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振岳丨蒙古時期平陽張存惠晦明軒刻書考略的古典文学

注：本文发表于《版本目录学研究》第五辑（2014），此为作者Word版，引用请以该刊为准。感谢林振岳老师授权发布！

蒙古時期平陽張存惠晦明軒刻書考略

林振岳

金亡之後至元朝建元之前北方所刻之書，一般稱之爲蒙古刻本。此時期刻本去金未遠，風格相近，前人多將其歸同金刻。今存蒙古刻本以平陽地區（今山西臨汾）所刻爲多，所知有張宅晦明軒刻《重修政和經史證類備用本草》、《增節標目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劉敏仲刻《尚書注疏》、段子成刻《史記》。此四書《中華再造善本》皆據原本影印出版，下據《中國古籍總目》著錄及《再造善本》影印本，敍錄如下：

重修政和經史證類備用本草（證類本草）三十卷　宋唐慎微撰 宋寇宗奭衍義

蒙古定宗四年張存惠晦明軒刻本　收藏單位：國圖（清錢謙益跋）　上海　上海中醫大　山東*　臺圖 （《再造善本》據國圖藏本影印）

白口雙魚尾，四周雙欄。半葉十一行，行大字二十一，小字二十五。卷首有“重修本草之記”碑形木記，末署“泰和甲子下己酉冬日南至晦明軒謹記”。目錄末有“晦明軒記”鐘形木記、“平陽府張宅印”琴形木記（參見圖一、圖二）。前有己酉歲麻革信之序，謂此書“行於中州者，舊有解人龐氏本，兵煙蕩析之餘，所存無幾。故人罕得恣窺。今平陽張君魏卿，惜其寖遂湮墜，乃命工刻梓，實因龐氏本，仍附以寇氏《衍義》，比之舊本，益備而加察焉。”書末附《翰林學士宇文公書證類本草後》，又己酉歲劉祁後序，曰：“今歲游平水，會郡人張存惠魏卿介吾友弋君唐佐來，言其家重刊《證類本草》已出，及增入宋人寇奭《衍義》，完焉新書，求爲序引，因爲書其後。”末行刻“泰和甲子下己酉歲小寒初日辛卯刊畢”款。版心有刊工名。

增節標目音註精議資治通鑑一百二十卷 題宋呂祖謙輯

蒙古憲宗三至五年張宅晦明軒刻本 收藏單位：國圖（卷二十六至二十九、六十二至六十五、八十一至八十五、九十一至九十五、一百三至一百五配宋刻本）

黑口雙魚尾，四周雙欄，半葉十五行，行大小字二十五。版框分上下欄，上欄有標注。前有元好問序，疑係鈔配。序末有刻書牌記，末署“泰和甲子下癸丑歲孟冬朔日平陽張宅晦明軒謹識”，目錄後題“乙卯新集增節資治通鑑總目終”，并有“晦明軒記”鐘形木記、“平陽府張宅印”琴形木記，全書之末有“時泰和甲子下乙卯歲季秋朔日工畢堯都張宅晦明軒謹記”木記。書中部份卷帙由宋刻本補配。原刻書版大題“增節標目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第幾”，版心有刻工姓名。補配宋本大題作“增節入註附音司馬溫公資治通鑑卷第幾”，版心無刻工姓名。書前元序下，另有《神宗皇帝御製序》、《獎諭詔書》、《上資治通鑑表》、《溫公親節通鑑序》、《劉祕丞外紀序》、《溫公外紀序》、《通鑑釋文序》，卷一爲《論看通鑑法》、《通鑑釋例》、《與范祖禹修書帖》、《通鑑問疑》，卷二《歷代帝王傳授世系地理國都圖》，卷三、四《舉要曆》，卷五至卷十一《紀傳始終要括》，卷十二至卷十八《通鑑君臣事要總紀》（大題作“增添標目音註資治通鑑詳節”），卷十九至卷二十《通鑑外紀》，卷二十一至卷一百二十《通鑑》史文。

尚書注疏二十卷新雕尚書纂圖一卷　漢孔安國傳 唐陸德明音義 唐孔穎達疏

蒙古刻本　收藏單位：國圖（卷三至卷六爲鈔配）

白口雙魚尾，四周雙欄。半頁十三行，行大字廿六至廿九不等，小字皆卅五。書前附《新雕尚書纂圖》一卷，其中《禹貢九州地理之圖》有“平水劉敏仲編”之款，疑即刻書之人。無刊刻序跋，故不詳具體刊年。

史記一百三十卷 漢司馬遷撰 劉宋裴駰集解 唐司馬貞索隱

蒙古中統二年段子成刻明修本 收藏單位：國圖 上海 （《再造善本》據國圖藏本影印）

白口雙魚尾，四周雙欄。半葉十四行，行大小字二十五。前有中統二年校理董浦序，謂：“平陽道參幕段君子成，喜儲書，懇求到《索隱》善本，募工刊行。”版心有刻工名。有明代補版。

其中較爲知名的是張存惠的“張宅晦明軒”刻本，因其牌記繁富，出版史、印刷史著作多喜引用，然所敘多爲蹈襲。今以二書刊工及刻書人物爲線索，與同期平陽刻本對比，考見其大略。

圖一：晦明軒刻本《證類本草》碑形牌記
圖二：張宅晦明軒鐘形、琴形木記一、張存惠晦明軒的刻書年代

張氏晦明軒刻本，除了存世的《證類本草》與《增節通鑑》二書外，據前人記載，尚有《丹淵集》、《滏水文集》二書。四書前人著錄多目之爲金刻，並以張氏晦明軒爲金章宗泰和年間之書坊。此種說法，實爲張存惠刻書題署的紀年方式所誤。

《證類本草》書前有張氏刻書碑形木記《重修本草之記》，述其刻書原委，末署“泰和甲子下己酉冬日南至晦明軒謹記”，故人多以“泰和本”稱之。

此書牌記題“泰和甲子下己酉”，泰和爲金章宗年號，章宗在位八年，其四年爲甲子，但無己酉。故關於書之刊刻年代，歷來聚訟紛紜。《四庫提要》謂明翻刻本爲“明成化戊子翻刻金泰和甲子晦明軒本”，其底本爲“泰和中所刻政和本”，以“泰和”爲刊刻之年。段玉裁《說文解字注》引證此書，亦稱之“金泰和間所刊《本草》”。

傳統的干支紀年，以六十年爲一甲子輪回，泰和四年（1204）正好是一甲子的開始。故此書署年，不過謂泰和四年爲首的這一甲子內之己酉歲，實際已爲蒙古海迷失后元年（定宗四年1249）[1]，因蒙古未立年號，故上繫金朝。國圖藏本末有錢謙益跋，於此有辨：

