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张爱玲凄凉离世，死后一周后才被发现，卫生间里到处是纸巾的古典文学

前言：

中秋节，对每一个中国人而言都是团圆与幸福的象征，然而在1995年的中秋节的前一天，一代才女张爱玲，用自己的死亡让这个节日多了一丝伤感与落寞。

当美国警察赶到这位女作家蜗居的公寓时，卫生间里到处都是纸巾，用过的餐叉和盘子占据了厨房不小的空间，空气里充斥的异味让每一个人都忍不住难受。

这般凄凉的结局，似乎不应该在这位曾经名噪一时的才女身上，她那张仰头的旗袍照片成了多少人心中东方美人的代名词。

然而她与世界告别时，她的遗容却枯瘦地让人心酸。

如果说，《小团圆》是张爱玲的自传，那么，《红楼梦》这部伴随她从小到大的书，或许已经预言了她的结局。

倾心交付的背后 道尽负心汉的无情

提到张爱玲，世人都会想到那个负心且薄情的男人——胡兰成。

1944年2月，门房送来的一张便条，将胡兰成带入了张爱玲的人生轨迹，便条上写着：

“爱玲先生赐鉴，贸然拜访，未蒙允见，亦有傻气的高兴，留沪数日，盼能一叙。”

落款：胡兰成。

这样一张看似“粉丝急盼见偶像”的纸条，对埋头写作的张爱玲而言，或许就像一杯恰到好处的咖啡。

当时，已经小有名气的张爱玲，正是名利双收的得意之时。

这位3岁能背诵诗文、7岁开始写作、12岁开始发表小说、16岁就拿到自己第一笔稿费的才女，是文坛上一颗夺目的明珠。

在上海这个充斥着浪漫与梦幻的“十里洋场”，张爱玲的小说就像一曲永不唱衰的爱情奏鸣曲。乱世出风流，才子佳人的绝唱、缠绵悱恻的乐章，引得各方读者广泛追捧。

接到粉丝来信已经如家常便饭，然而这次张爱玲选择了赴约，或许是在杂志上看到过胡兰成的文章，或许是从收音机里听过他的声音，或许只是好奇。

当她穿上自己的水獭皮大衣出门的那一刻，她的人生便开始走向了另一个方向。

对于这次见面，胡兰成在多年后总结说：

23岁的张爱玲走到他面前时，就像一个穿着大人衣服的孩子一样。

1943年，胡兰成在苏青主编的杂志《天地》上，第一次读到张爱玲的短篇小说《封锁》。这个电车里的爱情故事，让这个靠笔杆子吃饭的前《中华日报》主编爱不释手。

他好奇小说的作者是谁、有着怎样的阅历才能写出这般让人欲罢不能的篇章，连他这个从业多年的文字老手都能深深震撼。

然而在创作中文思如泉涌的张爱玲，其实简单的就像一张白纸。

她笔下的悲欢离合、两情相悦，或是来自念女校时同学们的畅想，或是在香港求学时的期待，或是听自家祖父母的经历。

这些少女梦想经过她细腻的分析和描绘，变得更为真切、入木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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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爱中的甜蜜和苦涩，其实她从来没有亲身领悟，再加上家庭因素，她的交际活动少得可怜。

