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队参谋长明升暗降，心怀不满离队遭处分，1955年仅授上校的古典文学

作者：东旭

1940年2月，晋察冀军区一分区传出一个爆炸性的消息：一支队参谋长杨上堃带领20多名战士叛离部队了！

我军对逃兵的处罚一向严厉，井冈山时期朱德的警卫员出逃，最后被红军包围，最终自决；1938年，新四军团长叶道志出走，被叶挺抓住直接枪毙。

更为严重的是，叶道志是因为跟上级产生矛盾，出走的目的地是延安，而杨上堃却出现在了敌占区附近。

叶道志出走只带了3个人，杨上堃出走带了20个人，而且都是一分区的骨干，如侦察科长、侦察股股长和侦察连长等。

事件发生后，军分区司令员杨成武非常恼火，彭德怀要求严惩。

但结果出人意料，杨上堃安然无恙，建国后还担任了军分区司令员。

杨上堃为什么要带人出走？为什么能从轻发落？

杨上堃出走的原因很简单，因为他原来担任晋察冀军区一分区一团参谋长，现在成了一支队参谋长，被降职了。

杨上堃担任一团参谋长的时候，一团团长是陈正湘；不久陈正湘刚被提拔为支队长，副团长外调，大家都以为团长非杨上堃莫属。

结果，杨成武让2营长宋玉琳当了团长，把杨上堃降到一支队参谋长的位置上。

其实这也并没有降级，而是升级，由团级升为旅级。但作为支队的参谋长，大多数情况下是配角，这让杨上堃感到非常没面子：我又没有犯错误，为啥把我明升暗降？

而侦察科长袁彪、侦察股股长罗昭辉也都是老红军，三个人还是老乡，私交很好。并且袁彪、罗昭辉认为，在杨成武的一分区他们表现很出色，立过不少战功。尤其是不久前的雁宿崖、黄土岭战斗，袁彪、罗昭辉及时为杨成武提供了可靠的情报，为战斗的胜利做出了不小贡献。

对于组织上的这个人事决定，杨上堃内心产生了不满情绪，袁彪、罗昭辉二人趁机煽风点火，表达同情。

在罗昭辉、袁彪的鼓动之下，杨上堃脑子发热，一天晚上带着20多个战士离开了一分区驻地。

杨成武得知杨上堃出走的消息，脑袋嗡地一下就大了，脑门开始冒汗。

因为一年多来，类似的事一分区已经发生两次，先是五支队司令赵侗叛变，再是第三支队司令赵玉昆投敌。

如今，类似的事再次发生，传出去确实影响太坏。

而且，这些人如果只是跑回军区向聂荣臻诉冤，这还好说。虽然事情难听一点，还不会闹出什么大的麻烦。

问题是，参谋长黄寿发报告说，杨上堃他们离开军分区，奔向了日军控制区保定！

杨成武得知后怎能不心急如焚？

更何况，一团的驻地在易县，距离保定不到八十公里，十个小时就能到达。

还有，一分区中有很多易县籍的战士，叛逃的赵玉昆就是易县的；如果两个人合起手来，策反这些战士，后果不堪设想。

杨成武得知消息后，顾不上吃早饭，立即作出安排，下令四个团的侦察连，同分区直属侦察连一起集合，然后穿上便装，由作战科副科长指挥，紧急赶往保定。

杨成武的原话是：“行动迅速，抢在他们前面赶到保定郊外，严密监视进城的所有通道，发现杨上堃他们立即捉拿，敢于顽抗，格杀勿论！”

这和当时叶挺发现叶道志出走时下达的命令有点像。

侦察兵熟悉地形，行动迅速，抢先一步到了保定不远的徐水县，守候在大小道路口。

杨上堃等人来到之后，发现了路口有可疑的便衣。杨上堃冲着手下使了个眼色，几个人躲进了路边一个村子。

侦察连的战士们立即尾随其后，将村子包围。

杨上堃一看心里发毛，开始动摇了，于是跟部下商量说：“要不我们回驻地吧。”

听他这么说，袁彪不乐意了：“你以为八路军是旅馆，想进就进，想出就出？”

“只要迈出这一步，就没有回头路，回去的话八成是要掉脑袋的，你难道不知？”罗昭辉也恼火地说。

杨上堃并不是不知道问题的严重性，他抱着侥幸心理。

他对二人说：“我们出去，不是投敌，是为了另起炉灶干革命，证明自己是有能力的。”

“再说，我们几个在长征中也算有功，回去之后会被从轻发落，杨司令会手下留情的。”

袁彪板着脸说：“说得轻巧，立功也是你的功劳大，我们不能跟你比；也许你能被从轻处理，我们就难说了。”

话虽如此，袁彪也明白，他们已经被侦察兵包围，肯定走不了。

怎么办？他灵机一动，想到一计。

袁彪一使眼色，他的手下一拥而上，把杨上堃、罗昭辉，还有侦察连长都被绑了起来，押往分区司令部。

袁彪告诉杨成武：“杨司令，杨上堃、罗昭辉他们投敌想拉上我，被我急中生智给控制了！”