金源代以朔方右文，隔絕江右，其遺書尤可貴重。平水所刻《本草》，題“泰和甲子下己酉”歲，金章宗泰和四年甲子，宋寧宗嘉泰四年也。至己酉歳，爲宋理宗淳祐九年，距甲子四十五年，金源之亡已十六年矣。猶“泰和甲子”者，蒙古雖滅金，未立年號，又當女后攝政國內大亂之時，而金人猶不忘故國，故以己酉繫太和甲子之下與？作後序者渾源劉祁，字京叔，著《歸潛志》，事見《金史》及王秋澗《先塋碑》，亦金源之遺民也。此書字畫圖繪，惟宋版最精者可相上下，視元版則霄壤矣，好古者當辯之。崇禎辛未歲二月虞山牧齋主人記。（下鈐“牧翁”朱文方印、“錢謙益印”白文方印。案此跋亦見收於錢氏《有學集》卷四十六，文止於“亦金源之遺民也”，又改“朔方”爲“彛狄”）

錢大昕亦謂：“題記云'泰和甲子下己酉冬’，實元定宗后稱制之年，距金亡已十有六載矣，而存惠猶以'泰和甲子下’統之，隱寓不忘故國之思。或以爲金泰和刻，則誤矣。”[2]彭元瑞《知聖道齋讀書跋尾》、《天禄琳琅書目後編》、楊守敬《日本訪書志》皆對其刊刻時間有所辨正，同錢氏之說。民國《四部叢刊》誤將明翻刻本當作原刻影印，而《書錄》謂“此爲金泰和中晦明軒據宋政和六年曹孝忠本重刊……己酉年又增入寇氏《衍義》，與舊本頗異，故加'重修’二字以爲別”，以爲泰和年間覆刻舊本，而己酉年增入《衍義》，其說尤爲牽強。學者於此多已釐清，《中華再造善本》據國家圖書館藏本影印，參照《中國版刻圖錄》著錄，定爲“蒙古定宗四年張存惠晦明軒刻本”。

遺民沿用前朝年號紀年，在歷史上也不罕見。史載陶淵明“義熙以前則書晉氏年號，自永初以來唯云甲子而已”，彭元瑞跋即謂張存惠“但署甲子，竊取淵明”。近代則多見晚清遺老入民國仍用清宣統年號，一些民國刻本也如此。又明亡後朝鮮刻本也多沿用崇禎紀年，如朝鮮英祖四十七年印行的《皇明通紀輯要》，當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其刊序署“崇禎戊辰紀元後三辛卯”，意謂此辛卯歲在崇禎元年後已歷三甲子。另一部朝鮮英祖四十五年印行的《會纂宋岳鄂武穆王精忠錄》，署“崇禎戊辰紀元後三己丑”，實際當乾隆三十四年（1769）。入清以後朝鮮本此種署年之例極多，可爲同證。

同樣爲張氏所刊的《增節通鑑》，書前亦有長文木記，末署“泰和甲子下癸丑歲孟冬朔日平陽張宅晦明軒謹識”，書末有“時泰和甲子下乙卯歲季秋朔日工畢堯都張宅晦明軒謹記”，紀年與《證類本草》同例，亦蒙古間所刻，始於蒙古憲宗三年癸丑歲（1253），刻成於憲宗五年乙卯歲（1255）。

此外，據楊紹和《楹書隅錄》記載，張氏晦明軒還刊刻過《丹淵集》、《滏水文集》二書，今皆佚傳。二書雖著錄爲金本，然據其所述，亦當爲蒙古刻本。

《丹淵集》一書，《楹書隅錄》卷五著錄爲明修金本，謂“此本爲金泰和間從宋慶元四年戊午家誠之卭州本重梓，卷末本（'本’字疑爲'木’字之誤）記云金泰和丙辰晦眀軒張宅記”。另一部《滏水文集》，《楹書隅錄續編》卷四著錄爲影金精鈔本，有“庚辰仲春得楊家敏家藏晦明軒刻本影鈔一本”之跋文，又姚伯子校跋、錢謙益跋，然未錄原書刊年。

楊氏海源閣所藏《丹淵集》有“泰和丙辰”之紀年，查泰和年間無丙辰，其牌記原文亦當如《證類本草》、《增節通鑑》之例，作“泰和甲子下丙辰”，即蒙古憲宗六年丙辰歲（1256），與上述二書刊刻年份接近，始爲合理。此書雖原本失傳，然據此特殊之紀年方式，可推斷爲蒙古刻本。另一部《滏水文集》，未見其刊年信息，故難以判斷，但也應與三者刊刻年代相去不遠。

印刷史著作引用此例，多源本葉德輝《書林清話》。葉氏將晦明軒刊《證類本草》與《丹淵集》列“金時平水刻書之盛”條，用《四庫提要》及《楹書隅錄》之說，又覺《丹淵集》“泰和丙辰”之年號不合，見泰和間有丙寅年，以爲《楹書隅錄》有誤，遂改爲丙寅，則將張氏晦明軒定爲金章宗泰和年間之書坊，與實際相差近五十年。

二、蒙古時期平陽地區刊工與刻書

張氏晦明軒爲蒙古時期平陽書坊，除了根據刊序之紀年作推斷，另可將刊工與同期平陽刻本繫聯，以證實其所處時代。

同期的平陽刻本，有前所敘劉敏仲刻《尚書注疏》、中統二年段子成刻《史記》。二書與張存惠雖爲不同人主持刊刻，但經過比對，其刊工則大致相同，見下表。

蒙古時期平陽地區刊工表說明：1、《增節標目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二十六至二十九、六十二至六十五、八十一至八十五、九十一至九十五、一百三至一百五配宋刻本，大題作“增節入註附音司馬溫公資治通鑑卷第幾”，版心無刻工姓名。2、段子成刻本《史記》有明代補版，其補版字體筆劃較細，版心多改爲黑口，較爲明顯。明補版刊工有：戴■■、高田甫、周春，不載入此表。3、《證類本草》卷四第十至十二葉爲插圖三幅，其書耳有刊工名“平陽府姜一刊”、“姜一刀”、“平水姜一刀”，即表中“姜一”者，“刀”與“刊”同義，非又有名“姜一刀”者，故亦不列入。

如上表所示，四書所招募的刊工大致相同，與序所稱“命工刻梓”、“募工刊行”符合。中統二年段子成刻本《史記》有明確刊年，可知這一批刊工身處蒙古時期。張存惠晦明軒刻書活動，亦當與之同期。