上学时因为经济能力受制于父母，学校里打扮时髦的同龄人，对这个穿着朴素的姑娘多有排斥，再加上不是那种擅长交际的性格，年轻的张爱玲差不多没有什么朋友。

对异性的接触匮乏、社会阅历的浅薄、对时事的漠不关心，种种弊端，让张爱玲走到胡兰成面前的那一刻就暴露了自己的单纯。

这个情场老手几乎毫不费力就叩开了她的心门，23岁的张爱玲在他的甜言蜜语中沉沦了。

她忽略了胡兰成已经有妻室的事实，没有去了解他的风流韵事， 更没有去想为什么这样一位受到汪精卫赏识的“笔杆子”，会屈尊关注她这样一个年轻的作家。

1944年8月，一张薄薄的婚书，张爱玲就把自己的名字和胡兰成放在了一起：

“胡兰成与张爱玲签订终身，结为夫妇，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

没有婚礼、没有见过父母、没有通知亲朋好友相聚，胡兰成什么都没有给张爱玲，可张爱玲不仅给予他毫无保留的爱，也为他付出了巨大的金钱。

1945年，抗战胜利，汪伪政府彻底垮台，胡兰成开始了逃亡的生涯，张爱玲拿出几乎全部身家，赞助这位让她“低到尘埃”里的丈夫。

可风流多情的胡兰成，从未把张爱玲当成那个让他收心的女人，武汉的小护士、家在温州的寡妇、各色花草……

张爱玲在上海被人指着脊梁骨痛骂，无法发表新作、没有了收入来源，胡兰成却挥霍着她的积蓄，过着携手红颜的逃亡生涯。

1946年，在温州亲耳听到胡兰成向那位和他同居的寡妇，介绍自己为“我的妹妹”后，张爱玲对这个男人彻底失望了，在回上海的船上，她哭出了声来。

命运的轮回，她也延续了母亲的悲剧，从奶奶到姑姑，再到她的母亲，家族女子的婚姻和爱情之路，没有一个是圆满的。

朱门绮户的开头 藏着三代人的悲剧

张爱玲的身世是当时许多人向往的高门显贵，祖父张佩纶是清末名臣，历经同治、光绪两朝，官至左副都御史、船政大臣。

祖母李菊藕是李鸿章之女，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对时事政务也颇有见地。

封建礼教总是苛求“女子无才便是德”，但是对于李鸿章来说，这句话是他嗤之以鼻的，他的两个女儿都受到了很好的教育。

或许是祖母的榜样力量，张爱玲的姑姑张茂渊、张爱玲自己都是有学问、有主见的优秀女性。然而，在这个家庭里，女性的优秀却没能弥补男性成员本身的性格缺陷。

“一家有女百家求”，到了女儿的嫁龄，作为父亲的李鸿章，自然是要找个值得托付的东床快婿，然而，出乎意料的是，他却选择了两次丧妻、又有一子的张佩纶做女婿。

知道未来女婿丧偶又有一个十多岁的儿子时，李菊藕的母亲赵氏，就对李鸿章表达了不满，而且特别向李鸿章提到：

“张家人性格冷硬、为人凉薄、几乎没有什么交情深厚的朋友。”

看男方的人品，要从多个方面来综合考察，种种明显的端倪，都显示张佩纶未必是良配：

家里有即将成年的儿子、自己又没有官职、为人不见得值得深交……

但是李鸿章还是定下了这个比女儿大十多岁的男人，成为了女儿的伴侣。

“养老女，嫁幼樵，李鸿章未分老幼。辞西席，就东床，张佩纶不是东西。”

这句顺口溜在宰相千金定亲时，传遍了整个天津城，但是这也没能改变李鸿章的决定。

两人成婚时，三天的婚礼、十里红妆的繁花似锦，绚烂了所有人的眼，然而，出嫁时有多风光，李菊藕晚期的生活就有多苦涩。

即便有李鸿章这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岳父，张佩纶的仕途依旧不曾有什么显赫的政绩。

1901年，垂垂老矣的李鸿章，代表爱新觉罗家族签订了耻辱的《辛丑条约》，这一屈辱的时刻夺走了他生命里最后的心气，也夺走了张佩纶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

陪着岳父完成了这个毁尽声望的任务后，张佩纶开始在醉酒中放纵自己，李鸿章逝世两年后，张佩纶也丢下了37岁的李菊藕和一双年幼的儿女溘然长逝。

“四十明朝过，犹为世网萦。蹉跎慕容色，煊赫旧家声。”

正值盛年突然守寡，李菊藕在这首五言诗中感慨了人生无常。

虽然有父亲李鸿章留下的丰厚嫁妆，然而自己的一双儿女还没有成年，继子张志潜却正是年富力强，李菊藕开始早早地为孩子们的未来而打算了。

“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这一点，李鸿章或许做得不够好，但是李菊藕却用自己的行动，去治愈父亲留给自己的伤害。

