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辽西走廊傍海路从中断走向兴盛的读书心得

前言

明清时期，辽西走廊傍海路从中断走向兴盛，不难发现其变化与两代政府经略边疆的政策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明初，纳哈出部仍固守辽西地区，辽西走廊傍海路无法顺畅通行，只能改走“登莱海路”运输粮饷。直到洪武二十年（1387年）残元势力被基本清除辽西走廊傍海陆路才得以通畅。为巩固边防，北御蒙古，明朝政府专门设立了辽东都司用以管辖辽东境内政务，并在前代基础上完善了辽东地区驿传系统以确保政令通行。随着永乐迁都北京，政治重心转移。辽西傍海路作为辽东地区咽喉要道，出于军事防御及巩固统治需要，明王朝不断在傍海路沿线修筑军事堡垒，加大对其营建力度。入清后，清政府对辽西走廊傍海陆路的营建更甚于前代，究其原因离不开清代边疆格局的变化。边患的解决使辽西走廊傍海陆路从此畅通无阻，一跃成为沟通京师与东北的重要驿道。作为东巡御路，傍海路交通线路及路况条件皆得到了改善。而随着清王朝政策的改变，辽西走廊傍海路驿站军事功能逐渐衰弱，其经济功能则进一步凸显出来。

清代在继承前朝驿站的基础上，自天命年间起又逐渐在辽海地区开辟出一系列新驿路，直至康熙年间已经形成了以盛京为中心南北贯通，内外相连的交通体系。清代辽海地区驿路共7条，其中最为繁忙的便是辽西走廊傍海陆路即“盛京——山海关”一线，清代傍海路沿革明代，大体线路方向不变，沿线同样设13个驿站但具体站点有所调整。清代十分重视对驿传系统的管理，且由于东北地区位于边陲对清政府意义重大，故盛京驿站由驿丞专门管理，同时设置正副监督用以监察。辽海地区驿传最高长官初为盛京将军，后又改为盛京兵部侍郎。清政府还制定了一系列严苛繁杂的律例用以管理驿站等相关事务，也从侧面证明了东北地区驿传系统对于清政府经略东北之重要。入清以来，辽西走廊傍海陆路优势进一步凸显，成为京师通向东北地区最为重要的驿路。

相较于明代，清代辽西走廊傍海陆路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傍海路驿站线路有所调整。努尔哈赤修筑叠道，改变明代驿路自沈阳入关需绕道而行状况，同时还废去义州附近牵马岭驿，又“废盘山驿，裁闾阳驿”改从广宁站直至十三山站，极大缩短了行程。此外，傍海道驿路起点由原来的辽阳转移至盛京始。与明代相比，清代盛京地区已经不再处于边疆要塞，而是被视作“龙兴之地”。作为后金都城，盛京将军驻地，盛京无疑具有重要的军事政治地位，将其作为傍海路起点则是清代东北地区边疆格局变化的体现。第二，傍海路路况条件得以改善。从自然角度看，长久以来，辽河地区一直都是“每遇水雨，泥泞不通”。明代驿路不得不绕牛庄广宁而行，为改变曲折难行的驿道，努尔哈赤“命旗丁修除叠道，广可三丈”。驿道路况改善为“由辽河一百二十里直达沈阳，平坦如砥”。崇德年间又不断修筑扩宽叠道改善路况。

清入关后，皇帝东巡祭祖队伍通常从北京出发自河北穿越山海关沿辽西走廊傍海路东北而行，途径绥中、兴城、锦州等城至盛京谒陵祭祖后，再经山海关返回北京。“盛京——山海关”一线作为康熙帝、乾隆帝、嘉庆帝及道光帝四位皇帝的东巡御路又数次被修筑，沿线基础设施不断被完善。而从人文角度看，清政府实行“满蒙一家”的民族政策，曾困扰明王朝多时的蒙古边患问题不复存在，盛京地区不再是边疆要冲，这种改变也为傍海路沿线驿站的畅通无阻提供一定保障。路况条件的改善极大程度上提高了交通效率，为往来官民提供了便利。有清一代，辽海地区驿路特别是辽西走廊傍海陆路无论是驿站线路还是路况条件都有了很大的改善，更为重要的是驿站的经济功能更加突出，这与东北地区在清王朝战略地位上的特殊性不无关系。