前人已經注意到《尚書注疏》與《證類本草》刊工之重合。《尚書注疏》一書前人亦多目爲金刻，《中國版刻圖錄》著錄改爲蒙古刻本，即以刊工爲證：“刻工張一、何川、鄧恩、吉一、楊三等，又刻《證類備用本草》，因推知此書當是蒙古刻本。”《古籍宋元刊工姓名索引》[3]收錄了《證類本草》“張一、鄧恩、楊三”三個刊工，《尚書注疏》“張一、何川、鄧恩、吉一、楊三”五個刊工，並說明“上述刊工大多又刊《經史證類備用本草》”。

關於這些刻工的名款，“張一”、“張二”，“楊一”、“楊二”、“楊三”等，應爲代號而非本名。這種工匠名字一般是“姓氏+排行”，如“張二”表示張姓行二。又或者本名較長或用字複雜，刊刻費工，而刊工中又有同姓者，故以“姓氏+數字”的方式加以區分。故此“張一”、“楊一”，惟有姓氏爲確，實際與單字“張”、“楊”無異。要說明此“張一”爲彼“張一”，除非兩批刻工群體重合度很高，否則單憑姓氏很難說明二者爲同一人。國圖藏蒙古乃馬真后元年（1942）刻本《孔氏祖庭廣記》，亦有刊工“張一”，張秀民先生《中國印刷史》以《尚書注疏》的刻工“張一”與《孔氏祖庭廣記》同，由此證爲蒙古刻本[4]。《孔氏祖庭廣記》一書刻於山東闕里，刊工有“王”、“張”、“張一”、“陳”，另書前圖像有“浮光季奫刊”之款，其刻工群體與蒙古平陽地區重合度不高，二書的字體風格也有較大差異，此“張一”與平陽刻工“張一”恐非同一人。

《證類本草》卷四第十至十二葉爲《海鹽》、《解鹽》插圖三葉，有刊工“平陽府姜一刊”、“姜一刀”、“平水姜一刀”之款，即表中名“姜一”者。關於刊工署名的“刀”字，沈津先生謂：“'姜一刀’，当是'姜一刁’，'刁’者，雕也，不作刀刻也。古有“刁字僧”及“雕字教首”称。”[5]美國國會藏宋刻本《大般若波羅蜜多經》有刻工名“丁思刀”，王重民先生曰“其作'丁思刀’者，謂爲丁思刀刻也。”[6]沈津先生則以爲“刀”爲“刁”字。類似的刊工署名，所見尚有金刻本《新修絫音引證群籍玉篇》，卷七葉二十一刻工“襄陵王一刀”、下葉則署“襄陵王一”，亦可證“刀”或“刁”字爲刊刻之意，非其本名。

平陽所刊之書，在版刻工藝上受到了極高的讚譽。如劉敏仲[7]刻《尚書注疏》，其刊刻之精，前人譽之爲“蠅頭小楷，雕鏤極工，雖南宋精槧不能及也”（瞿鏞《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録》）。又如《證類本草》一書，牧齋跋稱“此書字畫圖繪，惟宋版最精者可相上下，視元版則霄壤矣”。王重民先生評論曰：“是書（《證類本草》）刻於金、元之交，尤爲書業鼎盛時代，故字畫與插圖，均較他處所刻者爲精。卷四《海鹽》、《解鹽》兩圖，古樸生動，遠非宋本《列女傳》託名顧愷之畫者所能比。持校俄人科斯洛夫在黑水古城所得金刻王昭君、趙飛燕畫像，雖雅秀殊觀，而人物之活躍，極爲相似。此題'平陽府姜一刊’，彼題'平陽□家敬印’。元明以來戲曲小說所插版畫，要當以此爲祖，然則版畫之興，亦當由平陽啓之。”[8]此爲上述平陽刊工雕版工藝所獲得的美譽。在此之前的南宋嘉定四年（1211）刻本《經史證類備急本草》，有《食鹽》、《海鹽》四圖，當中二圖與晦明軒刻本《證類本草》內容相近，而後者雕工更爲細緻，勝出宋刻甚多，可知前人稱譽不虛。（參見圖三a、b，圖四a、b對比）

圖三a：蒙古刻本《證類本草》海鹽圖（左上有“平陽府姜一刊”款）圖三b：南宋刻本《證類本草》海鹽圖圖四a：蒙古刻本《證類本草》解鹽圖（左上有“姜一刀”款）圖四b：南宋刻本《證類本草》食鹽圖三、弋唐佐助張存惠晦明軒刻書稽考

自錢謙益“遺民”說出，後人紛紛影從，惟楊守敬不以爲然，“此恐亦求之太深，蓋元初無年號”（《日本訪書志補》）。年號上繫前朝是否有所寄託，尚可商量。但張存惠晦明軒刻書，則確與金源遺民弋唐佐有關。

對於晦明軒主人張存惠，前人並無多瞭解，錢大昕以張氏刊《證類本草》一書，以爲“存惠亦奇士而隱于醫者也”（《潛研堂集》卷三十《跋重修政和證類本草》）。彭元瑞則表彰其遺民之氣節，“魏卿爲人它無所表見，而惓惓之意托溯年以懷舊，其辭隱而顯，非細讀其文，烏足以知當日情事哉”（《知聖道齋讀書跋尾》）。此皆憑空議論，與事實未符。

張存惠全賴刻書留名，正史無載，惟成化《山西通志·人物》[9]有一條：

張存惠，臨汾人。家富，經商遠方，得貲以鏤群籍，印遺遠近學宫，流傳徧秦晉間。其人有仙骨，倐忽變化，竟蜕脱而去，今無後。

另據元好問《集諸家通鑑節要序》，知存惠字魏卿，“精於星曆之學”。由上述材料大致可知存惠是金元之際臨汾地區人，家富經商，以餘資刻書。然而張氏爲商人，不免書賈射利之目的，且從其刻書牌記類型之繁富，可知“附驥尾而行”之意。張氏爲刻書之發起人，實際負責校勘主持的，一般爲其門客。

張氏所刻兩書劉祁、元好問的序，都提到一位名叫“弋唐佐”的人。弋唐佐，名彀英。今存元代石刻文字，多有題名“弋彀”者（書中或誤刻作戈彀），清人謂弋彀即弋彀英。陝西盩厔《清和妙道廣化真人尹宗師碑銘》，題汝陽弋彀撰，陳銘珪曰：“考《元遺山集·弋公表》云：'弋唐佐，名彀英，汝州人，文學行義，高岀時輩。’當即其人。遺山又有《送弋唐佐南歸》詩。”（《長春道教源流》卷四）清太原縣晉祠《重修汾東王廟記》，亦題弋彀撰，胡聘之曰：“《（山西）通志·金石》記《沁州長官杜豐記》撰文之弋彀英，碑書爲弋彀，蓋出仕時省一字。”（《山右石刻叢編》卷二十五）此說法應爲可信。清道光《直隸汝州全志》卷九載弋彀《神道碑》[10]，爲其門婿王天祐所撰，碑文中引遺山贈詩“同心一人去，坐覺長安空”之語，即元好問《送弋唐佐還平陽》詩句。可知弋彀即弋彀英。弋彀英字唐佐，殆取唐太宗“天下英雄入吾彀中”之意，胡聘之謂“蓋出仕時省一字”，其說可取。其生平可勾勒如下。[11]

