心的“好作品”问题，也是当代美学尚未讨论清楚、需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这不是从“本本”里死抠出来的问题，而是直通文艺和审美现实的问题。显然，这是用马克思的精神研究马克思，是马克思美学精神的还原，从而使现实关怀成就了这部论著的突出亮点。 当然，现实关怀并不意味着将古今学术生拉硬扯。马克思美学之所以是现代人文学术的经典，就在于其中的学理逻辑超越了时代和民族的界限，它的弹性及其所预留的空间足以供后世反复阐发，以便不断从中汲取养分并获取灵感。毫无疑问，这并非轻而易举之事，现实关怀只是先决条件而不能代替有效分析，后者需有长期的学术积累和深厚的学术功力。例如，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主义似乎是对立的，如何发现二者的关联必须将其置于历史语境；再如，马克思主义和精神分析的关系尽管已有西学论析，但将其纳入中国语境并非轻而易举。最重要的还在于马克思并非一个专门的美学家，他的美学思想大多蕴藉在他的哲学、经济学等论著中，用正龙自己的话来说，如何将马克思的“美学问题和准美学问题”看做一个整体，并将其对接到已经变形了的20世纪，也就成了一个具有挑战性的难题。在我看来，正龙很好地处理了这一难题。论著的上编是历史影响研究，下编是逻辑关联研究，历史与逻辑的交织和统一绘制了“马克思与20世纪美学”的全景图。这是一幅立体全景图，历史之维是它的纵向景深，逻辑之维是它的横向视野。据我所知，这是该领域第一幅如此建构的“全景图”，倘若没有非常缜密的学术思维，单就避免前后重复就很难处理。正龙成功尝试令我欣喜，他的驾驭能力缘自他多年的刻苦用功，对学术的执着和忠诚是他的唯一。我赞赏他对学术的专心不二并不是否定入仕或经商，只是说做好任何事情都应如此，这是一种做人的美德，只是那些“跨界跳蚤”令人不屑，因为它的妄想是将整个世界纳入囊中。 确切地说，正龙的这本论著所研究的只是马克思与20世纪“西方”美学，其中较少涉及到中国，后者仅仅作为“背景”或“佐料”，并没有成为独立的问题域。专心致力于“西方”并非不可，在这一论域做到极致已属不易，但就更高的学术境界而言，将自己限定在某一区间仍是遗憾。当然，这需要知识结构的调整，需要补充新的学术资源，往往是另立炉灶、从头开始，对于耐心和定力是一个考验，但却是我的期待，也是现代学术应当如此的取向，特别是基础理论研究，并无古今中西之别。 权为序。2014年初春

稷下问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