此刻，杨成武心中高悬的石头终于落地。

虽然逃兵要严惩，但是杨成武没有权力处置，上报到了晋察冀军区聂荣臻那里。

不久，聂荣臻下令，将一行人押送到了阜平的晋察冀军区。

同时，聂荣臻也上报到了八路军总部。

彭德怀态度坚决，那就是必须严惩。

不然的话，其他人争相效仿，以后的兵还怎么带？

然而请示延安后，主席的态度却出人意料：

袁彪和罗昭辉主动投敌，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侦察连连长属于奉命随队行动，仅撤职。

杨上堃撤销职务，开除组织身份。

对此决定，很多人感到意外。

杨上堃职务最高，应该承担主要责任，为何处理最轻？

据杨上堃讲，当时他决定到保定去，不是投敌，而是想在那里拉起人马，继续抗日，证明自己的能力。

同时，根据战友们讲，杨上堃很忠诚，是个老实人。

因此，杨上堃事实上是受了袁彪和罗昭辉的蒙蔽，不该承担主要责任。

实际上，杨上堃也好，袁彪和罗昭辉也罢，他们一没有贪污、骚扰百姓，二没有勾结日寇，出卖我军机密，只是一念之差，想干大事。

无论有多少理由，脱离队伍是无法容忍的，因此袁彪和罗昭辉被杀，一点都不冤。

当然，杨上堃作为他们的领导，没有承担主要责任，不仅仅是因为他忠厚老实，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他的功劳太大。

杨上堃是久经考验的老红军，也是杨成武红二师老四团的骨干连长，为红军长征顺利到达陕北立下过汗马功劳。

杨上堃，江西兴国人，1914年出生，16岁就参加红军。

参加红军后，他忠心耿耿，在战场上出生入死，屡建奇功。

因此，杨上堃从一名战士，很快成长为红军的一个连长。

1934年10月，红军主力开始长征，遇到敌军围追堵截，为了掩护机关，杨上堃一马当先，在团长耿飙、政委杨成武的指挥下，率领二连战士，杀出一条血路，突破敌人沿江阵地，抢渡湘江，为红军大部队渡湘江开辟了一条通道。

12月下旬，红军几次渡乌江失败，又是杨上堃带着连队战士，抱着必死的决心，冒着枪弹冲了上去，成功上岸，为大部队渡江杀出一条生路。

强渡乌江，意义重大，杨上堃等10余人被授予“勇士”称号，每人获赠一套列宁服，上边绣着“军委奖励”4个大字。

在长征中，杨上堃的一连是开路先锋，是敢死队；他们是把脑袋别在裤腰上，哪一场恶仗都是一连首当其冲。

飞夺泸定桥的激战中，杨上堃的一连是第二梯队，任务是掩护突击队过桥。

他们的任务一点也不轻松，面临着敌人超过他们数倍。

经过一场激战，红四团终于抢渡大渡河，占据了泸定桥，为千军万马渡过天险大渡河打通了道路。

主席认定，这样一个为革命出生入死的同志，断然不会投敌，离开队伍只是一念之差。

因此主席力排众议，决定对杨上堃从宽处理。

一起出走的同伴被枪毙，自己却保住了性命，这大大出乎杨上堃意料，他也充分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决心改正错误。

主席在百忙中没有忘记这位有功之臣，安排他到陕北抗大学习。

抗大毕业后，杨上堃踌躇满志再上战场，来到了东北，最初的任务是“锄奸剿匪、武装民兵、发动群众”，为建立根据地做准备。

在剿匪中，杨上堃表现突出，耳熟能详的夹皮沟，就是他带领战士解放的。

建国后，杨上堃担任赣州军分区司令员一职，1955年被授衔上校。

事实证明，主席的决定是英明的，他赏罚分明，挽救了一名老战士，成就了一个将领。

当时杨上堃才26岁，还很年轻，谁在年轻时会不犯错？如果枪毙了，再也没有改错机会了。

而杨上堃经历过那次挫折之后，也确实吸取了教训。

有文章说，杨上堃对授衔上校感到不满，“将勋章绑到狗尾巴上”，其实这纯属虚构，根本经不起推敲。

授衔之后，杨上堃调任江西省军区参谋长，已经升职了，何来不满？

前面说过的叶道志，级别比杨上堃高得多，跟杨成武相当，如果不是被叶挺杀掉，建国后大概率也是一名上将。

当时被枪毙的时候，项英不在根据地，叶挺没有请示延安，结果悲剧了。这反过来证明了主席的英明。

不过，杨上堃的一时冲动，确实影响了他的一生。

第一团团长陈正湘、支队政委袁升平，1955年都是开国中将。

一团政委王道邦，因赵玉昆叛逃而被撤职查办，坐了两年没有任何职务的冷板凳之后，1955年授衔还是中将。

杨上堃如果没有出走，大概率是少将以上。