弋彀英，原名彀英，後改名彀，字唐佐，汝陽人。金亡之時，任本州防禦副使。河南破，父弋潤投水自盡。彀英流離竄伏，亂後游於燕晉間。會中書楊惟中奉旨搜訪遺逸，遂館於其家，曾協助其刊行《四書》[12]，厥後游館於燕晉權貴富賈之門。中統建元之後出仕元朝，授奉訓大夫、太原路提學。晚歲退居覃懷，元至元己丑（1289）卒，享年八十有八（據元好問《臨海弋公阡表》、王天祐《弋彀神道碑》）。

弋唐佐與元好問過從甚密，元好問曾稱“彀英予交游中最可保任者”。《遺山集》有《送弋唐佐董彦寛南歸》、《送弋唐佐還平陽》、《答弋唐佐》諸酬唱，又爲其父弋潤撰《臨海弋公阡表》，並爲所編《集諸家通鑑節要》作序。

今存晦明軒張宅所刻《證類本草》、《通鑑節要》二書，皆與弋唐佐有關。

《證類本草》一書與弋唐佐相關者，今所見僅爲劉祁後序提及弋氏以友人身份請序。實際上弋唐佐精於醫術，《神道碑》載其“凡百技藝，無不研覈精緻。至於軒岐之數，洞達奧妙，然公視之，乃餘事耳”，可見於醫術十分精通。此外，元代醫家王好古所著《陰證略例》[13]，有麻革信之癸卯歲（蒙古乃馬真后三年，1243）序，後署“門人皇甫黻、張純、宋廷圭、張可、弋彀英同校正”，可知弋唐佐醫術受自王好古，淵源有自。故校刊《證類本草》一書，“或證別本，質以諸書，悉爲釐正”之事，應即當時館於張存惠家的弋唐佐所爲。

《增節通鑑》一書，據書前元好問序，亦弋唐佐所編定：

汝下弋唐佐，集諸家《通鑑》成一書，以東萊吕氏《節要》爲斷，增入《外紀》、甲子譜年、目録、《考異》、《舉要曆》，及與道原史事問答、古輿地圖、帝王世系、釋音、温公以後諸儒論辨，若《事類》、若《史傳終始括要》，又皆科舉家附益之者，爲卷百有二十，凡二百餘萬言。唐佐學有源委，讀書論文，精玩旨意，隨疑訂正，必理順而後已，故其所編次，部居條流，截然不亂。時授館平陽張存惠魏卿家，張精于星曆之學，州里以好事見稱，請爲唐佐鋟木以傳。（此序另見收於《遺山文集》卷三十六，題作《集諸家通鑑節要序》。文中“舉要曆”，《遺山文集》刻本作“舉要曆法”。案舉要曆即大事年表，在《增節通鑑》書中卷三、卷四。宋代書目載司馬溫公撰有《通鑑舉要曆》八十卷，此則僅有二卷，當爲後人新編，而用溫公舊名。）

而原書序末張存惠刻書木記曰：

《通鑑》一書，學者常病卷帙浩繁，未易徧窺，往往采摭切要，以便披閱，然或好尚不同，去取各異。惟此本寔東萊先生親節，詳而不繁，嚴而有要，標目音注，各有條理。然其間聞人異事，嘉言善行，間有遺脫者，證以監本，悉爲補入。又每卷末各附溫公《考異》，隨事增以諸儒精議及諸綱目，其《舉要曆》則見歷代之年數，其《君臣事要》則爲事類之領會，又如《紀傳要括》、祕(承)[丞]《外紀》、《問疑》、《釋例》、《世系》、《地理圖》之類，皆甚精要，比之諸本，加數倍矣。纖悉備具，靡有缺遺，不欲私藏，爰攻梓以與天下賢士大夫共之。泰和甲子下癸丑歲孟冬朔日平陽張宅晦明軒謹識。

二者說法略有出入。元序謂弋唐佐集諸家《通鑑》成一書，以東萊呂氏《節要》爲底本，增入《外紀》、《考異》、《舉要曆》等內容。而張記則謂《外紀》、《考異》、《舉要曆》等，係據呂氏節本舊本重刻，並未提及弋唐佐。

國圖藏本《增節通鑑》書上的元好問序，王重民先生《中國善本書提要》謂之“補寫”，并謂“此本爲戈唐佐所編集，而爲平陽著名刻書家張存惠晦明軒所刻成者”[14]。刻本此序是原配還是後來據《遺山文集》抄補，學者觀點多有分歧，甚至據此認爲晦明軒先後刊刻過兩部《通鑑》節本。

國圖藏本此序隸書所寫，與全書字體風格不同，又葉碼與印本不相銜，目錄亦不載，據藏印年代判斷，爲書商或怡府鈔補的可能性比較大[15]。書上此序雖非原配，並不代表二者不是同一部書。以元序所言弋唐佐編《通鑑節要》，對照《增節通鑑》刻本，其內容基本重合（括號內爲刻本之內容）：

《外紀》（卷十九至卷二十《通鑑外紀》）、甲子譜年、目録（書前目錄）、《考異》（見史文每卷之末《考異》）、《舉要曆》（卷三、四《舉要曆》）、與道原史事問答（卷一《通鑑問疑》）、古輿地圖、帝王世系（並見卷二圖說）、釋音（見史文注）、温公以後諸儒論辨（史文上欄之標注）、事類（卷十二至卷十八《通鑑君臣事要總紀》）、史傳終始括要（卷五至卷十一《紀傳始終要括》）。二者編排幾乎無異，若非一書，則難想像張氏在短期之內會刊行兩部如此相近的大書。根據元序提供的張存惠“爲唐佐鋟木以傳”這一信息，可知弋唐佐加工過的《通鑑》節本，即今存晦明軒刻本之藍本。

至於《外紀》、《舉要曆》等內容，是否如元序所稱弋唐佐“集諸家《通鑑》成一書”，遲至蒙古憲宗之時（相當於南宋末年理宗之時）才附入《通鑑》節本合刻，元氏的說法是值得懷疑的。北方流行的多個《通鑑》節本，應是從南宋傳來，附加內容當在此之前已同史文合刻[16]。元氏爲另外一部《通鑑》節本所作的《陸氏通鑑詳節序》，也稱“歴亭州將張侯晉亨知好此書，取陸氏《詳節》，且以《外記》及諸儒精義附益之”。《外記》當即劉恕的《通鑑外紀》，元氏謂張晉亨將《外紀》及諸儒精義與陸氏《詳節》合編。《外紀》的合編，實際不遲至張晉亨之時。觀元氏兩篇《通鑑》節本序，都有誇大校刻者作用之嫌，未必與事實相符[17]。