在对儿女的教育上，李菊藕采取的方式有些“异类”，除了传统的国文，她还为孩子们请了英文教师教授孩子们英语。

她并不束缚女儿，任由张茂渊像个假小子一样，随她到处玩耍闯荡。

对于儿子张志沂，若是背书不成就是一顿打罚。

或许李菊藕的教育初衷是望子成龙，但是这种方法在张志沂的心中种下了反叛的种子。

在1912年李菊藕肺病离世后，由于种种因素，张志沂心中的这颗种子迅速成长壮大，到最后一发不可收拾。

张志沂的婚姻是李菊藕生前就定下的，妻子黄逸梵亦是名门之后。

成婚后，不愿与大哥大嫂同住的张志沂，带着堂兄的推荐信来到天津任职，将妻子和一双儿女也带在了身边。

接受过进步思潮的黄逸梵，越来越看不下去丈夫的花天酒地和自甘堕落，最终跟着小姑子张茂渊一起踏上了前往海外求学的轮船，将一双儿女留给了那个没有担当和责任心的丈夫。

那年，张爱玲4岁。

1928年，张志沂带着张爱玲姐弟由天津回到上海，开始学习绘画、英文和钢琴，并开始读《三国演义》《西游记》《七侠五义》等古典文学作品。

1930年，在黄逸梵的坚持下，送张爱玲去美国教会办的黄氏小学读书。

然而，这一切美好只是下一个悲剧的开头，父母的婚姻终究是走不下去了。

在同年，张志沂和黄逸梵选择离婚，张爱玲目送母亲的身影远去，在寒风中独自嚎啕大哭。

继母的到来让张爱玲的少年时光更加雪上加霜，父亲在教育支出上对她的吝啬、继母在生活上对她的苛待、弟弟在情感上的无助，都让张爱玲变得更为孤僻。

于是，张爱玲选择用文字来治愈原生家庭带给她的一切不幸。

从12岁到23岁，她已经在小说创作中崭露头角：

《迟暮》《秋雨》《霸王别姬》《天才梦》《沉香屑·第一炉香》……每一篇文学作品的背后，都透出一个年轻的女子，在黑夜里无尽的哀愁和自卑。

这样一个缺爱、渴望爱和温暖的人，在遇到胡兰成那样熟稔男女之事的情场老手，如何能逃脱呢？

26岁时，细雨蒙蒙的天空下，追忆着家里长辈们的破碎婚姻，怀揣着胡兰成带给她的心碎，张爱玲或许已经抹去了对爱情最后的一丝期待。

从小没有感受过亲情，初恋和初婚让她遍体鳞伤，这时候，她或许已经决定将后半生都交托给文学创作了。

漂泊半生的岁月 开到荼䕷便是谢幕

张爱玲启程前往美国时不过35岁。

这个年纪对现代女性而言还是好时候，但是张爱玲却已经经历了太多：

家庭的破碎、战争的残酷、爱情的心碎……对她而言，她唯一真切拥有的就是那支字字生花的妙笔。

她知道了父亲凄凉离世的结局，知道了母亲在伦敦的举步维艰，但是这些都没有促使她回头去寻找失落的亲情。

离开上海来到香港的三年，张爱玲的社交仅限于邝文美、宋淇夫妇，邻居眼中的她是“买菜都用吊篮、不和人打交道”的怪人，却不知这个“怪人”就是曾经红遍上海滩的才女张爱玲。

生活上的捉襟见肘，让张爱玲变得更加孤僻，虽然她曾经在美国新闻处驻港办事机构工作，但是介于当时的时代大环境，这并不是适合她的最好选择。

1955年，张爱玲以学有专长的在港内陆人士的身份前往美国，依照当时的美国难民法令，她一落地就拿到了绿卡。

为了安静地完成小说创作，她向收容有才华作家的麦克道威尔文艺营提出了申请，并且很快获得通过，但是她的第一部英文小说《粉泪》却被出版社退稿。

美国的价值观和东方不同，在上海和香港，张爱玲的小说风靡一时，可是在美国，她的小说情节和故事风格，却不是社会主流所认同和追捧的。

从信心满满到当头棒喝，这个心理落差不可谓不大，好在，一个男人的出现给她的生活带来了一丝鲜活。

费迪南·赖雅，张爱玲的第二任丈夫，这位毕业于哈佛大学、任教于麻省理工的自由撰稿人，给了张爱玲以陪伴和鼓励。

热衷于文学创作的两人在文艺营相识，因为共同的兴趣爱好走到了一起。

1956年，张爱玲和赖雅成为夫妻，尽管世人并不看好这段相差29岁的婚姻，但适合与不适合，只有张爱玲自己知道。

志同道合的两人，在婚后继续坚持小说和剧本的创作，但是这些包含两人心血的作品，还是没有带给他们预期中的回报和金钱。

1967年，张爱玲凭借翻译作品《海上花列传》，获得了波士顿剑桥瑞德克里夫学院驻校作家的职位，然而一个坏消息很快接踵而至，赖雅因为中风离世了。

失去了丈夫，生计上又入不敷出，张爱玲的创作似乎失去了源泉，晚年的张爱玲，不再像年轻时那样大量写出新作品，转而开始整理年轻时的小说和散文，并致力研究《红楼梦》。

为此，她出版了一部评论文集《红楼梦魇》。

从8岁开始读《红楼》，14岁写出《摩登红楼梦》，古稀之年再读《红楼梦》，又写出《红楼梦魇》，一部小说贯穿整个人生。

而她和她的家庭，似乎就是小说里曾经显赫一时的贾家的真实写照。

“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

想必，那时的张爱玲对于那个曾经锦衣玉食，后来又分崩离析的家庭，只留下一声叹息。

1969年，在陈世骧教授的举荐下，张爱玲前往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中国研究中心”任职，然而不过两年她便离职了。

彼时，陈教授已经去世，而张爱玲骨子里的冷淡与孤僻，让她与同事们之间相处得不尽如人意。

人生的最后20年，张爱玲几乎是在搬家的路上度过的，说是躲避蟑螂和跳蚤，她总是感觉蟑螂和跳蚤骚扰着她。

姑姑张茂渊的离世，带走了她最后的一丝温情，她提前立好了遗嘱，随时准备好面对死亡的到来。

直到1995年，人们在公寓里发现了离世一周后的张爱玲，旁边的包里放好了她的身份证件和遗嘱等所有个人证明材料，卫生间丢满纸巾。

枯瘦的容颜已经不见当年的绝代风华，唯有至今被读者所追捧的一部部作品，生动地告诉世人，曾经有一位才华横溢的女作家来过这个世界。

9月30日，张爱玲为数不多的生前好友，带着她的骨灰登上了开向大海的轮船，伴随着漫天的红白玫瑰，她最后的痕迹消失在碧波荡漾的海水中。

质本洁来还洁去，强于污淖陷渠沟。

曹公在《葬花吟》里的一句，点出了林黛玉的结局，冥冥中又贴合了另一位才女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