明代为巩固边防，打击残元势力方设立辽东都司，在前代基础上修筑了一套完整的驿传系统以保证军情上传下达，物资顺利运输。而清自东北起家，终清一朝，东北地区尤其盛京的地位十分重要。除此之外，一直困扰明王朝多时的辽东边患问题在清朝亦不复存在。因此对于辽海地区的经略，明清两朝政府又不尽相同，明朝希望利用完整的驿传体系作为中央控制辽东都司并辅助军事防御的工具，而清王朝则更倾向于通过东北驿传系统维护龙兴之地和达到地域治理的目的。辽海地区战略形式的变化导致清代盛京地区驿站的军事功能大大下降，取而代之的则是驿路在经济、文化、民族交流方面的作用得到进一步强化。辽西走廊傍海陆路作为入清以来最为重要的道路，不仅承担着清代皇帝东巡的任务，更在经济交流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主要体现在沿线地区农贸繁荣，城镇开发以及商业沟通与地域交流等方面。

傍海路功能的转变，离不开以下几个因素：第一，清政府针对东北地区特殊的自然地理状况所执行的“以站养站”政策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辽西走廊傍海陆路沿线地区经济的发展。所谓“以站养站”就是指清政府希望驿丁在受政府差遣同时，依靠种地自给自足，满足基本的生活所需。驿丁及其家人皆居住在驿站，并在驿站附近开荒耕种。而随着驿站在东北地区广泛设立，驿丁群体的人口数量也不断扩大，清政府分配给驿丁的荒地范围和数量也随之增多，客观上促进了对辽海地区的开发。

第二，东北地区“流民”政策，促进了辽西地区开发。驿站功能的新发展并不仅与“以站养站”政策息息相关，更与清代东北“流民”涌入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长久以来，东北地区地广人稀，人烟稀少，尽管在清朝初期曾一度放开人口政策，但随着统治政策调整，清政府修筑柳条边开始封禁东北，乾隆时期更是完全禁止流民进入东北。但为总有为生计奔波的流民偷偷潜入东北，这些流民拖家带口却无处落脚，星罗棋布的驿站便成为其驻扎落脚的第一站，这些流民利用驿丁非法租出的荒地进行耕种以养家糊口，大量流民不断聚集在驿站附近进行耕作，进而在客观上促进了东北地区驿站沿线农业经济的发展。

第三，驿路沿线城镇兴起也促进了傍海路沿线驿站功能的转变。位于官署所在地和驿路交通要道的城镇往往会取得发展经济的先机，辽海地区也不例外，清政府早在乾隆年间便于辽西走廊傍海陆路沿线的锦州等地设立官署，营建城池，为沿线城镇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而伴随清朝后期政府对东北地区人口政策的调整，东北地区不再被严格封禁，大量关内移民随之涌入，同时由于内陆商贾络绎不绝，云集于此使得辽西走廊傍海陆路经济功能日渐突出，逐渐形成了以商贸重镇锦州为核心，宁远、锦西、广宁等为重要支点的区域城镇体系，体现了辽西走廊傍海路沿线驿站功能的转变。

结语

辽西走廊傍海路勃兴发展是明清边疆格局演变过程中政府政策导向下的缩影，体现中国古代王朝在边疆治理方面特有的政治智慧，其核心就是在全国范围内构建出一套能够高效传递政治军事信息以及经济物资的运输方式。明清两朝政府正是通过对驿路体系的不断完善，在整个辽海地区搭建起纵横交错的交通网络，并以此为触手，保证中央政策的有效传达，实现对疆域辽阔的国家的高效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