故張存惠刻書木記所言，當更符合真實情況。《增節通鑑》應有一個在前的底本，張氏認爲其“比之諸本，加數倍矣。纖細悉備具，靡有缺遺，不欲私藏，爰攻梓以與天下賢士大夫共之”。弋唐佐利用此本作底本，加以完善[18]，協助張氏校刻。元好問序云“唐佐過某于太原，以定本見示”，殆弋氏將編校好的《通鑑》節本之稿出示遺山，當時書名亦未定，故遺山序之曰《集諸家通鑑節要》。至張存惠以此爲底本刊刻時，則定名爲《增節標目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元序恰恰說明了弋唐佐在此書刊刻中之作用。

王天祐《弋彀神道碑》稱弋唐佐“歷館諸相之門，居賓師之位”。當時的金源遺民，多到蒙古新貴家中坐館。如蒙古憲宗六年主持刊刻李賀《歌詩編》[19]的北平趙衍，耶律鑄曾命其子耶律希亮師事之（《元史·耶律希亮傳》），《歌詩編》趙衍後序提及的此書校定者龍山先生呂鯤，耶律鑄曾從之問學。弋唐佐則協助楊惟中刊行《四書》、張存惠刊行《證類本草》、《增節通鑑》。以此亦可窺金源遺民雖不直接出仕新朝，仍盡力從事於文化事業[20]。晦明軒刻書“泰和甲子下己酉”這一獨特的署年方式，或即出自唐佐之苦心孤詣，錢牧齋“遺民”之說，不無道理。

《通鑑》節本在北方頗受歡迎，則與授館舉業有關。元好問序曰“承平時明經、詞賦取士，主文衡者尚以科目爲未廣，謂杜氏《通典》、司馬氏《通鑑》皆可增置學官，爲士子專門之業。宰相以爲然，而未暇也”，則金朝欲以《通鑑》置學官而未果。《元史·選舉志》載至元六年“以譯寫《通鑑節要》頒行各路，俾肄習之”，至元八年“選子弟俊秀者入學，然未有員數，以《通鑑節要》用蒙古語言譯寫教之，俟生員習學成效，出題試問，觀其所對，精通者量授官職”，則蒙古已以《通鑑》爲考試科目。遺山亦云“若《事類》、若《史傳終始括要》，又皆科舉家附益之者”，節本所附的《通鑑君臣事要總紀》、《紀傳始終要括》，如同類書和人物辭典，可用於詩賦掌故的備查，乃專門爲方便科舉所編。故張存惠所選印之書，還是出於書賈射利之目的，所以能夠“印遺遠近學宫，流傳徧秦晉間”。

結 語

從紀年、刻工的角度考量張宅晦明軒刻書之年代，皆不無爭議：紀年存在釋讀方式的問題，刻工則存在由金入元之可能。綜合弋唐佐助張存惠刻書之事實，可與二者相應，證實張存惠晦明軒刻書爲金元之際的蒙古時期。弋唐佐金亡之後始至蒙古新貴富賈之家坐館，助其刻書，今傳晦明軒《證類本草》、《增節通鑑》二書之刊刻，當亦在金亡之後，前人推論二書爲蒙古刻本，洵爲不誤。

至於其在金亡之前及蒙古入元之後是否有過刻書，並無傳本或記載可證。人所傳言張氏晦明軒爲跨金入元之書坊，皆出葉德輝《書林清話》誤導。葉書誤讀“泰和甲子”之紀年，將晦明軒列入“金時平水刻書之盛”條，其謬已具前文。又舉“平陽張存惠堂，至元初元刻《經史證類大觀本草》三十卷，見楊《志》”，列入“元時書坊刻書之盛”條，以爲張氏入元以後仍刻書。查葉氏所引楊守敬《日本訪書志》原文，有“至元初平陽張存惠重刻政和本，始增入《衍義》”一語（跋元大德刊本《經史證類大觀本草》），葉氏殆即本此。然楊氏所稱“至元初”，乃謂至於元朝初年，非謂 “至元”年間[21]，葉氏誤讀二字爲年號，以致其謬。所謂至元年間張存惠刻本《大觀本草》，乃子虛烏有之事。葉氏《書林清話》，爲有清一代書志之類編，輾轉相引，謬誤頻出，非盡出於目驗原書有所心得者。學者在引用其書中材料時，不可不慎擇。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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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永新，《金元平水注疏合刻本研究——兼論注疏合刻的時間問題》，《文史》，2011年第3期

金菊園，《少微通鑑早期版本研究——以宋元時代的文本演變爲中心》，復旦大學古籍所中國古典文獻學碩士論文，2013

傅駿，《金元通鑑學之研究》，復旦大學歷史系中國古代史博士論文，2007

附：弋彀英行年表1201-1234早年問學及中年遭亂時期1201辛酉 金泰和元年 生於汝州之梁縣。

元好問《臨海弋公阡表》：“公諱潤，字天澤，姓弋氏，系出臨海占籍汝州之梁縣者，不知其幾昭穆矣。……男三人：長彀英。”

1221 辛巳 金興定十四年 二十歲 此前從程天益問學於寶豐山庵羅寺，文學行義，髙出時輩。

《臨海弋公阡表》：“（彀英）師事程内翰天益。未冠，爲鄉府所薦，再赴簾試。文學行義，髙出時輩。” 又《送弋唐佐還平陽》詩有“我從商餘之山過庵羅，聞君六經百家富研摩”之句，自注曰：“寶豐山中有庵羅寺，唐佐嘗從程内翰天益問學於此。”遺山於正大三年從商州至南陽，殆即此時過庵羅寺，而注謂“唐佐嘗從程内翰天益問學於此”，可知其從程天益問學在此之前。《弋公阡表》云“未冠”，則在二十歲前。

王天祐《弋彀神道碑》：“公幼習詞賦舉業，高出時輩，場屋有聲”。又蒙古憲宗三年所立《潞州亞嶽廟靈應記》，題“汝陽進士弋彀英書丹”。

1232壬辰 金哀宗天興元年 三十一歲 兵間以功授本州防禦副使。河南破，父弋潤投水自盡。彀英奔走逃難。

《臨海弋公阡表》：“兵間以功授本州防禦副使。”

“壬辰，河南破，公挈家避於西山。山栅破，公家亦被驅逐，一卒見公稠人中，請於主帥云：'此吾鄉善士，其縱遣之。’帥遣公舉家去。是夜所俘悉阬之，里社爲空，公家獨全。親舊嘆曰：'爲善之報，見之今日矣。’明年春，鄉郡游騎遍滿，公自度不能受辱，乃自投水中。”

《神道碑》：“當金祚垂亡，天兵南下，流離竄伏，百死一生。”

（編年存疑）元好問作《答弋唐佐》詩贈之。

元好問《答弋唐佐》（魯山人，有志道學）：“遭亂無安地，分憂得若人。鄉鄰存世譜，骨肉到情親。信默餘天粹，咀嚅有道真。懷哉沂水上，同詠舞雩春。”

案李光廷《廣元遺山年譜》編此詩於正大三年，謂《送弋唐佐還平陽》“我從商餘之山過庵羅，聞君六經百家富研摩”即此時。正大三年（丙戊，1226），唐佐二十五歲，遺山詩中稱“鄉鄰存世譜，骨肉到情親”云云，似嫌太早。且詩又云“遭亂無安地”，則所言似金亡之後。編年暫放此。

1235-1260間 館於蒙古新貴富賈之家時期

《神道碑》：“亂後北渡，遊歷燕晉間”、“厥後歷館諸相之門，居賓師之位”。

1235乙未 蒙古太宗七年 三十四歲前後 館於楊惟中家，協之板行《四書》。

《神道碑》：“會中書楊侯彥誠奉旨搜訪遺逸，一見如故，首以公應命，隨館於家，命誨諸子。公病世之學者汩於功利，失本末先後次序，思有以革其舊染之污，朝夕傅導。版行《四書》，其力居多。”

案《元史·楊惟中傳》：“楊惟中，字彥誠，弘州人。……皇子闊出伐宋，命惟中於軍前行中書省事，克宋棗陽、光化等軍，光、隨、郢、復等州，及襄陽、德安府，凡得名士數十人，收伊洛諸書，送燕都，立宋大儒周敦頤祠，建太極書院，延儒士趙復、王粹等講授其間，遂通聖賢學，慨然欲以道濟天下。拜中書令。”案皇子闊出伐宋在蒙古太宗七年（1235），則楊惟中奉旨搜訪遺逸而遇彀英，亦在此數年間。

楊中書版《四書》，《元文類》卷六十姚燧《中書左丞姚文獻公神道碑》言及：“又汲汲以化民成俗爲心，自版《小學書》、《語孟或問》、《家禮》，俾楊中書版《四書》、田和卿尚書版《聲詩折衷》、《易程傳》、《書蔡傳》、《春秋胡傳》，皆于燕。又以《小學書》流布未廣，敎弟子楊古爲沈氏活版，與《近思録》、《東萊經史論說》諸書，散之四方。”其書今不傳。

1239己亥 蒙古太宗十一年 三十八歲 會元好問於銅鞮，觀薛收《隋故徵君文中子碣銘》碑石。遺山作《送弋唐佐、董彦寛南歸》詩贈之。

元好問《送弋唐佐、董彦寛南歸》（且爲潞府諸公一笑）：“河汾續經名自重，附會人嫌迫周孔。史臣補傳久已出，浮議至今猶洶洶。薛收文志誰所傳，貴甚竹書開汲冢。沁州破後石故在，爲礎爲矼吾亦恐。暑涂十日來一觀，面色爲黧足爲腫。淡公淡癖何所笑，但笑弋卿堅又勇。自言浪走固無益，遠勝閉門親細冗。摩挲石刻喜不勝，忘卻崎嶇在岡隴。潞人本淡新有社，淡事重重非一種。有人六月訪琴材，不爲留難仍從臾。懸知蠟本入渠手，四座色揚神爲竦。他時記籍社中人，流外更須增一董。”

案“薛收文志誰所傳，貴甚竹書開汲冢”，指薛收所撰《隋故徵君文中子碣銘》碑石在此地出土。遺山《銅鞮次村道中》詩云：“河汾紹絶業，疑信紛莫整。銘石出壙中，昧者宜少警。少時曾一讀，過眼不再省。”此詩云“暑涂十日來一觀”、“摩挲石刻喜不勝”，是與彀英來觀此石刻。繆鉞《元遺山年譜彙纂》曰：“本集卷二《銅鞮次村道中》'武鄉有便道，故繞銅鞮境。渉險良獨難，又復觸隆景。’蓋先生是年由濟源北歸，繞道銅鞮時已至夏也。”此詩當作於己亥年。

1243癸卯 蒙古乃馬真后三年 四十二歲 爲其師王好古校刻《陰證略例》一書。

元代醫家王好古所著《陰證略例》，有麻革信之癸卯歲序，序後署“門人皇甫黻、張純、宋廷圭、張可、弋彀英同校正”。可知唐佐醫術受自王好古。

又《神道碑》：“凡百技藝，無不研覈精緻。至於軒岐之數，洞達奧妙，然公視之，乃餘事耳。”知彀英擅長醫術。

1249己酉 蒙古海迷失后元年 四十八歲 爲張存惠校刻《重修政和經史證類備用本草》三十卷（殆已館於其家）。

《證類本草》劉祁後序曰：“今歲游平水，會郡人張存惠魏卿介吾友弋君唐佐來，言其家重刊《證類本草》已出，及增入宋人寇奭《衍義》，完焉新書，求爲序引，因爲書其後，己酉中秋日雲中劉祁云。”彀英爲王好古門人，精於醫術，此時殆已館於張存惠家，校刻此書，當爲出力。

訪元好問，遺山作《送弋唐佐還平陽》詩贈之。

《遺山文集》卷五《送弋唐佐還平陽》：“我從商餘之山過庵羅，聞君六經百家富研摩。會最上指冠巍峩，豈肯俯首春官科。覃懷變生十載後，我時避兵方北走。通家弋宋共有無，行輩許之爲老友。晉州一書君肯来，握手大笑心顔開。春風着人不覺醉，快卷更須三百杯。鶴骨騫飛法當夀，况是丹房藥鏡留心久。崑崙神泉蓡朮芝，乞與餘膏潤衰朽。天府學士登瀛洲，松頂仙人垂直鈎。愛君直欲抵死留，自言世事非所求。千古黄金鑛中淚，不獨盧仝并馬異。蘇州韋郎交分深，香山白傅金玉音，借渠兩詩寫我心。相知非不多，但苦心不同。同心一人去，坐覺長安空。離愁何從生，生從情愛中。不見行路人，拂袖自西東。汾流滔滔兮日千里，青眼高歌吾老矣。（寶豐山中有庵羅寺，唐佐嘗從程内翰天益問學於此。）”

案狄寶心先生考之曰：詩有“覃懷變生十載後，我時避兵北方走……晉州一書君肯來，握手大笑心顏開”句。晉州，唐州名，即今臨汾市。覃懷，指懷州，今河南省沁陽市。本集卷二十二《史邦直墓表》謂碑主卒於戊戌十二月二十有六日，“邦直歿之七日而懷州亂，老幼奔潰，城爲之空”。“覃懷變生”指此。下推十年，知詩與文作於蒙古海迷失后元年己酉。（見狄寶心校注《元好問文編年校注》，中華書局，2012，頁1018）

1253 癸丑 蒙古憲宗三年 五十二歲 館於張存惠家，校刻《增節標目音註精議資治通鑑》一百二十卷，請元好問作序。

元好問《集諸家通鑑節要序》：“汝下弋唐佐，集諸家《通鑑》成一書，以東萊吕氏《節要》爲斷，增入《外紀》、甲子譜年、目録、《考異》、《舉要曆（法）》，及與道原史事問答、古輿地圖、帝王世系、釋音、温公以後諸儒論辨，若事類、若史傳終始括要，又皆科舉家附益之者，爲卷百有二十，凡二百餘萬言。唐佐學有源委，讀書論文，精玩旨意，隨疑訂正，必理順而後已，故其所編次，部居條流，截然不亂。時授舘平陽張存惠魏卿家，張精于星曆之學，州里以好事見稱，請爲唐佐鋟木以傳。”

其書刊刻，始於該年孟冬朔日，畢於乙卯歲（1255）季秋朔日。

爲《潞州亞嶽廟靈應記》書丹。

《潞州亞嶽廟靈應記》，寓覃懷竹軒申鼎撰，汝陽進士弋彀英書丹，上黨郭國材篆額。癸丑年四月初四日立石。（清胡聘之《山右石刻叢編》卷二十四）

胡聘之曰：“《遺山集·臨海弋公阡表》：'系出臨海，占籍汝州之梁縣。子彀英，未冠爲鄉府所薦，再赴簾試。’至元四年彀英撰《重修汾東王廟碑》，題銜爲宣授太原路提舉學校官。《元史·選舉志》中統二年始置諸路學校官，碑立癸丑，實元憲宗三年，彀英時未仕元，故仍題進士。”

1256丙辰 憲宗六年 五十五歲 撰《杜元帥祠堂記》（一名《故沁州長官贈沁陽公杜君祠堂記》）

成化《山西通志》卷十四載弋彀撰《杜元帥祠堂記》，謂“弋彀，汝陽人，元太原提學。”不載年月。《（乾隆）汾州府志》卷二十九收有元弋彀《故沁州長官贈沁陽公杜君祠堂記》，即前者，末題“歲丙辰七月二十五日記”

又元李鼎《大朝宣授沁州長官贈沁陽公神道碑銘》（《（光緒）平遥縣志》卷十一），謂杜公丙辰夏五月三日薨於平陽之私館，明年三月奉命贈今號，沁之耆老士庶遂爲之建祠，“其後落成之日，請名士弋公唐佐作文以記其實”。據其文則此記似作於次年憲宗七年（1257）。

1261-1289出仕元朝，任太原路提學時期1261辛酉 元中統二年 六十歲 出仕元朝，任奉訓大夫、太原路提學

《神道碑》：“逮中統建元，尋授奉訓大夫、太原路提學。白麻既出，士林無不相慶。下車之始，倡明正學，盪滌餘習，文風爲之一新。”

案《元史·選舉志》中統二年始置諸路學校官，殆即當年出仕元朝。此後所見弋彀英之名多作弋彀，殆出仕新朝時省一字。

又見明正德《汝州志·人物》載元朝有“弋毅”，謂“梁縣人，舉進士第。任太康路學提舉，倡明正學，文風大振”，案元朝行省無太康路，疑“太康路”爲“太原路”、“弋毅”爲“弋彀”之誤，所言“倡明正學，文風大振”云云，與《神道碑》文辭相似。《明一統志》、《（雍正）河南通志》亦沿襲此條，又誤作“戈毅”。檢清道光《直隸汝州全志·人物》，則已立“弋彀”條，並訂正舊志之誤：“按舊志'弋’訛作'戈’，'彀’訛作'毅’，'唐佐’訛作'唐祥’，'太原路提學’訛作'太康路提舉’，今據採訪趙文運查明更正之。”其說是也。

1262壬戌 中統三年 六十一歲 撰《清和妙道廣化真人尹宗師碑銘》（此碑立石在至元元年1264）。

元李道謙《甘水仙源録》卷三載《清和妙道廣化真人尹宗師碑銘（并序）》，汝陽弋彀撰。碑文曰：“遂以中統三年十月吉日徵文於汝陽弋彀。”此碑立石則在至元元年（1264）。清陳銘珪《長春道教源流》卷四：“此碑在陝西盩厔，云汝陽弋彀撰，末云至元元年十月二十三日。考《元遺山集·弋公表》云'弋唐佐，名彀英，汝州人，文學行義，高岀時輩’，當即其人。遺山又有《送弋唐佐南歸》詩。”

1267丁卯 至元四年 六十六歲 撰《重修汾東王廟記》

《山右石刻叢編》卷二十五載《重修汾東王廟記》：“今在太原縣晉祠，題“宣授太原路提舉學校官弋彀撰”，末署“至元丁卯孟秋朔日汝陽弋彀載拜謹記”。明高汝行《（嘉靖）太原縣志》卷五亦載碑文，謂至元四年建。

胡聘之曰：“《通志·金石》記《沁州長官杜豐記》撰文之弋彀英，碑書爲弋彀，蓋出仕時省一字。《選舉志》中統二年始命置諸路提舉學校官，碑立至元四年，故彀得以提舉學校入銜。”

1289 己丑 至元二十六年 卒，春秋八十有八。

《神道碑》：“晚歲退居覃懷，琴書自娛。於至元己丑正月二十有九日，終於私第之正寢，春秋八十有八”

1303 癸卯 大德七年 遷葬於汝陽之先塋

《神道碑》：“大德七年十二月初七日，遷公柩歸葬於汝陽之先塋，禮也。”

注釋：[1] 蒙古定宗無四年，“定宗四年”之說，實源自《中國版刻圖錄》之著錄，其注曰：“定宗在位三年，其後兩年未立嗣君，爲方便計，圖版標題仍稱定宗四年。”[2] 見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卷十四“證類本草”條，清嘉慶刻本。又錢氏《潛研堂集》卷三十《跋重修政和證類本草》同。[3] 王肇文編，《古籍宋元刊工姓名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4] 張秀民著，韓琦增訂《中國印刷史》，元代平陽刻書章，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頁201。

[5] 沈津先生謂：“拙著《書城挹翠錄》第131頁'宋刻本《大般若波羅蜜多經》五種’有考。”《讀中國版本文化叢書——由佛經版本而想到的 》。《書城風弦錄：沈津讀書筆記》，沈津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頁283。

[6] 王重民，《中國善本書提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頁407。

[7] 元好問《中州集》戊集第五《劉鄧州祖謙》小傳，謂“子敏仲，今在平陽”，或即此刻書之劉敏仲。劉祖謙當過監察御史、右司都事、武勝軍節度副使、翰林修撰，家多藏書金石。

[8] 王重民，《中國善本書提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頁253。“平陽□家敬印”，有編者注：“據《中國古典文學版畫選集》上所載《隋朝窈窕呈傾國之芳容》圖，題爲'平陽姬家彫印’。”

[9]（明）胡謐編，《山西通志》，民國二十二年景鈔明成化十一年刻本。

[10] 道光《直隸汝州全志》卷九《古蹟》“元弋彀墓”條，謂“在時家屯前，墓不可考，僅存有碑碣而已”，下錄王天祐所撰《神道碑》，末署“時元至正壬午春三月孫崇禮立石”。

[11] 舊志又或誤其名氏作“弋毅”、“戈毅”。明正德《汝州志·人物》載元朝有“弋毅”，謂“梁縣人，舉進士第。任太康路學提舉，倡明正學，文風大振”。清道光《直隸汝州全志·人物》“弋彀”條曰：“按舊志'弋’訛作'戈’，'彀’訛作'毅’，'唐佐’訛作'唐祥’，'太原路提學’訛作'太康路提舉’，今據採訪趙文運查明更正之。”其說是也。元朝行省無太康路，“太康路”爲“太原路”之誤，所言“倡明正學，文風大振”云云，與《弋彀神道碑》文辭相似，“弋毅”即“弋彀”之誤。《明一統志》、《（雍正）河南通志》亦沿襲舊志，又誤作“戈毅”。（《正德汝州志》，1963年上海古籍書店《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影印本）

[12] 即所謂“楊中書版《四書》”。《元文類》卷六十姚燧《中書左丞姚文獻公神道碑》曾言及：“又汲汲以化民成俗爲心，自版《小學書》、《語孟或問》、《家禮》，俾楊中書版《四書》、田和卿尚書版《聲詩折衷》、《易程傳》、《書蔡傳》、《春秋胡傳》，皆于燕。又以《小學書》流布未廣，敎弟子楊古爲沈氏活版，與《近思録》、《東萊經史論說》諸書，散之四方。”今不傳。

[13]（元）王好古撰，《陰證略例》，《續修四庫全書》影印光緒間歸安陸氏《十萬卷樓叢書》本

[14] 王重民，《中國善本書提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頁91。

[15] 金菊園兄認爲此序並非原書所有，疑點有四：一、《遺山文集》之標題作《集諸家通鑑節要序》，與刻本書名不同。二、卷首其他各序在目錄中均被詳細列明，唯獨不見元序。三、根據藏書印記判斷，元序後的神宗御製序首頁及以下各卷多鈐有汲古閣、季振宜兩家的藏書印，而元序首頁所鈐最早的藏書印爲“安樂堂藏書記”、“怡府世寶”，爲清怡親王藏印，元序被附入的時間在自季氏散出之後。四、抄序末署“泰和甲子下癸丑秋九月朔日河東人元好問謹序”，與張存惠的刊刻識語署“泰和甲子下癸丑歲”時間重合。但是在本集中此序末署“年月日河東人元某謹序”，沒有具體的日期，抄序所署時間很可能是參考識語偽造的。參見金菊園《少微通鑑早期版本研究——以宋元時代的文本演變爲中心》，復旦大學古籍所中國古典文獻學碩士論文，2013，上篇第一節“現存宋人節本的同源性”各節本之介紹，頁13。

[16] 宋刻本《呂大著點校標抹增節備註資治通鑑》一百二十卷（現藏中國國家圖書館，《中華再造善本》影印），所存的九十六卷亦有《通鑑君臣事要總紀》（卷九至卷十二）、《外紀》（卷十三），其殘闕的卷一至卷八，很可能便是《通鑑釋例》、圖說、《舉要曆》、《紀傳始終要括》等。此外，宋刻本《入注附音司馬溫公資治通鑑綱目》（現藏上海辭書出版社圖書館，《中華再造善本》影印），亦有歷朝帝王授受譜系諸圖（但無地理諸圖），與《增節通鑑》卷二圖說各圖基本相同，卷末所附“歷代帝王多出黃帝……實基於此”一段敘述文字亦同。故這些內容的合刻，應在南宋或更早之時已完成。

[17] 據金菊園《少微通鑑早期版本研究——以宋元時代的文本演變爲中心》一文研究，今傳世各家刪節《通鑑》皆爲同源，呂東萊、陸唐老、少微先生等皆書商之託名而已。

[18] 《增節通鑑》對史文和註釋皆有所增加，如張存惠刻書木記所言：“然其間聞人異事，嘉言善行，間有遺脫者，證以監本，悉爲補入。”

[19] 此書前人皆認定爲金刻本。後有趙衍後序，題“丙辰秋碣石趙衍題”，序中稱：“龍山先生爲文章，法六經，尚奇語，詩極精深，體備諸家。”“雙溪中書君，詩鳴於世，得賀最深。嘗與龍山論詩及賀，出所藏舊本，乃司馬溫公物也，然亦不無少異，龍山因之校定，且曰喜賀者尚少，況其作者耶。意欲刊行，以廣其傳，冀有知之者。會病不起，余與伯成緒其志而爲之。”此書前人多從何義門所考，謂龍山先生爲金朝劉仲尹，字致君，蓋州人，有《龍山集》。據元好問《中州集》劉龍山小傳，其爲正隆二年（1157）進士，則刻書之丙辰爲承安元年（1196），故前人定之爲金刻。今人則考“雙溪中書君”指丞相耶律鑄，“龍山先生”指呂鯤，皆元初人，故定此本爲蒙古刻本。

[20]唐佐六十以後出始仕元朝，其授館刻書之時尚可稱遺民。

[21] 楊守敬於張存惠晦明軒刻本《證類本草》的刊刻年代絕無混淆。楊跋注云：“首有木記稱'泰和甲子下己酉冬南至晦明軒記’，錢竹汀考爲元定宗后稱制之年，其說至確。《提要》以爲金泰和刻本，誤。余別有詳考，載入成化刻《政和本草》之首。”（楊守敬《日本訪書志》卷九，清光緒刻本）

【作者简介】

林振岳，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助理教授。研究方向：中国古典文献学、版本目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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